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皇后的魔咒

最近讀王道還先生導讀、范昱峰先生翻譯的《紅色皇后》。紅后一詞出自《愛麗絲鏡中奇遇》。小說中的女皇不停地向前奔跑，但周圍的環境也隨著她往前。因此，不管她怎麼跑，她並沒有任何進展。

紅后一書講的是「性」對於人類行為的影響。學者從對生物的廣泛研究中，認為動物為了與同類競爭生殖資源，無所不用其極；但同時其競爭者也發展它們的競爭策略，因此原來的手段就失效了。這種論斷，大有「性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味道。

以群居動物黑猩猩為例，科學家發現，為了「根正苗紅」，公猩猩甚至會生吞活剝「父不詳」的小猩猩。母猩猩為了避免腹中胎兒一生下來就成了盤中飧，就發展出一套以毒攻毒的策略—雜交。這麼一來，所有的公猩猩都有可能是胎兒的父親，也就猩毒不食子了。不過其他非群居動物的雄性，則也非省油的燈。既然照顧胎兒用不到它們，它們就到處撒種，保證順利繁衍後代。群居與否，導致動物爭奪生殖資源不一樣的策略。

紅后的有趣譬喻，對於國家整體、以及企業，都有令人玩味的啟示。世界在二十一世紀有了劇烈的變化，就是世界各國的競爭以創新為主軸，開始白熱化。香港依靠大陸，成為亞洲金融中心。新加坡則致力吸引主權基金。泰國發展觀光休閒、外加醫療。澳洲的葡萄酒也上下其手：既以黃尾（Yellowtail）打入草根，也以星座（Constellation Wines）爭取品牌地位。歐洲也不例外，繼續它們一貫發揮國家特色的競爭手段，其中又以英國發展文化創意、愛爾蘭致力軟體工業、芬蘭擴大電信產業，最為成功。而拉丁美洲也不落人後，雖然這些國家的政府未必是帶動發展的火車頭，但像阿根廷輸出探戈、瓜地馬拉擺脫游擊戰爭，善用馬雅文化資源以吸引美加遊客，也讓它們的國運有否極泰來之勢。中國大陸也依據本身廣闊的地域，在不同地區發展不同的創新模式。

創新之所以成為主軸，莫不是紅后效應。這十年來，世界各國無不領悟，國家追求成長無法固步自封、必須以世界為競爭舞台。一旦如此，先不論內部虛耗、體制牽制，即使往前不懈，也頂多維持平盤。也因此，跳出紅海，發展藍海，成了必須的道路。而要發展藍海，唯有創新。

另外《紅色皇后》藉由研究動物行為，有助於了解人類。這和《中庸》上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方向剛好相反。不過似乎肯定人性自私、肯定人會根據環境調整自我的假設，無論科學還是制度，都證明成功。美國的政治制度、亞當斯密的經濟學，都是明證。

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認為人民是須導、須齊的。這說明中西文化看待人性，未必有多大差距，只是中國人從不放棄人性本善的期許。不過儒家追求穩定結構，在提出德治、禮治主義疏導人性之後，沒有想到人的自私與機巧，卻可以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這就是在肯定人性黑暗面的前提下，如何設計激勵制度。例如，香港正因為肯定大學為百年大業，也了解到雖為人師仍不離人性，因此不斷提高教授薪水吸引頂尖人才、也鼓勵本地人才。新加坡深知高級公務員為國家管理人才，不予高薪無法與企業競爭。這兩個地區都有完善的行政制度做前提，所以才可以將人性的自私面導為進步的動力。而中國政府則是知道自己國家的體制治絲愈棼，貪污腐敗橫行，也只有靠外力與民族主義才可以改變，於是積極申辦奧運、加入WTO。至於歐美，歷來就奉行市場原則，發揮人性「黑暗的光輝」。

