從〈諫逐客書〉看秦穆公的「交集創新」

秦始皇登基之年，韓國苦遭秦國的征伐。韓王就想到進獻水工鄭國修築運河，耗費秦國人力。鄭國在此指稱的不是國家，而是韓國的水利工程師。鄭國修築渠道，經過十年還未能完成。此時秦國的宗室開始藉由工程的拖延，歸罪於晉用外國人的政策。他們建議秦王，將國内的外國專家驅逐出境。遭到驅逐的人之一就是李斯。在即將被驅逐之際，他寫下了〈諫逐客書〉。從現代創新的觀點來看，〈諫逐客書〉就是在說秦穆公是如何進行「交集創新」的。簡單地說，交集創新就是集合不同的人才，盡可能地讓人才差異化，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文章提到秦穆公求人才的故事，每一段都很精彩。第一個上場的是百里奚，世人稱他為五羖大夫，因為他是秦穆公用五張黑羊皮換來的。在秦穆公知遇之前，百里奚的命運坎坷。他本是虞國大夫，晉獻公滅了虞國，百里奚成了俘虜。之後秦晉交好，晉獻公的公主下嫁秦穆公，而百里奚竟然成了隨行嫁妝。百里奚不甘，中途脫逃，到了楚國，被楚人虜獲。秦穆公從大夫公孫枝那兒了解，百里奚是個忠君的賢人，於是想用重金將他贖回。公孫枝勸阻：如果用重金，楚國一定知道秦國非常想要得到百里奚，反而不會放行。於是秦穆公就用了五張羊皮交換了百里奚。百里奚成為秦國大夫的時候，已經是七十老翁了。李斯文章中說秦穆公「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基本上都是百里奚擘畫的。

晉國公主下嫁秦穆公一事與公孫枝也有關聯。秦穆公派遣公子縶到晉國商談此一婚事。公子縶完成使命返回秦國的途中遇到了一名農夫。《東周列國志》說他「面如噀血，隆準虯鬚」，意思就是面色如噴血、高鼻梁、捲鬍。他正拿著鋤頭犁田。這鋤頭大得令人出奇，一下鋤，就掘地數尺。公子縶手下數人一起也扛不動。公子縶嘖嘖稱奇，認為他一定是個奇才。這人就是公孫枝。不過公孫枝雖然生得魁梧壯碩，但他對秦國最大的貢獻並不是帶兵遣將，而是奠定了禮樂教化，使秦國由蠻夷步入文明。秦國有了文明基礎之後，才有能力逐霸中原。

公孫枝推薦百里奚，而百里奚又推薦了蹇叔。在百里奚漂泊流離的過程中，蹇叔多次給予了正確的建議。百里奚在齊國流浪，本想跟隨殺了齊襄公而自立為君的公子無知。蹇叔勸阻。一個多月後，公子無知被殺。蹇叔建議百里奚不要跟隨虞公，百里奚不從，終究成為俘虜。這些建議讓百里奚知道蹇叔的識見。公孫枝無私地推薦百里奚，百里奚也見賢思齊，推薦蹇叔給秦穆公。蹇叔為秦穆公奠定了建立霸權的方針。

在此之前，秦國地處西陲，人民仍然有蠻夷之氣。經過三人的建設，脫胎換骨、稱霸中原、降服西戎。到了戰國時代，商鞅、張儀、范睢這些「外國人」在秦穆公建立的基礎上，不僅讓秦國成為一方霸主，更重要的是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上的創新，使得秦國的政經制度比起其他各國而言較為進步。而正是因為這些創新的政經制度，統一中國也就非秦國莫屬了。

李斯為我們歸納了「交集創新」的根本大法：「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大器，是交集創新最重要的人格特質。沒有了大器，不要說交集創新無法產生，也根本無法成就大事。

交集創新另外一個重要的因子是「守門員」。我們回頭再看看公孫枝、百里奚、蹇叔等人的故事。這些故事其實都有一個看似不重要、實則至為關鍵的人物：公子縶。被秦穆公派往尋找人才而找到公孫枝的是公子縶。迎娶晉獻公女、而得到百里奚的是公子縶（當然，公子縶並沒有善盡職責，讓百里奚逃亡而不以為意）。到楚國聘請百里奚的是公子縶。最後到宋國、帶著百里奚的密信、延攬蹇叔的也還是公子縶。換句話說，沒有公子縶為秦穆公跑腿，這幾個「多顧茅廬」的故事就無法串連。

現代創新理論所說的「守門員」除了要像公子縶一樣串連人才，也要能夠整合異質人才。她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區域。例如意大利北部的倫巴第就是。該地區是創新設計中心。無論是超跑還是時尚，都獨領風騷。研究者發現，在倫巴第，所有關於創新設計的元素不見得比其他地方好。像是大學、工作室、製造商等等，其他地區也都有類似不錯的群聚效應。讓倫巴第與眾不同的是這些元素彼此之間緊密的關聯：他們不僅是產銷夥伴關係，更重要的是她形成一個平臺，讓異質人才的才華灌注在產品之中，使得產品有著多樣性的生命力。我們再回頭比照秦穆公的故事。秦穆公加上公子縶的秦國，就成了春秋時代的倫巴第，他們所創造的，就是幫助他們稱霸西戎、超越時代的政經制度。而其過程，與其説是「守門」，不如説是一連串的選才、迎才、任才、整合人才。

