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經濟陰霾—創造性破壞與制度改良

一九二九年，世界發生大蕭條。羅斯福提出新政，擴張政府預算，不僅解決了田納西流域的水患，也因為公共支出而刺激了國家消費，使得美國走出了蕭條的陰影。羅斯福成功的經驗，成為世界各國政府爾後參考仿效的對象，而其中最為我們熟知的，就是一九七三年之後石油危機導致世界經濟危機，蔣經國提出的十大建設。 這一次美國信貸所導致的經濟危機，力度也許不如大蕭條，但解救的方式卻更為複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羅斯福的新政是在沒有通貨壓力的情況下生效的。十大建設之前的通貨膨脹雖然有百分之四三之譜，但當時國民經濟屬於低階段，政府支出拉拔的效果比較明顯。而今不僅台灣，即使全球所面臨的問題都是全新的：一方面衰退與通膨同時出現，另一方面過去的解救方案時空不同，人民也因此不信任。 

振興經濟有政府的作用，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但回顧歷史，作用比較大的卻是熊彼得所說的「創造性破壞」。簡單地說，創造性破壞指的是創新做為經濟進步的基礎，而創新的產生往往伴隨著對現行體制的破壞、或傳統的中斷。

八○年代雷根主政，創造了美國的榮景。但經濟的擴張並沒有無限期地延續。到了八○年代末期美國出現信用合作社危機（S&L），七百四十七家信合社倒閉，房地產萎縮。不過到了九○年代中，資訊科技、尤其是網路發展，帶動世界經濟的前航。葛林斯潘在二○○○年的時候認為，九○年代標誌著顯著的生產力進步，而其原因在於資訊科技的創新改變了經濟結構。但到了今天，次貸危機證實，資訊科技也無法讓經濟持續繁榮。

這段歷史、還有包括第一次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經濟發展、甚至是公司成長，是一個斷續而非連續的過程，而拯救前次的衰退，靠的都是新價值與新科技的出現。這種揚棄舊有體制，而由新思維帶動下一波的飛躍，就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

然而這裡有兩個問題：為什麼科技革命或是價值革命會在某些經濟體發生，卻不在其他經濟體發生﹖就算有了科技進步，什麼樣的條件才可以讓科技發揮改變結構的作用，進而導致大規模的生產力提升﹖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很多，但「制度」絕對是重要的因素。例如，以微觀來看，美國和英國都是在專利權法獲得保障之後，發明才一日千里。以宏觀來看，沒有中產階級的崛起與王權受到限制、沒有自由市場的機制、沒有十三州互相的制衡，讓意識型態的包袱無法困擾新大陸，英國和美國是不可能成為創新的溫床的。而另一方面，當體制活化，科技也能夠發揮比較大的作用。舉例來說，同樣是資訊科技，體制靈活的經濟體就可以將它運用到決策層面，從而改變組織的根本結構、適應新的挑戰。反之，就最多只能把資訊科技擺在改進流程的層次上。同樣是顧客關係管理系統，體制靈活的經濟體就可以用來維繫品牌向心力，反之就最多只能成為分析顧客資料的工具。

因此，制度的良寙與否，決定了「創造性破壞」的平台是否存在。而這平台是不存在於台灣的。從創造性破壞的觀點來看，非常容易解釋—台灣的體制僵化，無法鼓勵創新。也因此，面對當前結構性崩潰的經濟危機，台灣大概真的只有等待國際經濟情況好轉，才能跟著得救。

但政府可以做的是乘機改變國家體質、優化制度。例如，台灣體制僵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央集權。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例子是中央集權國家導致根本的創新活動的。即使有，也終將落入折戟沉沙的命運。因此，是否可以考慮在中央與縣市政府之間另外架設行政單位，譬如是州、郡、甚至是省，並且讓該單位大部分取代現有中央政府職權。對於公務員薪級比敘、外國人才包括大陸移民政策、大學體系尤其是私立學校管理作風等等，都是可以鬆綁調整的。甚至趁現在世界各個公司市值降低，將外匯存底以主權基金的方式在全世界運作，也可考慮。