近來經濟學、社會學、生物學、甚至管理學大有萬流歸宗之勢，原因或許在於這些科學不管模型多麼複雜，都根據基本人性（或是物性）。聰明的管理者或治國者，就是應該充分了解人性，不應該對人性有過度樂觀的期待，反而應該運用人性的黑暗，辨證地形成光明的結果。

高等教育做為台灣的關鍵產業

日前從電視看經濟分析師陶冬先生對台灣前途的預測，他認為台灣無論要成為亞洲營運中心或金融中心的可能性都不大。陶冬先生在實務界有長足的經驗，多次論斷都成為事實，看法自然值得注意。

然而另一方面，約略同時的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簡稱BERI）2008年第二次的「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卻指出台灣的投資環境評比為全球第五，甚至超過前次。這兩種不同的論斷，究竟孰是孰非﹖

從陶先生的觀點來看，台灣何止成不了營運或金融中心，即使討論熱烈的博弈，恐怕都落人之後，不必淌水了。而若有跡象的文化創意，倘若沒有大手筆地經營，將是從零到有的艱苦過程。

然而從台灣民主政治日趨成熟、政策不斷開放的趨勢來看，台灣卻又充滿機會。因此，台灣適合外商投資。

綜合來看這兩個看似矛盾的論斷，表示台灣基本上具備了向上提升的契機，可是如何提升，卻莫衷一是。如果不能向上，自然沒有足夠的理由讓人覺得必須投資台灣。

面對國際的競爭，世界無數國家、城市不斷打造成為金融中心、營運中心、文化創意中心等等，不一而足。這表現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就是國家發展不能和稀泥，而是要能掌握關鍵產業，造成引爆效果。如果陶冬先生所認為的種種中心都不可行，那還有什麼可以成為台灣的關鍵產業呢﹖答案其實可能出乎意料，就是台灣的高等教育。

台灣教育問題重重，但問題是出在台灣畫地自限，政策守舊，教師沒有誘因。以軍事社會主義原則管理尖端知識族群，結果不言可喻。然而，倘若我們對照波特的國家競爭模型，不難發現，台灣的高等教育無論其充沛的人才（Factor Condition）與社會的需求（Home Demand），平均而言，都在亞洲絕對首屈一指。

至於波特模型中的廠商策略、結構、競爭，與相關產業支援兩方面，問題在於政府。如果少了教育部的集權管制與公務單位會計制度的掣肘，學校可以自由發展其國內與國際策略，波特模型的鑽石四角將圓滿具足。

一個「大有為」的中央政府，往往認為鬆綁就代表混亂。這在幼稚的經濟體，如越南、中國大陸或許說得通，但如果是一個民主社會，擁有無限的民間力量，可以發揮制衡作用或起碼提供透明的資訊，這方面是多慮了。

也有人拿台灣與香港的高等教育作比較，認為台灣沒有競爭力。如果我們是看尖端的學術研究，不要說台灣、即使美國平均而言也未必可與香港相埒。但這並不表示台灣以高等教育做為一種產業，其競爭力是比較差的。不管是市場規模與人才數量，台灣當然優先。

台灣的高教產業也會受到大陸與美國的競爭。大陸市場廣大，但受限於體制問題，除了幾個指標性大學之外，以人才資源而言，實非台灣對手。至於美國，如果市場定位與定價模式正確，台灣和美國面對的市場可以分隔。

台灣以出口導向，成功經驗不在話下。但提到吸引外資，就是另外一個層級的問題了。傳統認為教育是國家根本大業；在統治者的心裡，教育是不能不控制的對象。以控制為尚，競爭與國際排名自然是次要考慮。但國與國面臨不進則退的競爭之時，台灣高等教育做為吸引外資、提振經濟的手段，是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七分大學，何患之有﹖

最近為了七分能上大學，政府有了些因應想法。但是七分能夠上大學，真的是個笑話、恥辱嗎﹖是個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是只是台灣教育問題的一個反映﹖