向林肯學創新

林肯是政治家，但鮮爲人知的是，他也是位創新家。如果不是林肯的創新，美國南北戰爭鹿死誰手，尚難逆料。

林肯的創新之一就是他的戰爭融資。與我們所處的國家財政機制健全的時代不一樣，林肯進行南北戰爭，是沒有健全的財政系統的：他沒有中央銀行來發行足夠支付戰費的鈔票、沒有銀行管理體系、沒有統一的貨幣、也沒有稅收機構。但是最終，北方勝利的原因之一卻是她的財政。除了林肯一一將這些現代化的機制建立起來之外，他運用了一套有效的融資方法。

在南北戰爭之前，美國的國債銷售的對象都是機構投資人。一般老百姓是沒有機會購買國債的。然而，透過這樣的融資渠道，資金無法滿足龐大的戰爭需求。更雪上加霜的是，當時歐洲國家一致看好南方，所以不願資助北方。一八六二年，美國國會通過銷售五億元的國庫券（treasury note）。起初財政部自行銷售這筆龐大的債券，但是毫無成效。當時的財政部長切斯（Salmon P. Chase）就委託傑伊•庫克（Jay Cooke）進行銷售。銀行家庫克接到了這筆買賣，既喜且憂，一方面這筆承銷爲數龐大，庫克將賺取一大筆佣金。但是另外一方面華爾街當時仍然是富人俱樂部，恐怕無法消化五億元的國庫券。庫克了解到過去融資的方式成效不彰，於是訴諸普羅大眾。他除了將債券分拆為每張五十美元面額，同時雇用了兩千五百名中介，周遊在北方與西部各州進行銷售。他們甚至走向南方，只要當地為北軍佔領。從當代的術語來説，庫克進行了一回「巨群協作」（mass collaboration）。而驅動這股巨群協作力量的，則是豐厚的佣金。之前在賓夕法尼亞州的時候，庫克就已經了解「利」的力量。當時南北戰爭才剛開始，賓州決定舉債。庫克説服了賓州政府讓他負責銷售債券。庫克一方面高舉愛國的旗幟，可是另外一方面卻在所有的宣傳中強調，他所銷售的賓州債券不僅有6%的利潤，更重要的是這些利潤完全免稅。

庫克成功地完成了所有五億美元的債券銷售，北方因爲這筆經費而避免了財務泥淖。至於南方，因為完全缺乏這樣的財務槓杆機制，軍費就成了拖垮戰爭的累贅。南方的一位將領寫道：「我們不是被北方的士兵打敗的，是被北方的金融打敗的。」

庫克同時也改變了美國人民的財務結構。在戰爭之前，美國人不到1%持有各種形式的證券，床墊是人民存放現金的地方。但光是庫克就將債券銷售給了5%的美國北方居民。之後林肯建立美國全國的銀行管理體系，民眾在銀行存款才成了常態。

除了財政創新之外，林肯也是科技創新者。他採用的第一項致命的發明就是鐵路。光是其中一項命令，林肯就運用鐵路運送了兩萬五千名士兵到南方前線。當時一般公路必須用上兩個月，而鐵路只需要七天。僅僅一條鐵路每日運送的軍需品就可達八百噸。爲了應付戰時的調度，林肯將全國鐵路收歸國有，這兩萬四千英里的鐵路網，就成了他無孔不入的大動脈。而南方僅僅有九百英里，並且在掌握在私人手中，南方政府無從調度。

林肯的第二項科技創新就是電報。今天我們使用電子郵件與世界各地的朋友溝通，而林肯就運用當時最先進的科技—電報，來管理他的戰爭。林肯第一次接觸電報是1857年。電燈要在22年之後才發明。也就是說，當時電力還是一個模糊不清的科學觀念，相當於我們今天認知的量子力學。但林肯馬上就認識到電報的作用，立即將他納為戰爭工具，以此發號施令。在一八六四年格蘭特（Ulysses Grant）成爲指揮官之前，北方缺乏一位縱橫全局的良將。當時林肯幾乎是運用電報直接指揮前綫作戰。南軍的將領傑克遜（"Stonewall" Jackson）曾經一度逼近首都華盛頓，是林肯親自運用電報調兵遣將才化解了首都危機。在格蘭特成爲北軍統帥之後，電報成了兩人之間溝通戰略、分析戰情的工具。當時美國五萬英里的電報線，也就成爲林肯第二條無孔不入的大動脈。第一條鐵路大動脈運送物資人力，而第二條電報大動脈則以光速傳輸信息。