巴枯寧說，破壞的激情，就是一種創造性的激情。中國人說「不破不立」。當前經濟問題嚴峻，考驗著各個國家或公司制度的良寙以及顯現制度必須更改的迫切性，因為這涉及是否可以提供創造性破壞的溫床、面對危機的復甦能力、以及危機過後成長的動能。我們必須重視。
 

海耶克與維基百科

唐太宗說，取法於上，僅得為中；取法於中，故為其下。牛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登高遠望。在實驗室工作，靠的是志慮忠純；但實驗室的成果要開歷史之先河，必得極高明而致廣大。在管理上，我們強調「戰略制高點」。

了解這個道理，我們對維基百科就更能咀嚼出個中滋味了。

隨著網路科技以及網路第二版科技的發展，以全世界為平台的巨群協作（Mass Collaboration），其發展自然是指日可待。不過，誰才能夠掌握先機呢？自然是那些能夠從大處著眼、縱觀全局的人。維基百科的創始人金波．威爾斯（Jimmy "Jimbo" Wales）就是其中之一。

二○○七年六月，金波接受「理性」（Reason）雜誌訪問時指出，「不了解海耶克，就不了解我的想法。」誰是海耶克？他的思想為什麼對當前網路世界有著深重的影響？

諾貝爾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最重要的貢獻，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分析並且捍衛自由市場。在當時，中央集權主義當道，假資本主義之名，行法西斯之實。以自由平等為口號，導致政府介入、干預個人自由。

在「知識之經世致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一書中，海耶克認為，市場機制使得個人知識能夠在社會中分享流通，甚至協調。如此自動的自我組織功能，促使了社會成員能夠達到各式各樣的目標。例如依靠價格機制，公平買賣得以成真。

推而廣之，維基百科也是運用了海耶克的基本學理。海耶克認為，多數知識是片斷的、是散落各處、不定時發生、而且隨時更新的。既然知識的特性是如此散漫，以中央集權體系來管理，自然捉襟見肘。反過來，分權方式才能夠配合知識的特性，整合知識、傳播知識。有效率地得到知識，做出精確判斷，是資本主義運行的關鍵。因此，以分權為肌理的市場機制才能夠讓資本主義健全發展。

維基百科就是海耶克經濟學理論的實踐。從海耶克的角度來看，市場就是一個讓所有人享受知識的平台，而知識的來源五湖四海，每個人擁有的也是智慧汪洋的海角一隅。而集權政府介入，就破壞了市場機制，無知就取代了知識。

當網路崛起，知識的層面比從前更為廣大，而政府在網路的干預，更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做為以巨群協作為知識來源的維基百科，自然應運而生。

有人問威爾斯，人們貢獻維基百科的動機何在，是不是利他主義。他的回答斬釘截鐵：不是。貢獻知識本身就是賞心樂事，何須利他主義來吹皺一池春水？運動員提供娛樂、甚至凝聚愛國情操，何利他之有？我們到球場上強身健體，需要利他主義策勵嗎？

事實上，威爾斯的另外一句名言，就是「利他主義是邪惡的。」

強調世界大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結果卻是中央集權；堅信利他主義為邪惡，卻造就了維基百科。毛澤東說，歷史的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移轉。如今是否該考慮：歷史的發展，是以人的意志為反轉。

自私無罪，貪婪有理

有一張珍古德（Jane Goodall）接受波拉（Pola）親吻的照片 。珍古德是研究黑猩猩的權威，而波拉是一歲大的黑猩猩。珍古德年輕時氣質照人，如今依舊典雅端莊，畢生卻奉獻給了類人。而小猩猩的可愛自然也不在話下。

不過如果因為照片而認為黑猩猩真的可愛，那就掉入聰明的黑猩猩所設下的美麗陷阱了。黑猩猩的社會恐怖不堪，舉凡強暴、亂倫、殺人、吃人、遺棄，無惡不作，令人髮指。它們的敗跡劣行只為一件事：繁衍自己的、而不是同類的子孫。

而黑猩猩這些駭人聽聞的凶行，許多是抱著黑猩猩的珍古德研究觀察所得。

自從有了露西（Lucy）以來 ，人類演化了三百多萬年。然而，人類的許多行為卻未必完全離開波拉以及它的同類。對黑猩猩的了解，促進了對人類自身的了解。難怪代爾．彼得森（Dale Peterson）寫珍古德傳記，副題就是「重新定義人類的女人」（The "Woman" Who Redefined "Man"） 。