相信在民主的台灣都有個共識，就是受教育是人民的基本權利。既然如此，接納一個學術表現不良的學生，在道德理念上並沒有站不住腳的地方。真正的問題是大學供需失衡、教育缺乏誘因。

已經有學者提出美國的教育模式，分為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社區大學，台灣可以仿效。由技術學院轉型者，正可以成為社區大學。社區大學為服務性質，目的在於提供平等的受教機會。也因此，市場機制無法作用，需要政府介入。台灣所有的大學都由政府控管，甚至原本可以、而且應該市場化、法人化的高等教育、商業教育也去市場化、集權化。反正如此，因而將技術學院轉型為社區大學，政府只要按照既定的控管方式，調整評鑒項目，問題不致太大。

比較大的問題是技術學院多是私立，而社區大學以服務為主，不以營利為目標，因此私立大學必然沒有誘因提供社區大學的功能。這如何調整﹖其實，正如國營企業可以民營化，私人企業為何不可公營化﹖部分私立大學由國家或是地方政府收購，將之轉型為社區大學，不僅讓私立學校經營問題不再存在，也滿足人民享有教育的基本權利。何況大學林立、教學效果不彰，始作俑者不也是政府自己嗎﹖

即使私校沒有意願被政府接收以轉型為社區大學，也不是問題。因為除非政府進行干預、扭曲適當的資源分配，私校為了生存，也自然會想到發展之道。重點在於，政府根本就不應該干預私校發展。即使私校就是要招收後段學生，那也是私校在滿足部分市場。如果真的招生不足，為何不海外招生﹖但是這些原本極為簡單的道理，都在教育部集權化、以片面補助進行全面掌控的大政府作為之下，成為幾乎無法解決的問題。

而另一方面，對於部分口碑已經不錯的私立學校，教育部不僅根本不應該插手，而是讓它們自訂學費，滿足某一部分市場需求。教育部可將補助這些私校的經費，轉移做為公私立大學的學生獎學金。

劉揆提到，新生報到不滿百分之五十的學校將強制減招。鄭部長說，應該要求各大學訂定入學及畢業門檻、學生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等指標。既然招生不足，減招何來嚇阻﹖更何況如果私校經費完全自主，政府有何權力嚇阻私校發展﹖如果私校目標為低階市場，又何來門檻、指標之理﹖唯一的指標就是學生的評量。至於學生畢業即失業，經過市場機制作用、配合民間評量與社會口碑，無法提供學問技藝的學校自然必須另謀出路。

洗錢只是體制問題的冰山一角

近日來的事件不禁讓人發現，缺乏有效的陽光法案、財產來源不明罪，台灣的法律體制有極大的漏洞。但這不過反映我國體制問題的一點芽尖而已。陽光法案非得通過不可，通過之後還有太多事要做。

台灣從威權獨裁到民主開放，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上，自然有顯著的意義；然而，若說我們的政治進步碰觸到了民主的核心，從最近的事件就知道，恐怕絕非如此。問題的關鍵在於，讓社會經濟發展順利，需要一套合乎理性的政治體制。台灣的民主化促進了權力的洗盤，但卻不見民主核心價值貫徹在實質的行政體制。相反地，許多事件證明，它反而強化了體制的不合理性。

民主的真諦為何，大概人言人殊，但我們至少可以肯定，選舉絕對不等於民主。此外，一個成熟的民主體制，都有兩個特徵，一是「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二是專業體系，而非關係體系。 台灣民主的弊端就在於，選票成為權力的來源之後，反而弱化了制衡的力量；透過無須代價的權力與金錢，同時強化了關係網，使關係為上、專業為下。這就讓我們的民主制度成為妨礙社會經濟發展的、沒有效率的體制。

我們看歐美的歷史，盧梭認為人生而自由，洛克提出自然權利，表面上看來，民主的發展是人類爭取權利的過程。這是理想層面。實際的情況卻是，成功的民主制度，如美國與英國，甚至日本，都濫觴於上下或上中層社會階級的妥協與牽制。若說今天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在保障每個人的基本人權，不如說它之所以成功，有一大部分是因為架構了一套層層相扣的制衡機制，使得每個人的既得利益無法侵犯到其他人的既得利益，從而為正常的社會經濟發展鋪路。