他在蓋玆堡演説（Gettysburg Address）中揭櫫的民有、民治、民享，成為中華民國、法國等許多國家的憲法基礎。他認為，這樣的國家永不滅絕。他又説，「八十七年前，我們的祖先創造了這個崇尚自由的新國家，並且致力闡揚人類生而平等的原則。」即使這些話，也反映了林肯創新般的先知灼見。第一，作為民主真諦的民有、民治、民享，在人類歷史上從來不曾經過實踐、認證。從美國革命開始，就只有美國是不間斷的民主國家，即使發生大革命的法國，在林肯蓋玆堡演説時，正處於第二帝國；英國正是維多利亞女王瘋狂的帝國主義時代；比利時的利奥波德二世（King Leopold II）正準備掠奪剛果的資源，導致一千五百萬人死亡；俄國則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農奴問題困擾。第二，美國國父們所寫下的「人類生而平等的原則」並沒有包括黑奴，但林肯卻將這話做了創新的闡釋、成為解放黑奴的偉人。

古騰堡的啓示

一九九九年，美國藝術與娛樂（A&E）頻道推選古騰堡為千禧年的第一號人物。一九九七年，《時代•生活》雜誌選出他的印刷術為世界第二個千禧年最重要的發明。為什麼一樁今天看來不算複雜的發明，卻可以成爲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中國的四大發明至今只能成爲教科書中的緬懷呢？在選出古騰堡作爲世紀人物的時候，難道這些外國組織沒有想到印刷術其實是中國人的發明嗎？

在中國歷史上，印刷術經歷了許多次技術革新。根據歷史記載，木版印刷在第七世紀的時候就發明了。斯坦因整理敦煌文物的時候發現了現存最早的印刷書本，成於公元八六八年，現存大英博物館。五代十國，也就是十世紀的時候，宰相馮道主持大型印刷工程，一百三十冊的儒家經典印成書籍。同時期民間也大興印刷事業。其中一份當時印製的佛經，至今尚保存四十萬份。至於活版印刷，中國至晚在十一世紀前半就已經發明了。沈括的《夢溪筆談》在一〇八六年出版，就記載了畢昇的活版印刷術。不過畢昇的活版技術有個缺點，就是質料。他採取膠泥，但是膠泥並不適合大量印刷。木質活版印刷是到了元代（1271 – 1368）由王禎發明。到了一四九〇，華燧發明了銅質活版印刷。

這些犖犖史話都説明了，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印刷術的歷史就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事實上印刷術在整個人類歷史、甚至是創新史上，中國都沒有任何舉足輕重的地位。

爲什麽？因爲中國的印刷術欠缺了一個無論從歷史還是創新角度來看一個重要的元素：社會影響。

一四五二年，古騰堡那台印刷機開始運轉。他從一四三九年開始使用活版印刷，到了一四五〇年，透過從福斯特那兒的資金，八千荷蘭盾，相當於今日的一百萬美金，「印刷」開始成為產業。古騰堡是否從中國那兒得到技術基礎或是靈感，學術界至今爭論不休。但這已經不重要了，因爲古騰堡的影響遠遠超過馮道、畢昇、王禎、華燧的總合。

除了是金屬活版之外，古騰堡的發明展現了另一種創新特質。在單純的印刷術之上，他的發明有著「支援性」的技術以及與社會發展的融合性。首先，他也發明了活版的大量生産法。也就是說，不僅印刷大量產出，印刷工具也大量生産。這個關鍵發明讓古騰堡印刷術成為「傳播知識」的工具，而不只是「複製」的工具。她將生産工具從少數人手中解放開來，使得每個人都可以印刷、都可以傳播自己覺得值得傳播的想法。

第二，他改良了當時酒莊的榨汁機，成為印刷壓板。這個看似雕蟲小技的技術結合，卻讓印刷術成為真正現代意義上的生産線，並且大為提升印刷的品質。再加上他使用油質墨印，使得印刷品歷久不壞。從生産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古騰堡改良印刷字模，延長了生産上「固定投入」的壽命，並且容許不同的組合、印製不同的成品。而他引進壓板技術，則讓「變動投入」的生産力大為提升，讓大量生産成為可能。這兩項「融合創新」讓印刷術改頭換面，成為大眾傳播工具。

第三，除了結合技術之外，古騰堡結合了財務槓杆：福斯特的資金浥注。這不僅讓古騰堡的技術得以發展，更讓印刷術成為產業。

除了以上三點，要讓古騰堡的創新在歷史上永垂不朽，還需要社會條件的配合。在古騰堡研發印刷術之時，歐洲已經對於大量印刷有所需求，那就是《聖經》。但之前一本《聖經》大約要花上一個抄寫員一年的時間。古騰堡的印刷機速度快上兩千倍。五十年間，兩千萬本書印製出來。除了《聖經》之外，還有兩本印刷品改變了歷史。第一是馬可波羅口述的《東方見聞錄》，第二是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前者是當時僅次於《聖經》的暢銷書，刺激了哥倫布的遠航。而後者則導致了宗教革命，改寫人類的歷史。