一九七六年，朵肯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主旨是，不僅人類希望多子多孫，基因若不自私，也將遭到天誅地滅。該書還根據數學模型，證明利他行為也出於自私，因為利他提高了基因繁衍後代的機率。

朵肯斯「利他源於利己」的科學實證，後來在科普作家瑞德里「德性的起源」一書反覆論述；他藉由進化論告訴大家，德性其來有自，是人類個體生存的依據，而個體的生存全然出於自私。

翻開人類歷史，不也就和黑猩猩一般，是一部為了私利的「相斫書」嗎？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似乎三皇五帝盡是聖人天下。不過考古發現卻告訴我們完全相反的實情：殷人不僅淫亂，而且殘忍。而周因於殷，秦漢隋唐因之，歷久彌新，只是技巧進步、外加遊戲規則與權力鬥爭而已。至於西方歷史，只要看到龐貝古城的壁畫如何穢亂春宮，就知「西方的月亮比中國圓」了 。

科學家研究這些社會宗教與進化議題，帶給我們什麼啟示？是這些人狂妄自大、褻瀆神靈、妖言惑眾、離經叛道嗎？如果是，那麼我們寧願不要科學。科學、尤其是進化論的價值，在於帶給人類對未來的省思。我們要思索的是，如果萬物不是道生所說的皆有佛性，而是皆有私心，那麼怎樣做，才可以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呢？

其實答案就在珍古德的照片裡。黑猩猩社會的殘酷，是珍古德的研究成果之一，但這絲毫不影響她對黑猩猩的感情。為什麼？因為尊重動物做為動物本來的面目、尊重人做為人本來的面目，就是尊重物性與人性，而這自然也包括人性的自私與貪婪。

管理就是如此。當組織因為害怕員工跳槽、不忠心，而吝於給予他們自我提升的機會；當國家機器認為人民公僕就應該遵奉「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而不能給予適當的激勵；當我們一味指責年輕人缺乏當初我們有的進取精神，而忽略了更根本的社會資源日趨匱乏與不正義的問題，我們卻是在否定基本人性、訴諸空洞的道德要求、走向人性的反面。結果將是管理的非人性化，導致競爭力的衰敗。

葛林斯潘說，經濟學是人性的科學，因為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就是人性的自私。但經濟學卻指出，善用人性的陰暗面，反而能彰顯人的善性、創造社會幸福。

也許我們的老祖宗所說的，「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並不是要為後代子孫扣上一道道德緊箍咒；而是指點出，只有符合人性、肯定自私的管理原則，才能真正興盛組織。

向莊子學創新

當代的創新理論與實踐幾乎都來自西方學術界，然而翻開古籍，我們不難發現古人的創新智慧。在《莊子‧逍遙遊》有一段惠子與莊子的對話。惠子告訴莊子，魏王送給他一顆大葫蘆的種子，他種下之後長出有五石那麼大的果實。但是，那葫蘆拿來盛水，卻因不夠堅固而無法舉起；拿來做瓢子，卻又太大。他認為那葫蘆沒用，就打碎了它。

莊子很不以為然。他先告訴惠子一個故事：「從前宋國有個人擅長製造防止手部龜裂的藥，藉由此藥，其後人世世代代都以洗衣為業。有個腦筋轉的快、見多識廣的人聽說了，願意出價百金向他們購買秘方。族人開會商量，認為他們世代洗衣，每年辛辛苦苦只能賺取不過幾金的微薄小利。現在有人肯出我們年收入百倍的金額買此秘方，那就賣給他吧。那人得到藥方之後，便去遊說吳王，派他為將，抵禦越國的入侵。在冬季水戰中，秘方發揮作用，讓吳國水兵因手不破裂而戰力大增，使吳國大勝，吳王對此人分封土地以為獎賞。」

莊子接著申論，「同樣是保護手的藥方，有人因此得到封賞，有人還是以洗衣為業，其差別就在於運用之妙。如今惠子有五石容量的葫蘆，何不繫著當腰舟而浮游於江湖，反而憂慮它太大無處可容？可見你的心還是像蓬草一般，拳曲不直，不能通達事理。」很多人和公司也像惠子與宋人一樣畫地自限，無法突破既有之窠臼而有創新，這是腦筋不夠靈活、轉不過來。