至於關係網，並非華人獨有，實際是中外皆然，這點我們看甘迺迪家族、布希家族、義大利黑手黨就知道，例子不勝枚舉。而當社會出現漏洞，龐大的關係網能鑽就鑽，將它們的網無限擴大。從甘迺迪家族賣私酒、洛克菲勒家族獨佔石油產業與通路、到現在布希家族的政商結合，沒有一個不是當體制顯現漏洞、或以意識型態駕凌，盡其可能地見縫插針、甚至破壞體制。某個關係網破壞性地發展，一直要到其他集團或階級無法容忍為止，而那個時候也正是新的時代來臨。有人說歐美重視專業不重視關係，從社會發展的觀點來看，是各個關係網發展到了勢均力敵的地步，無法發揮獨佔作用，專業自然勝出。

台灣人民的力量固然改變了威權體制，但如此力量古今中外皆然，都不足以彌補體制改變所造成的權力真空，於是下一個權力掌握者當然見縫插針。法國大革命如此，英國克倫威爾革命如此，中國共產革命如此，一樣是不勝枚舉，台灣民主改革不也如此﹖有人拿當前和過去相比，感慨古今皆然、於今尤烈。其實之所以會烈，主要原因正是轉型末期，權力掌握者自然會焦慮地搶搭最後一班車，開明時代的道德規範起不了作用，加上台灣貌似民主但缺乏制衡、以關係為本的社會政治體制，很難不創造出一齣精采劇本。但這也表示，當一切現形，即使漏洞百出的法律無法制裁，也未必沒有樂觀的契機；原因就在於這個社會發現了體制上的漏洞，加上各個集團和階級不滿利益失衡，於是制衡呼聲與力量出現，社會就有機會進入新的平衡。

我們如果了解民主化過程中的社經發展，就可以明白，絕對的權力固然使人絕對腐化，但這並不只是悲觀的人性敘述，而是有跡可循。既然有跡可循，就有辦法解決。例如，在短程計劃上，制定不溯及既往、非報復性的陽光法案；作法上，與其讓企業自首，不如鼓勵企業連署，公投制定陽光法案與財產來源不明罪。長程的根本之道則是建立一套全方位的制衡機制；例如，行政權力過度膨脹，縮小政府職權與職能著無庸議；總統權力及於司法、檢察、調查，我們至少可以仿效美國，讓前二單位多數首長由民選產生。這樣才是將制衡融入民主選舉之中，而不是像台灣當前，是在濫權與奪權之間震盪，形成獨特的準帝制的民主制度。馬總統寧遭非議，也堅持以行動表示對體制的尊重。倘若能掌握當前時機，創造新的體制，自然更有意義。

愛台灣，就應該引進大陸科技人才

原載《經濟日報》
馬總統的政見之一是承認中國大陸學歷。這項政策的初衷想必也只是照顧有大陸學歷的台灣人，但沒想到卻引發人們對於大陸人才搶台灣人才飯碗的疑懼。不知是否因為這種似是而非的指控，這項政策好像就沒有下文了。

然而，不管是從經濟發展的佈局、還是已經證實的經驗來看，台灣不僅應該承認大陸學歷，更應該開放大陸人才來台就業。

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世界各國的反應不一，但很少有像台灣一樣，採取堅壁清野的保護主義。這原因非常簡單，就是歷史經驗證實，保護主義最後只會害了自己。從十九世紀末年美國的門羅主義、到七○年代美國對日本情緒性的抵制，再到後來對中國多次貿易制裁，不僅對於這些行動所想要解決的國內失業與經濟蕭條問題毫無幫助，還將美國在世界的利益徒然讓與歐洲甚至亞洲四小龍。