那麽爲什麽中國人發明的印刷術卻只能在歷史上聊備一格呢？首先，中文活版印刷需要一個字一個字模。有多少中文字就必須最少有一樣多的字模。但歐洲的拼音文字卻只需要二十幾個字母組合就行了。這個先天的局限使得活版印刷相對於整版印刷，並不能夠提升多大的生産力。而限制在整版印刷的結果，就是印刷品的種類有限，使得知識依舊局限在「印刷版」當中，印刷的功能就只是複製已經有的知識，而很難傳播新的知識。此外，泥版與墨汁的材質問題，使得印刷版與印刷成品都無法持久。

與這個先天限制交互為用的，則是中國的社會結構。西方有著《聖經》作為持續的需求，而且這種需求是民間的。但是中國的印刷術卻欠缺這樣的社會需求。除此之外，《東方見聞錄》因為印刷術而暢銷，間接導致美洲的發現；《九十五條論綱》因為印刷術而流傳，直接造成宗教改革。歐洲的社會結構讓印刷術可以超越「複製古籍」的功能，誘發各種創新活動、成為「資訊時代」的領航者、進而改變社會。這些都是在中國專制王權底下所不可能發生的。

創新需要社會與制度條件配合

中國的四大發明一直為我們所稱頌，但是這四大發明卻沒有一樣對現代社會造成深刻的影響。它們供人憑弔的意義遠高於實質意義。原因就是中國缺乏扶植與持續創新的社會條件與制度。

四大發明當中的印刷術就是一個顯例。中國的印刷術源遠流長，但是從來沒有形成一個產業，但古騰堡發明的印刷術卻促成了美洲大發現以及宗教改革。後者可以説是歐洲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此外火藥的命運也類似印刷術：中國的火藥固然讓朱元璋成功打敗蒙古人，但也一樣沒有形成產業。

這兩項發明在中國沒能形成產業有個共同的致命點，就是沒能造成關鍵突破。印刷術的關鍵突破是印刷模板的複製，而火藥的關鍵突破則是槍支的精確度。這兩項在中國都闕如。那又是爲什麽沒能突破呢？

我們知道，需要為發明之母。如果一個社會對於創新沒有需求，那麽創新自然沒有理由無端產生。中國正是這樣的社會。中國社會是穩定的農業社會，這個社會生存的首要目標是穩定，而不是發展。政府首要的目標是滿足大多數人既有的需要，而不是創造需要。這樣的社會自然不會將創新擺在第一要務。

但是中國歷史上也不是沒有超越發明層次的創新（四大發明是發明，而不是創新）。宋朝的汝窯就是最好的例子。二〇一二年四月四日蘇富比的春季交易會上，一件名為「北宋汝窯天青釉葵花洗」的瓷器作品是眾多買家與新聞界的焦點。蘇富比自行估價，它的價值應該在六千萬到八千萬港元之間。出乎意外地，它最終以兩億港元成交。 全世界僅存的汝窯瓷不出七十件。她成色雨過天青，質地晶瑩剔透；文人雅士觀之，想像到「雨過天青雲破處」；收藏家觀之，則感受到清漣濯出，不脫流俗的價值。

既然汝窯如此珍貴，後人為什麼不複製？理由十分簡單：無法複製。我們僅僅知道，汝窯瓷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矽），也知道因為燒成的溫度不同、胚胎與釉的密度與承受壓力的不同，導致變紋與變色，成為汝窯瓷的特色。除此之外，便一無所知。那麽爲什麽從宋朝盛世之後，汝窯的技術就失傳了呢？這也是一個社會需求的問題。汝窯的需求來自於帝王公卿，並不是民間自發性的需求。中國民間的需求依然不出小農經濟。也就是說，只要需求不是自下而上，就算是有著短暫的創新，不消多時也會灰飛煙滅。

為了遠大的理想，無論是宗教改革、發現新航線、還是僅僅是為了累積財富、分散風險（例如股份制），西方的需求都有著民間力量作為支撐。所以創新得到重視、知識獲得發揚。反觀中國，「穩定壓倒一切」、「皇權壓倒一切」，創新與知識根本就是緣木求魚。甚至在文化的本質上，充滿了反智。例如《莊子•天下》就說：「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顧炎武也說：「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創新與機變幾乎是同義語。將「變」冠上負面的價值判斷，這樣的社會怎麽可能形成創新。所以黃仁宇在他的《萬曆十五年》也說：「我們的司法制度極爲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爲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在這種具體情況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書》的教導，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餘數自己的私心，尊重別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濟。」

《世說新語》當中就有司馬睿問年輕的司馬紹「太陽遠還是長安遠」的故事。這個故事也有她的現代版本：外太空看似遙遠，但神舟五號已經登天、天宫一號也與神舟九號對接。所以其實不遠。長安表面上不遠，但「舉目不見長安」。創新亦復如是：政策定調好像就可以上手，但沒有社會基礎，比登天還難。