這段故事淺層的道理是物盡其用，但深層的卻是不折不扣的創新原則。許多人以為發明新產品就是就是創新，其實發明只是創新的一小部分。器具的發明是理工人才的專長，而產品設計則屬於工業工程之領域，創新則經常是跨越不同領域與產業時所發展出的新產品、服務、乃至商業模式。莊子的這段故事告訴我們，發明是一回事，而如何將發明的技術和產品發揮妙用，才真正是創新的核心能力。Steve Jobs是毫無疑問的創新大師，他的許多策略都與莊子此番葫蘆之喻古今輝映。1979年Steve Jobs參觀全錄（Xerox）的位於矽谷的研究中心。他注意到了該中心發展的一種新科技，不假思索，就與全錄協議取得使用權。這就是蘋果麥金塔電腦(Macintosh)的Graphic User Interface（GUI）關鍵技術的由來。GUI對全錄當時發展的辦公室自動化而言，不過是聊備一格的使用者界面技術。Steve Jobs後來還自我調侃，說他看到GUI時喜出望外，完全忽略了另外兩項重大技術：區域網路以及Postcript，以致拱手將此兩種科技創新讓給了別的企業家。

之後Steve Jobs發展iPhone，也印證了莊子的創新智慧。2006年蘋果公司開始發展iPhone，不久就發現發現手機與放在口袋中的鑰匙摩擦會刮傷其硬塑膠做的表面。在與康寧公司（Corning）接觸之後，Steve Jobs了解到該公司在1960年代就生產一種稱為Gorilla Glass的強化玻璃，但卻一直沒有被商品化，直到Jobs說服康寧總裁Wendell Weeks大量生產此種玻璃以用在iPhone上 ，Gorilla Glass也因而成為2007年6 月iPhone發表會的一大亮點。

文學家看到這些古今中外的故事，大概就是說說「天生我材必有用」之類的感想。但是做為當下必須創新的企業家，就應該更進一步體會其中的個中三昧。三昧的第一層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第二層是了解到發明者（Inventor）與創新者（Innovator）扮演不同的角色：宋族人是發明者，而吳國將軍是創新者。發明者進行探索（exploration），而創新者竭盡收成（exploitation）。到了第三層，就真如Steve Jobs一般，洞燭人心，掌握戰略制高點，能「處琁璣以觀大運，據會要以觀方來」，整合各方技術與人才，創造未來，所以是個整合者（Integrator）。創新固然有許多操作面與制度面的問題，但創新的文化、尤其是中國人的創新之路，自然可以從整合古今中外的智慧為起點。

創新在華人企業的瓶頸

過去幾年我們為企業進行了一些創新課程與訓練，並且成立了「中華創意與創新管理協會」。累積了幾年的經驗，我們發現當前在華人企業存在一些共同的瓶頸。

首先，許多公司錯誤地認為創意是創新的全部。創意在於訓練個人想出他人所想不到的點子；創新則是以新構想為起點的一系列實踐構想的過程。創意著重於個人思考訓練；而創新也強調組織思考與學習。創意不牽涉組織的變革；但沒有組織變革、或不能夠在現有組織架構下尋求新出路，幾乎不可能創新。創意者無須關心組織，但創新者必須具備組織能力。

這些年比較流行的TRIZ往往讓人認為就是創新，但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TRIZ最多是訓練一般人系統地思考如何解決問題。它距離創新甚遠，甚至也不能說是創意訓練。尤有甚者，「系統思考」本身就與創新精神、創意特質互相抵觸。

其次，因為許多公司誤把創意當創新，以至於認為公司能夠有許多創意人才，就可以進行創新。然而，幾乎所有的創新公司都表明，沒有滋養創意人才的環境、讓他們能夠高枕無憂地發揮長才，創新幾乎是空談。而愈有開發創意能力的人，愈不願意受組織牽絆。因此如何能夠平衡組織程序與創意開發之間的緊張關係，成了創新領導者的重大挑戰。

成功的創新者如Steve Jobs在這方面都是高手。Steve Jobs自己就坦言，他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夠激勵聰明的頭腦，讓他們充分發揮才能。