為什麼想要保護，卻成了禍害呢﹖一個簡單的原因是世界是開放經濟，而且一個國家的任何行動，其他國家都會有所對策。（當然，這限於該國國內沒有非理性的政治因素，而這種理性務實的國家，現在愈來愈多。）例如，當政府剛宣佈放寬投資大陸上限為六○%，香港立刻提出相應政策吸引臺資留駐。

這種你有政策、我有對策的遊戲法則，現在更是成為常態。例如，現在不僅是美國科技公司將研發中心設在中國大陸，台灣科技公司也開始這麼做了。過去資金外移，是出走的第一步；而現在是研發外移，則是更進一步。資金外移淘空台灣，而科技外移則進一步淘空台灣的未來。

面對如此局勢，有些人想的可能是限制研發資金外移。但歷史經驗已經明確證明，這種保護主義不但無效，而且禍及己身。例如，台灣鎖國，結果眾所週知；而政府才剛杯水車薪式地鬆綁資金，研發的腳就往外踏了。如此永遠慢半拍，政策也就永遠無效。而政府如果限制科技人才來台，結果將是企業不斷到大陸設立研發中心，國本進一步淘空。因此，唯一有效保本的方法，就是引進大陸人才。

引進人才的意義不僅是開放企業以較低價格雇用技術人才的管道、為台灣保本而已，更具有科技上宏觀的戰略意義。當前大陸明顯地形成一個無處宣洩的巨大人才庫、並且藉由政府壓力形成科技轉移的磁鐵，而台灣正在尋求產業升級，這二者不謀而合：就是擴大台灣科技人才的來源，配合台灣還比較具有優勢的供應鏈管理、服務管理、較高的薪資、比較好的生活環境、還有更重要的就是台灣長久以來在國際科技界累積的信譽，以加州矽谷為榜樣，建立科技的群聚中心（Cluster）。

我們都知道，資訊科技的發展挽救了上一波九十年代初美國的經濟危機。當時矽谷以及擁有世界第一流大學的波士頓地區競爭龍頭，最後還是以移民為主的矽谷領導了美國經濟。可見移民的效果多大。

和台灣一般的民粹說法相反，引進外來人才、建立科技群聚中心，不僅不會造成失業，而且可以增加就業。矽谷領導美國經濟起飛，因此增加就業，前事不遠。而台灣高等教育訓練出來的一般型人才，距離企業期望甚遠，已是眾所週知了；但另一方面，尖端人才卻又供不應求。引進人才，不僅填補企業需求，更連動地創造台灣社會對一般人才的需求，正好解決當前大學畢業生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

此外，引進外來人才、建立科技群聚中心，將創造台灣新的人才就業機會，由傳統單純的研發，邁向研發管理、研發行銷、研發團隊領導、研發網絡建立等等。

在矽谷待過的人都知道，不管研究能力、工作能力再怎麼強，移民永遠是為人作嫁，掌控者、最大利益獲得者還是美國人。這種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強者智慧，才是國際間的生存之道。台灣應該學習。

產品創新有錯嗎？

原載《經濟日報》
克利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的決裂式創新理論（Disruptive Innovation）乍聽之下是個新理論，也為他奠定了一代大師的地位。不過理論雖新，實例卻在歷史上不斷重演。

例如曾經稱霸一時的電報大亨西方聯合公司，最後被起先不見經傳的貝爾公司打敗、邦諾書店（Barnes & Noble）不敵亞馬遜（Amazon.com）、維基百科取代大英百科。這些大型企業還沒受到新興公司威脅之前、甚至之後，絕對沒有停止過產品創新、追求績效，可是它們免不了垮臺的命運。那麼為什麼會如此呢？

克利斯汀生提出了一個解釋，就是企業追求產品創新、追求績效，可是反而作繭自縛。因為當企業向上提升的同時，也就將自己綁住，限制自己無法追逐潛在市場；而潛在市場往往不能只往前看，而是往後、往左右尋找。也就是說，一味追求創新，可能正掉入了創新的陷阱。