中華民國還是中華帝國

中華民國實行全民選舉多年了。然而，許多人已經了解到，選舉並不等於民主。我們的民主與美國成熟的民主最大的區別，就是美國民主是奠基於民治（by the people）與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而我們的民主是在選皇帝。成熟的民主不讓任何一方的權力淩駕他方（故曰制衡）；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而不是管理人民的（故曰民治）。但我們的民主卻對總統沒有任何約束力；他所領導的「政府」是條巨獸、吞噬人民，而不是人民的僕從。

而這兩種民主的差別就可以反映在「政府」這個字上。當美國人説到「政府」（government）二字，指的是美國的國會。而我們認為的政府，例如說馬政府，英文字是Administration，也就是辦事單位，甚至連行政（execution）、管理（management）單位都談不上，因為無論是行政還是管理二字，都隱含權力在握。所以，無論是歐巴馬辦事單位（Obama Administration，再次強調，此Administration一字，我們錯誤地翻譯為政府）、小布希辦事單位、還是克林頓辦事單位，都顯示美國人從思維上就認定他們是為人民服務的、而不是「主管機關」。

美國人在government與administration二字上錙銖必較，不是耍嘴皮子而已。從美國革命開始，中央政府或聯邦的組成就是十三州心不甘情不願的結果。所以華盛頓組織大陸軍，受到十三州層層的節制，與油畫上展現的英雄氣概完全顛倒。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紐約戰敗之後，華盛頓幾乎被大陸議會褫奪軍權。而且因為所有士兵都是招募而來，而非強迫入伍，所以合約到期，就紛紛求去，導致軍心渙散、甚至無兵可用。十三州的代表們聚會，沒有所謂的齊心協力，而往往是僵持不下。最後所簽訂憲法，完全是各方妥協的結果，所以才會有弗蘭克林的一段著名的話：「我同意這部憲法，因為我並不期待有更好的，也因為我無法確定它不會是最好的。」在簽訂憲法之前給制憲大會的信中，他表示沒有其他的大會可以制定更好的憲法，因為它聚集了各方的智慧，並也同時聚集了「各方人士所有的偏見、激情、錯誤的想法、地方的利益、自私的觀點」。
從這歷史的簡介可以了解，美國建國伊始，不僅建立的是民主政體，更重要的是以民為治、各方制衡。那麼這樣的體制與創新有什麽關聯呢？非常簡單，就是任何人都能夠發揮自我，而這樣的權利不會因為任何因素而減損。這些因素包括：認為國會素質不好，就實行菁英政治；認為地方無法反映國家利益，就將地方權力交與中央。
反觀中華民國，一切背道而馳。我們透過選舉，將權力交給了總統，而總統不需要為人民或是國會負任何責任。我們的「最高主管機關」掌握一切人事、財政、會計之權。而我們的人民習慣於被管，所以一旦聽到所謂政策鬆綁，就喜出望外。殊不知這個Administration不僅根本就沒有「綁」的權力，而且就算是「最高主管機關」有心鬆綁，只要權力結構不變，鬆綁永遠是水中撈月。
這裡所描述的乖離可以一個實例做説明：我們的高等教育在全世界是出名的補貼管制。然而，教育部官網就有份充滿創新改革的文件（http://www.edu.tw/files/list/B0068/940708.doc），論述學費自由化的必要。論者不識，可能還以爲是私人的意見，蓄意使用與教育部類似的網址。其實，教育部近來（或長久以來）一直推動改革，但爲什麼推行不力？教育部也一直強調教授薪資沒有上限，但爲什麼一直是虛設而無實作？如果我們看到了美國真正的民主制度，答案再簡單不過了。第一，當「辦事單位」成為主管機關，在半吊子的民主制度之下，改革必然投鼠忌器，成為父子騎驢。當前調漲學費所導致的風風雨雨不就是明證？第二，既然上頭有「主管機關」，那麼「底下」誰敢先行試點？所以一旦改革創新之政策出爐，觀望居多。但如果涉及政治正不正確，那麼一定捨我其誰。例如《個資法》上路，連得獎名單都以Ｘ代替名字就是。這樣的「乖離」事實上在中華民國各個行業處處可見，教育體系不過一例。
所以，改革如牛步、改革胎死腹中，根本的原因都是我們並沒有把總統府當成辦事單位，還一直停留在所謂的「爾食爾祿，民脂民膏」、「為人民服務」等等八股的道德教條。「爾食爾祿，民脂民膏」、「為人民服務」根本是廢話。重點不是看政權更替如同換湯不換藥的走馬秀；而是真正讓人民當家、讓所謂的政府成為人民腳下的僕從。問題不是鬆綁，而應該是不綁。
上行下效，臺灣的政府是無法創新、無法適應變局的恐龍，而企業也跟著模仿這套體制、或不得不配合這套體制，以至於臺灣只能成為大恐龍帶著小恐龍而空談創新的侏羅紀公園。
 