第三，過分強調個人創意能力，卻忽略組織創新能力。如上所言，創意並不等同於創新。假如我們把創意開發到成功商業化視為一個完整的創新過程，那麼創意開發可能只佔其中不到百分之一，雖然這是最須突破的一步。例如我們現在可能並不陌生的開放式創新。在Procter & Gamble總裁Lafley推動此一構想時，他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並不是如何對開放式創新模式精益求精，而是來自公司内部的反彈。他讓人讚賞之處就在於如何説服一個十三萬人的保守企業，接受一個完全沒有被過檢驗的全新理念；而該企業少有資遣，升遷也多發自内部，一般認為是無法變革的。

在一個對創新充滿惡意的企業環境如臺灣，這點尤其重要。因為一旦有了創新思維之後，實踐創新思維必須要符合千層萬道的程序要求。一旦程序有誤，馬上落人把柄，一切將付之流水。

有些公司自認連那百分之一也無法跨越。然而，如果組織成功地具備創新能力，這百分之一甚至未必需要跨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P&G所開展的開放式創新。Lafley非常清楚公司内部研發效率不彰，於是乘著網路第二版的竄起，將整個網際網路包絡成為研發團隊的一部分。如此一來，P&G完全不需要改變既有研發人員的創新能力，就可以進行大規模的創新。

順著P&G開放式創新的例子，當前華人企業所面臨的第四個創新瓶頸就是只循著單一途徑創新，而無法多方探索創新的可能。例如許多企業一味希望員工都具備創新能力，但開放式創新印證了「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如果企業組織具備創新能力，並不需要企業主處心積慮地訓練員工成為創新人才。尤其在一個向來是理工掛帥、忽視管理教育、輕蔑藝術創造的社會如臺灣，要求所有工程師成為創新人才、藉由文藝訓練提升創新水平，無異是緣木求魚。工程師、秘書、企業内、企業外、高階主管、低階員工、男性、女性、科技部門、銷售部門，都可以成爲創新的泉源。

第五，誤把全部門參與當成跨領域溝通。創新的道理如同兩性生殖：異質的兩個個體結合就有著無窮無盡的可能。換句話說，跨部門溝通是創新的必要條件。許多企業藉由全員參與訓練聽講，以爲這樣就是全方位創新，其實不然。缺少異質交流，缺少了類似像生物學上兩性生殖所產生的那種異質踫撞、摩擦出那種火化，這樣的參與只是增加無數互不相干的獨立倉儲（Silo）。

許多公司會問，跨部門溝通已經是日常作業，那麼爲什麽還是無法創新。當前的跨部門甚至跨組織溝通是建立在功能要求之上，但是創新所需要的跨部門溝通是沒有邊際的。美國許多創新或是知識管理專家就指出，創新往往孳生於員工餐廳、員工休息區，就是因爲那兒的對話沒有功能要求、甚至可以天馬行空，而天馬行空往往正是創新的濫觴。

第六，誤把創新當成產品延伸。創新是組織的變革，把創新定位在新產品開發，無異矮化創新，這對創新的傷害是非常嚴重的。我們來看幾乎所有推出創新產品的公司，例如前面提到的Apple以及P&G，還有其他許多例子，如GE、Google、Intel，甚至Four Seasons，不勝枚舉，這些公司能夠推出創新產品，無一不是先存在著管理創新，以此作爲溫床，進而才形成產品創新的機制、新產品才可以源源不斷地推出。這些創新公司許多都進行組織創新或是以新的組織形態出現。

以上所說，都是關鍵癥結，也説明了爲什麽重大創新都發生在歐美，而不在華人社會。當前的創新工作，首先就應該是明白這些癥結、對症下藥。

學費自由化：教育資源偏向富人、大學畢業生失業的解葯

讀者看到這個標題，一定覺得筆者搬弄是非：學費自由化就是高學費，高學費讓低收入者無法負擔，而畢業生找不到工作還要付高學費下的貸款，更是雪上加霜。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原理一樣，常理往往是錯的、悖論才正確。