那公司追求提升，為什麼會注意不到既定市場之外的機會呢﹖第一，既定市場的顧客往往希望公司不斷提供更好的產品。這是人之常情，但是顧客的需求無度，甚至所希望得到的功能或特徵實際上也不見得真的需要。但是公司如果根據市場調查，往往以為前端顧客的需求代表所有顧客的需求，以至於不斷滿足前端客戶，卻忽略了潛在客戶。

此外，公司本身基於財務考量，往往也願意研發更好的產品，這樣才可以有較高的獲利率。至於員工，追求卓越本來就是應該的事，更何況如果沒有向上提升，他的前途只有向下沉淪。這些都促使公司不斷提高績效。從傳統的管理理論看來，提高績效當然是再正確不過的事，可是從決裂式創新的角度來看，卻未必如此。

克利斯汀生決裂式創新理論從前所未有的角度探索大型企業為什麼會式微，可以給當前企業一個重要啟示：要談創新，絕對不能只談產品創新，更重要的是思維創新。從以上的論述可以了解，一味追求產品創新反而與創新的本質愈行愈遠。

台灣最近大力提倡服務創新，表面上看來是超越了傳統產品創新的思維窠臼，進入服務提升的階段。但從決裂式創新、或是其他創新理論如開放式創新等等來看，其實是換湯不換藥，因為只要思維不變，服務創新只是產品創新延伸出去的一小步而已。以醫療管理而言，許多醫院不斷更新服務軟體，但如果根本的服務態度以及服務文化都無法建立、創新能力無法提升、創新思維無法包含無限的創造力、想像力，更多服務軟體可能只是更多木馬。一般客戶服務也是如此，如果只一味追求客戶關係軟體的發展，而忽略了基本的以客為尊、忘記了客戶關係管理基本的創新精神，最終的結果恐怕會是克利斯汀生決裂式創新所總結的企業死亡之路。

克利斯汀生的創新理論預示台灣的危機

原載《經濟日報》
克利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絕對稱得上是當代創新理論的權威之一。他著名的「決裂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又翻譯為顛覆式創新、破壞式創新），主要的內容是主流企業往往拘泥於現有的顧客市場、陶醉於過去成功的模式，而忽略了潛在的威脅。

這並不是說主流企業固步自封，不求進步。相反地，主流企業最後被淘汰的原因，反而往往是只知道在既有的發展軌道上創新，而忽略了新科技開發新市場的可能性。

主流企業創新的結果，可能會創造許多較為高檔的產品或功能，它們可以滿足既有市場裡消費者更高品味的追求。然而，這可以說成是被消費者綁架的現象，因為主流企業愈往上提昇，其實愈將自己的餅縮小。這些過分的創新綁住主流企業，使得它們耗費心力在沒有客戶遠景的創新事業裡。

另一方面，躲在一旁的新興科技企業，剛開始可能只顧得自己所服務的小型市場。但隨著科技的進步，新興產品提供了過去意想不到的功能，而這些功能讓新興企業所面對的市場不斷擴大。最後，主流企業就被新興企業吞噬，甚至從此消失在歷史當中。

在經濟史上，這樣的例子數見不鮮。最有代表性的大概可以說是電話和電報。電話剛發明的時候，貝爾本人也並不清楚它的商業價值。他向西方聯合公司（Western Union）推銷這項新發明，西聯認為那不過是個玩具。貝爾灰頭土臉，只能將電話用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上。可是，當大家愈來愈發現電話的方便性，它的市場就不斷擴大。最後的結果很清楚：電報完全被電話取代。同一時間，西聯並不是等死，相反地，西聯在電報科技上一直取得重大進步。

從克利斯汀生所敘述的理論與故事中，我們不禁想到台灣。無論從台灣政府所提供的建設與服務，還是從這個政府本身來看，在兩岸開放的大好局勢之下，似乎又隱藏著決裂式創新的危機。