再論創新的瓶頸

首先，許多企業執著於當前的創新需求，忽略了潛在的創新機會。最好的例子就是雲端計算。雲端計算蔚為風潮，許多企業希望能夠藉由雲端發展新的應用模式。然而，創新的根本精神其實剛好相反：它有時需要天馬行空、需要不著邊際。它不能受限於既有的政策、科技、環境、資源，而往往卻是要這些配合它。例如蘋果電腦公司的iPhone以及Bang & Olufsen的所有產品，都是技術部門配合創新想法。正如約翰•坦普頓（John Templeton）所說：「一個國家的財富不能依靠自然資源，而必須依靠人們心中的想法與觀念。」

 其次，創新有時需要的是瘋狂，但我們的文化卻往往視狂想為離經叛道、為洪水猛獸。我們來看歷史上有名的創新工程：美第奇家族創造的文藝復興。這個家族供養的藝術家幾乎總有不少是「瘋子」：布魯內斯基（Brunelleschi）、多那太羅（Donatello）、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都有許多瘋狂的行為。例如布魯內斯基個性古怪，幾乎沒有朋友。多那太羅的大衛像，明白地是歌頌同性戀。達芬奇甚至盜墓，為了了解人體肌肉。米開朗基羅認為自己是被陷害才負責西斯丁教堂（Sistine Chapel）的壁畫，怕得他可以幾天幾夜都在梯子上作畫。如果當時美第奇家族還搞什麼「有德無才」、「才德兼備」等意識型態，人類文明恐怕將落後幾百年。 

第三。許多企業領袖往往抱怨員工沒有創新能力。他們忘記了，創新能力是要被激發的、而不是被抱怨出來的。臺灣從上到下的管理模式都是父權式的：從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到一些公司視人才為投入成本而非資產，都反映一些組織幾乎沒有所謂的現代管理，而只有權術管制。「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夫子的話，醍醐灌頂，但對許多公司而言，充其量不過束之高閣。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與波麗•拉芭赫（Polly LaBarre）寫了一本書叫做《Mavericks at Work》，認爲當代創新公司就是要提供一個充滿朝氣的公司文化，以激發員工的創新能力。Mavericks一字原是德克薩斯政客與牧場主人山姆•馬佛列克（Sam Maverick）的姓。馬佛列克管理牧場的方式與眾不同。他不給牛隻打烙印，也不用柵欄圈圍，所以牛隻可以自由成長。所以Mavericks一字就指豪放不羈的人才。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創新就是要創造這樣一個充滿容忍與放縱的環境。作者甚至認爲，「如果想要革新企業、為企業注入新的生命，那就不要雇用該行業的從業人員。」他也說，「最有效的領導者，同時也是最飢渴的學習者。他們非常懂得如何從與自己興趣、背景、經驗無關的人身上學習。」所以，要搞創新，公司就不能是辦公之處，而是可以豪放不羈的生活園地。所創造的不是產品，而是價值。員工不再是生産成本而是資產。
第三，只獎勵成功，不知失敗也需要獎勵。許多公司了解創新的重要，紛紛鼓勵創新。但是創新必然伴隨風險與失敗。當前的政治文化對於失敗是沒有容忍度的，連帶企業也是如此。《Weird Ideas That Work》一書認爲，創造力的加強，在於獎勵成功與失敗，而處罰無所作爲。IDEO的凱利（David Kelley）也說：「失敗是我們公司文化的一部分。我們把它稱爲啓發式的試誤（enlightened trial and error）。」老羅斯福總統就說：「任何決策會有三種結果：最佳是做對事。次佳是做錯事。最差勁的是沒做事。」
第四，過分強調是否有前例可循。正如《Mavericks at Work》的另外一個觀點：「預測未來最好的方式就是創造未來」。我們國家什麼都強調「前例」，這用另外一種語言來說，就是我們壓根兒不要創新，因爲創新就是要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
第五，注重收斂而忽略分歧。我們的文化強調萬眾一心、有志一同。這些也是與創新背道而馳的。創新的第一步應該是「撒種」——讓概念紛陳、讓百花齊放。下一步才是收斂概念、一致行動。
第六，教育訓練出了問題。教育學家爾文•巴比特（Irwin Babbit）有句話：「任何事可以稱得上教育的，其目的都是在培養學生博覽群書與反躬自省的習性。並教他們在照本宣科之外，還能夠運用意志力、想像力、推理力，從碧落黃泉之涯，找到一以貫之、生生不息的真理。」但是今天的員工訓練，要嘛就是教導員工政府法規、配合政府政策；要嘛就是學習新技能。這些都是與創新或是創意無關的。
 