對於所得較低的家庭而言，低學費讓子女比較沒有經濟負擔地完成學業，也創造了改變家庭經濟的可能性。但這一面亮晶晶的政策銅板，背面卻是反其道而行，因爲在補助弱勢家庭的同時，不需要補助的家庭也連帶受惠。也就是說，原本可以對弱勢家庭給予更多補助，卻因爲所謂的雨露均霑，實質上是減少了。

筆者曾經參加過史丹福大學的入學説明，有的家長就擔心，萬一小孩有資格進入一流而昂貴的私立大學，卻繳不出學費，怎麽辦？該校的入學官員表示，史丹福從建校以來，從來沒有一個學生是因爲負擔不起學費而不來的。

這是怎麽囘事？難道史丹福大學只接收有錢人？當然不。史丹福大學學費超過五萬美金一年，錄取與否與家庭所得毫無關係。但只要學生家庭經濟上較爲弱勢，學校就會想辦法提供獎學金。在學生錄取之後，包括史丹福的幾乎所有美國大學就開始進行獎學金的審查。透過對家庭所得的深入了解，給予學生相對應的獎學金。

這一套獎學金制度在美國不管是公立還是私立都有，但對兩者的影響卻大不相同。對公立學校而言，不過是聊備一格。因為受到政府補助、加上刻意壓低學費，獎學金就只是扶助清寒。美國公立大學不是不可以自訂學費，但大家心知肚明，學費訂得高，政府一定覺得對該校的財務責任可以減輕，就會降低補助。

但對許多私立學校而言，獎學金成了競爭優勢，也是躋身一流的關鍵。因為獎學金多由校友與企業捐助，私立學校藉此拉近學校與他們的關係。它讓私立大學不仰政府之鼻息，所以可在不受政府這隻看得見黑手的干預下具備完整獨立的人格，進而讓學校不僅是傳道授業之處，更是社群、是社會樞紐、是產業中心。試想，多少當前重要的公司如Yahoo!、Cisco、Google、eBay、HP、Sun Microsystems都源自史丹福。因為不仰政府之鼻息，私立大學可以自由發揮特色、演化出創新的關鍵：差異化。

所以美國公立與私立大學雖然同在教育產業，但其實分別屬於兩個不同的市場：一是政府控管、另一是自由市場。這兩個市場在過去百年來互別苗頭。從排名來看私立學校略爲勝出，但最近私校將公立學校抛諸腦後，勢頭明顯。原因簡單：美國財政吃緊。公立大學長期受到政府補助，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長時間所得與支出不成比例，根本意味著經營架構不合理。一旦金主撤資，只有向私立學校看齊、提高學費。但是公立大學並沒有像私立大學那樣一個以獎學金為其中一環的、具有經濟理性的經營模式，結果之一當然是財務窘境依舊，甚至聽説還有學校要求教授樂捐。結果之二是爲淵驅魚：當公私立大學學費差距縮小，但私立大學還有更為豐厚的獎學金，申請私校的學生於是大增。

而除了拖累財政，高等教育補助還造成兩個極為嚴重的問題。第一，經濟學上無謂的損失（Deadweight Loss），也就是沒有效率的資源浪費，讓一些社會完全不需要那麽多人才的科系，卻產出大量畢業生。而且補助往往伴隨著對生産要素價格（教授薪資）的抑制，結果社會亟需人才的科系，卻沒有教授願意付出。例如就筆者所知，去年回臺灣應徵財務金融教職的國外博士，屈指可數。這些其實都是在軍事共產主義社會永遠相生並存的問題，傳統經濟學也早就提出了解決方案－自由化、市場化。

其二甚至更為重要：政府藉由教育補助，使得高等教育無法財政自主，也就只有聽命於中央。而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中央與民意存在鴻溝根本就是内在而無可調整的先天缺陷。學校不得不聽命於中央，而中央不斷在政策上叠牀架屋，而學校沒有完全絕對的自主權，無法差異化、無法進行學術創新、自然更談不上創立品牌在國際上競爭。結果只有一個：就是等待那個爆發大崩壞的臨界點。

其實以上所說的沒什麽神秘之處，經濟學的基本教科書講的都是這些道理，例如聯準會主席伯南克與Frank合著的Principles of Economics。但是橘逾淮為枳。同樣是經濟學，美國的自由市場奉之為天，順乎天、應乎人。到了亞洲某些國家，就送進了名為學術的超大型冷凍庫。