舉例來說，WiMAX無疑是無線網路的一大進步，但卻又讓人覺得是在鑽市場的牛角尖，倒不如優化架構在無線網路之上的服務業。愛台建設一片看好，但卻又是在既有的通貨膨脹陰影之下，加速萎靡民間與地方政府的活力。

凡此種種，都再再表現台灣政府一貫的特色：只看到政府能做什麼，卻看不到政府不能做什麼；看到老百姓需要政府做什麼，卻不知道老百姓可以為自己做什麼，而且做得可以更好。台灣因為當前兩岸的解凍，前景應該看好，不過也千萬不要成為歷史上被淘汰的主流企業，只看到眼前的、以及自己可以做的，卻忽略了另外一條路，從而愈陷愈深。

尤其當今尹部長的理想是建立台灣為一創新中心，那就千萬別將創新局限在科技發明，卻忽略了政府體制創新、思想創新，服務創新，到頭來反而成為創新理論的反例。

台積電樹立了亞洲科技史的里程碑

原載《經濟日報》
四月二十八日台積電宣佈「開放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筆者以為，這可以說是台灣產業新的標竿。

關於台積電的註冊商標「開放創新平台」，讀者可以從天下雜誌以及電子時報（Digitime）得到一些敘述。我們可以從許多方面解讀台積電這個行動，例如，台積電正在進行上下游整合、準備跨足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和封測等產業、是面臨半導體獲利下降的救急措施等。然而，這些都不足以解釋台積電這項行動劃時代的意義。簡單說，台積電為台灣創新經濟啟航，「開放式創新」就是她送出的大禮。

我們知道，與其給人魚吃，不如教人釣魚。創新也是如此。台灣不斷在創造第一、創造專利，但始終沒有一個機制激發創新、為創新灌溉源頭活水、甚至連為專利提高附加價值、增加市場價值的機制也不見得完善。而今天，台積電終於在這塊處女地上開始播種、準備收割。

根據敘述，台積電將把它的ＩＣ設計輔助工具、矽智財、和最新製程技術資訊開放，讓企業夥伴自由運用。夥伴發展出的產品，因為是按照台積電的規格，自然主要都成了她產業鏈的一部分。重點是，這種開放作法無疑擴大了創新的平台，直接鼓勵了創新。

台積電這項行動是台灣的創舉，不過也是有跡可尋，因為這樣開放式創新的作法，就完全是 Intel 稱霸的關鍵。台積電想要成為亞洲的 Intel，關鍵就在於是否能夠順利完成開放式創新的轉型。

新政府經濟部尹部長強調創新經濟，而台積電這項行動可說是對新政府最好的背書。當然，台積電要真正像 Intel 一樣靠開放式創新形成一個產業生態環境，還有一段路要走。

首先是要從消極地開放平台，到積極地建立研發夥伴關係。像台積電這樣規模龐大的公司不可能沒有夥伴關係，但她的理想應該是像 Intel 那樣建構產業的生態系統。如果是，那麼一些作法可以參考。例如，Intel 的研究理事會（Research Council）和大學還有目前的夥伴共同建構研究社群。這樣將生意關係提升為脣齒相依的研發關係，是 Intel 開放式創新非常重要的一環。

其次，開拓創新市集，如P&G 和其他民生消費或是高科技公司成立專利次級市場 yet2.com、NineSigma、InnoCentive 。就連目前創新遠不及台灣的中國大陸都成立了上海知識產權交易中心（Shanghai 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change）。提到這點，再想到微軟在北京擴建亞洲研究院、Intel 在大連設廠、設產業龍頭，台積電、或是任何一家大公司、甚至是政府，進行這方面的努力恐怕是攸關生死、不得不邁出的一步了。

接下來的問題是，台灣傳統的僵化教育、單面向思維，使得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缺乏大格局的創新能力，台積電的創舉是否可以成為一條引信引爆台灣新一代的科技革命。不過總而言之，台積電邁出了第一步，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絕對是亞洲科技史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