資訊管理為社會除魅

少有人可以否認，韋伯（Max Weber）是近代最偉大的社會學家之一。他一系列關於宗教社會學的作品，主要是在解答一個問題：西方社會的特徵為何﹖為什麼這些特徵造就了西方社會的進步﹖一九○四年起，韋伯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的論文。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是「除魅」（Disenchantment）。 韋伯認為，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之後，西方新經濟和社會體系的形成，來自於基督新教所成就的新動力。這動力簡單地說，就是社會的宗教性日形低落，人類社會從過去以宗教儀式為中心、以遠不可及的教皇神諭為依歸、以家庭傳統為載體，轉變為以世俗價值和法律為指導、以日常生活為凝聚，而背後的推手，就是反對羅馬教會的基督新教。除魅的過程並沒有中央指導，它是一個無計劃、無協調的群眾行動，但它的成果卻是資本主義以利潤為中心的理性行為。 

韋伯的論述和資訊管理有什麼關聯呢﹖簡單說，如果歷史是對的：社會的變遷總是涉及背後新的動力。那麼當前社會經濟的轉型演進，背後的動力就是資訊管理與科技，而最新發展出來的Web 2.0扮演著值得關注的角色。他們是如何成為社會變遷源源不斷的活水，又是如何除魅的呢﹖

社會的演變一定牽涉普效性，也就是說，地區性的力量消退，全球性的力量提昇，民眾找到了超越地區的價值，接著也等於找到了新的自我，於是新的社會意識形成，最後新的社會意識造就了新的經濟秩序。基督新教帶動資本主義的過程就是如此。羅馬教會背離世俗的價值，於是民眾揚棄教皇對聖經獨佔的解釋。新教對聖經做了新的詮釋，新的宗教倫理形成，而它推動了資本主義。資訊管理固然不是宗教，但它的社會影響和效用卻又與此模式相符。

我們比較在Web 1.0和2.0影響之下的Y世代和前代，有幾樣明顯的不同。新世代中心價值的來源再也不限於、甚至不是家庭或學校。中國社會裡，這兩樣一直是維繫傳統道德的載體，但Y世代卻可以在不同的情境場合裡找到不同的價值，甚至可以選擇他們想要信仰的價值。當價值形成的參考架構全球化、多樣化，家庭或學校的功能角色也不得不隨之改變。以學校而言，至少「傳道、授業、解惑」中的傳道，將不能只是傳統價值的傳遞者或守護者，而必須和全球的擺動共振。如果不能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價值衝突勢必難免。

過去的價值傳統多少具有地域性，但無遠弗屆的資訊科技只會讓價值體系更為互動，封閉價值更無可能。這點在以巨群協作（Mass Collaboration）為主軸的Web 2.0是更為明顯的。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Web 2.0、或歷來不斷的資訊科技發展，其意義不僅是科技的進步，也是思想和社會結構的演進。科技的創新同時也是社會的創新、改變了社會的基礎結構。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們看到Web 2.0的時候，不能只看到琳琅滿目的blog發揮每個人的個性，更重要的是它正潛移默化地改變了社會。從前期所述的X公司個案，我們也可以了解，資訊科技、尤其是Web 2.0也改變了企業精神。管理大師海默（Gary Hamel）最近的新書強調創新來自企業基層，也就是這個道理。

比較起來，中國社會、尤其是學校體系受到Web 2.0的影響將比西方更為劇烈，因為西方的大學系統早就已經完成了「除魅」的工程。西方社會價值的演變始終不斷，隨著時代調整的彈性機制早已形成，因此新資訊科技的來臨對價值系統造成的影響，對西方大學教育的衝擊不大。而我們的大學系統，相反地，是社會最靜態的環境之一。她適應價值的演變尚無可能，遑論成為價值的載體。

但這並不是說西方大學不斷揚棄原始的價值、不斷地隨波逐流。以哈佛大學來說，一六三九年創校時原本是神學院，但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轉變為一現代研究大學。這並不表示哈佛大學從此沒有價值系統做為學校的精神支柱。相反地，哈佛大學的價值系統進行了創造性的轉化，以海納百川的方式，不但繼續其核心價值，更使之愈形豐富。過去，哈佛校訓「Veritas」是道德的、神學的，但今天更是在潛移默化之中成為研究的精神根本。

換句話說，資訊管理的重要性不僅是讓我們的生活更好，更重要的是它為社會除魅的意義。在價值不斷演變的過程中，一個社會如何能夠調和新舊價值，使得社會人心得價值演進之利，而免於其害，是當前資訊科技發展的一個重要的、但卻始終被我們這個社會所忽略的議題。

 

你我都可以成為銀行家

台灣緊繃僵化的法規及其教育對創造力的漠視，是台灣發展終究得面臨的瓶頸。網路發展多年，但除了地圖日記等比較屬於年輕人的社群活動之外，台灣似乎並沒有創造出可以引領世界的商業模型。 然而，西方世界卻從有了網路開始，商業模型創新就從來沒有斷過。網路第二版的崛起，讓新的商業模型更加蓬勃。Prosper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它超越了網路第二版社群的概念。 