所以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又要高品質教育、又要低學費，根本早就是天方夜譚，並存的原因只有一個：苦撐。那麽到底會撐過原爆點，大家阿彌陀佛；還是崩壞爆發？就看政府是否尊重經濟學原理了。

萬曆十五年與創新

學中國歷史，我們都知道一項歷史規律：「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為什麼中國的歷史總是如此？美國建國至今將近兩百五十年，幾乎已經相當於中國一個朝代的歷史，卻除了一場內戰之外，沒有什麼分分合合。為什麼美國的歷史就跟中國的不一樣？三十多年前出版的「萬曆十五年」其實早就給了我們答案。一言以蔽之：缺乏制度創新，人才也就不可能有機會 。

明朝始建於1368年，紫禁城則在1420年完工。也就是說，在元朝末年易子而食的年代之後不出半個世紀，中國就可以成就出至今無人超越的宮廷建築。然而，相對於明朝初期的偉業，對於兩百年後的明季，史家的用字卻永遠是「痛心疾首」、「椎心扼腕」。不僅明朝如此，中國歷史的所有朝代幾乎都不出如此循環，只是明朝最為典型。 然而和其他朝代相比，明末沒有暴君，也沒有昏君。勉強說明神宗萬曆是昏君，也不盡然。神宗即位之初，重用張居正，勵精圖治，整飾吏治，加強邊防，並且堅持日講與經筵，達十年之久。說他貪慕女色，但他所寵幸的鄭貴妃之所以得寵，並不是因為她的美色，而是因為與萬曆有著共同的讀書興趣 。

明神宗之前的武宗正德皇帝，在勵精圖治方面與萬曆不遑多讓。黃仁宇說他「有超人的膽量、充分的好奇心、豐富的想象力。」邊關有難，他想御駕親征，臣子以死諫阻，於是他就自封大將軍。至於正德之後的嘉靖，歷史說他「即位之初，勵精有為。」

那為什麼明朝末年的君主都想「中興」，卻力不從心？因為自從明太祖、甚至說是從宋代以來中國的中央集權體制，就根本讓國家無法作為。明太祖所創造的政體可以用論語的一句話說明：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只是在位者自以為的「德」，其實是一套沒有辦法與時俱進、甚至是脫離現實的條條框框，其重點是在防弊防亂，而非興利；是要維持國家基本的生存，而不是永續發展。或是像黃仁宇所說的，「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在這樣的體制之下，道德替代法律。以資本主義的發展來看，法律是社會運作的遊戲規則；但是在中國小農社會，道德才是維繫社會的綱常，而法律則是道德的具體化：沒有獨立的人格，也與社會脫節。但因為採行的是中央集權，統治者不需要也不在乎法律是否與社會脫節。可能與社會愈脫節愈好，這樣才可以有許多灰色地帶，提供集權的中央操弄。如此在任何資本主義社會都是乖離的現象，至今不變。

但是美國卻不一樣，兩百年來，國力有增無減。美國建國之初，爲了抵抗英軍，十三州不得不團結一致，否則根本只是雞犬相聞：以財政來說，十三州各有各的貨幣。以經濟來說，南北之間的產業發展極不一致，而貿易對象主要是英國，而不是各州之間。以面積來說就更清楚了：最大的喬治亞州六萬平方英里，而最小的羅德島州只有一千五。大小與地理位置的不同也導致對於獨立的看法不同：羅德島深怕獨立之後受到大州鉗制，波士頓對於獨立熱血沸騰，但南方的查爾斯頓則完全置革命於度外，夾在中間的紐約卻視革命為洪水猛獸。

但正是這種差異，使得他們在協力對抗英國的時候，仍然保有自主權，這奠定了日後美國地方分權的政治體制，也是美國民主政治的真諦。在解決國內南北分裂問題之後，美國國力蒸蒸日上，而發達的原因莫不是因為中央無權干涉，使得資本主義的核心－企業家精神可以蓬勃發展。在鍍金時代（Gilded Age）裏，凡德堡、卡耐基、美隆、福特等，將他們的創新實際發展成為經濟動能，從而也促使了人才的大需求。包括卡納基本人，紛紛從國外移民，美國真正成了充滿機會的土地（Land of Opportunity）。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沒有受到太多戰火蹂躪，復員比較容易，再加上善用金融的權力，使得美國國力又更上一層。網路時代，美國又領風騷，國力再度錦上添花。美國的歷史證實，分權主義激發人類無限的可能，也讓人才不斷湧入。

明朝滅亡之後，王夫之說得好：事隨勢遷，而法必變。中國的問題就在於革命革來革去，基本的中央集權體制不變；甚至從大歷史的角度看，權力是愈來愈集中、國家領導集團是愈來愈恐龍：法之所變在乎小集團；與美國法之所變全然為社會為移轉，背道而馳。

所以一國制度的好壞，決定了創新是否為入木三分的實工、還是虛與委蛇的虛工。而要做實工，只有「國退民進」，充分讓資本主義精神得到彰顯、企業家精神得到發揮。

補習班變成最高學府

補習班變成最高學府？這對台灣而言簡直是天方夜譚。然而，這卻是活生生的成功故事。

佩斯大學的主要校園（應該說主要大樓，因為它根本沒有校園）位居紐約曼哈頓，一九○六年佩斯兄弟創辦。一開始，佩斯是一所補習班，幫助男男女女準備會計師執照考試。在那個年代，美國大學多數只收男人，因此佩斯男女全收，雖然不是創新之舉，但也開風氣之先。還好，美國當時任由國民創業發揮，當然也沒有教育部，否則佩斯之舉必然被視為離經叛道。（美國的教育部要到一九七九年才由卡特總統成立，主要宗旨也不是控管學校，而是提供教育福利。）

十九世紀末年，美國經濟飛黃騰達，許多大型企業紛紛出現，股票公開交易。因此，對於它們會計帳目的審核自然迫切需要。

在此一趨勢之下，美國會計師協會在一八八七年成立。鑒於會計師的重要性，紐約州於一八九六年開始會計師考試。但會計師需求孔急，供給卻跟不上，於是在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東部地區開始了會計師訓練班。佩斯大學就是其中之一。而另外一個則是赫赫有名的賓州大學華頓管理學院（Wharton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所以華頓學院說起來也是補習班變成頂尖學府的例子。

佩斯兄弟眼光卓越、經營有成。他們不僅將課程標準化，並且開辦延伸教育、也在除了紐約之外的美國十二個城市開授相同課程。一九一九年為止，光紐約市就有四千名學生結業。到了今天，佩斯大學每年約有一萬四千名學生，其中四千名為魯賓商學院（Lubin School of Business），平均學雜費為每年四萬美金。

不容否認，今天全球管理碩士排名競爭激烈，佩斯的魯賓學院面對同在紐約的紐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難以勝出，但它卻開發另外一個市場—兼職管理碩士（Part-Time MBA）。兼職管理碩士在美國一樣有排名，而佩斯一直都在全美國前二十名。佩斯的老二策略，一樣讓它屹立不搖。

佩斯會計補習班起家、專注於兼職教育，這在台灣，沒有一樣是被正眼看待的，甚至是被禁止、被鄙視的。然而，佩斯卻成功了。如果我們再看看以下的事實，就更明白佩斯大學的遠見︰佩斯商學院的現任院長沒有任何教育經驗，但他的資歷卻正符合佩斯的需求：巴斯寇先生（Joseph R. Baczko），曾任Blockbuster總裁，玩具反斗城（Toy’s “R” Us）的創辦人。像巴斯寇這樣的企業家，如果進入學界，在台灣大概只有被學界排擠的份。我們第一個問題一定會是，你到底有多少SCI論文？沒有一篇SCI論文的巴斯寇，自然連門檻都過不去。

像佩斯大學這樣的辦學方向，美國也絕非一所。華頓學院從補習班成為國際首善，自然不在話下。而名稱聳得一看還以為是學店的雷鳥全球管理學校（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卻也策略運用得當，MBA進入金融時報百大、以及商業周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華爾街日報等排名，優於言必稱SCI的台灣任何一所大學。而名稱也很聳的鳳凰大學（University of Phoenix）乾脆連老二也不做，擺明要做學店，但也定位正確，成為各式各樣學生取得學位、或單純汲取新知的搖籃。

這些「補習班」要是身處台灣，結果為何呢？不問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