什麼是Prosper？簡單說，就是運用網路的遍在性（Ubiquity），讓你我都可以成為銀行家。

大家都熟悉eBay，但可能並不清楚什麼是e-Loan。e-Loan是一九九七年成立的一家網路借貸銀行。透過它，借方可以不必經過實體銀行的中間剝削、廣告騙術、或繁瑣的程序，從網路上借錢。e-Loan的創始人拉森（Chris Larsen）看到eBay的商業模型，也了解到網路第二版的影響力，在台灣人甚至連e-Loan的經營方式都聞所未聞、更別提法律鬆綁的時候，創立了新型態的借貸銀行Prosper。

Prosper簡單的操作和eBay一樣，只是交易的標的由實物成為金錢。想借入的人將需要的數額以及願意支付的最高利息在網上登出。想貸出的人則競標。例如，借方希望借十萬元，最高利息15%。此時有一個貸款者願意貸出三萬元，他願意得到13%的利息。在這樣的情形下，交易可以進行，貸方貸出三萬，而得到利息15%。

但假設借方信譽良好，得到許多人的慷慨相助，例如有三個人願意貸款，各出五萬，索求的利息分別是12%、11%、10%。那麼願意出11%和10%的人就可以承接此一貸款，而其他人則失標。

相信讀者一定會有個問題，如何保證借貸的信用。這個問題一樣可以問eBay，但eBay卻可以克服這個難題。同樣地，Prosper也有方法。運用方法，Prosper的倒帳率目前為止只有4%，和信用卡差不多。

Propser首先調查借款者的信用，並分為AA、A、B，直到HR等級。最高的三個等級倒帳風險在1.8%以上。Prosper並且接受借方授權，讓貸方調閱借方的信用報告，貸方可以據以衡量風險。

Prosper另外一個預防倒帳的方法是集體借款。這一招和尤努斯的微型貸款如出一轍。尤努斯的農村銀行（Grameen Bank）貸款時要求一群人作為擔保，如果借款者不還錢，整組人都不能再借。Prosper 將這套金字塔底層的方法運用在美國，一樣有效。不僅如此，擔保群組長的工作甚至成為另一樁利潤管道。

此外，Prosper也運用其他傳統方法避免倒帳風險，例如慎重篩選借款者、要求借款者公佈個人信用資料等。貸款者也可以將錢分散貸出，以分散風險。

如果倒帳真的發生，Prosper先尋求集體擔保組長，接著請求討債公司協助。如果一切方法都無效，就向信用調查單位報告，借款者未來將有可能無法再借到款。

Prosper 目前累積的交易量大約是一億三千萬美元，估計在二○一七年可達九十億。這些數字和實體銀行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但是它的成長潛力卻不可小覷。尤其我們看多了網路商店如何打敗實體商店，Prosper未來肯定會是實體銀行的強勁對手。

就如同Napster發展出Peer-to-Peer音樂分享，Prosper的借貸原則也是P2P。換言之，Prosper就是運用了網路第二版的概念，在銀行業創造出新的商業模型，讓每個人都可以不需透過金融機構，直接參與借貸。這個新的商業模型可以做到實體銀行無法做到的事。第一，它讓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銀行家，甚至是創投家。無論是銀行還是創投家，在過去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扮演的角色，但現在不一樣了。你可以自己根據信用報告作風險評估，依據創業企劃案做出投資決定。

在銀根緊縮的時代，P2P借貸提供另類貸款管道。當前不管美國還是台灣，向銀行借款簡直如同蜀道難。銀行如此的過度反應，只是讓資金流通減緩，其間接效果說不定是經濟衰退。P2P借貸正好填補了這個缺口。

它在金融業開創了前所未有的長尾效應。許多借貸並不是因為信用問題而無法交易，而是傳統銀行沒有能力評估投資風險。例如網路新興事業，即使到了今天，銀行對於貸款給網路公司還是畏首畏尾。但網路上P2P借貸，卻極有可能具備更好的能力評估新興事業的風險。凡此種種，空前地擴大了借貸交易。

它也讓農村銀行的經營模式透過網路普及。孟加拉的尤努斯因為其微型貸款經營得體，實質地照顧到了當地的貧民，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如今透過網路，P2P貸款不僅加強了銀行經營的流通性，也讓微型貸款的方式可以照顧到散落在各地需要金錢的人們。事實上，Prosper有一大部分比例是小型貸款，其中不乏傳統家庭代工、慈善事業。從借款面來看，Prosper運用和尤努斯一樣的方法降低倒帳風險；而從貸款面來看，卻有著比尤努斯更為有效的獲得資金的方式。

台灣最近在討論社會企業或企業社會責任，一方面談企業應該為社會盡什麼責任，一方面也強調運用企業經營的方法，有效地盡到社會責任，同時也創造新的商業模型。Prosper最大的意義就在這兒。它以一個新的開放式商業模型，不僅打破傳統銀行的經營方式，更為社會企業點出了一條融資的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