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飾撇清還是企業經營之道嗎？

面對醜聞，企業應該誠實面對還是掩飾撇清？水門與恩隆兩事件、與嬌生公司的泰樂諾下毒事件可以做個對比，答案是至為明顯的。

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因為水門事件辭職下台。原因是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五個不明男子因為潛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座落於水門辦公大樓的總部而遭到逮捕。FBI 發現，這些人受雇於尼克森的競選職工，從事間諜活動。

這件事本來和尼克森無關，但問題就在於六天之後，尼克森開始介入，要求 FBI 停止調查。之後又在接受 FBI 偵詢以及後來眾議院的公聽會上說謊。

尼克森原以為事情可以大而化之，但他與部屬討論如何掩飾此一事件，全有錄音留存。一九七四年七月間，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要求尼克森交出這些錄音帶。當全國人民親耳聽到尼克森如何命令部屬掩飾水門事件，舉國譁然。不到一個月之後，尼克森辭職。

另外一件醜聞是二○○一年美國的恩隆案。恩隆案根本就是企業蓄意造假。在總裁與董事會主席史基林（Jeff Skilling）與雷伊（Ken Lay）兩人的謀劃下，創造許多相關企業（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從事逃稅工作，並且將恩隆的財務損失編入這些相關公司帳上，使它的財務報表顯示良好的經營績效。

當兩名華爾街日報的記者開始揭發恩隆的不當行徑，史、雷兩人的反應也是極力掩飾，並且撇清那些相關企業與恩隆之間的關係。這還不要緊。負責恩隆的會計公司安達信（Aurther Andersen） 也幫著恩隆銷毀犯罪證據。結果呢？不但恩隆倒閉、史基林判刑二十四年又四個月、雷伊在還沒判刑前就因心肌梗塞死亡，安達信也被吊銷執照、清算結業。

這兩件大概是美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因為掩飾罪行、撇清相關人士和組織而遭致懲罰的例子。美國企業界有句話，「too big to fail」，尾大不倒。但不管是總統、恩隆、還是安達信，只要涉及醜聞，尾大不倒這四字真言也無法消災。美國政府與人民看著他們下台倒閉，絕不同情。

反之，一九八二年的泰樂諾（Tylenol）事件，卻是企業面對現實、勇敢解決的案例。從那年九月廿九日起，連續七人因為服用泰樂諾特效感冒藥而死亡。嬌生公司立刻對醫院、經銷商提出警告，並且停產。不到一個星期，嬌生公司回收市面上所有的泰樂諾。它甚至還向全美國宣導，不要使用任何含有泰樂諾的產品。雖然嬌生公司因為此一事件損失超過一億美金，而泰樂諾的市場佔有率則從百分之三十下滑到只有百分之八，但很快就在一年之內恢復。這完全歸功於嬌生公司的坦白與迅速的危機處理。

在任何時代，企業競爭都是相當激烈。因此對缺乏創新能力的公司而言，遊走灰色地帶，賺取邊際利益，成了生存關鍵。然而，這種介乎合法、非法之間的經營方式，在過去也許可以瞞混過關，但時代愈來愈進步，企業想要文過飾非，恐怕只會失去更多支持或顧客。

為什麼？在過去，企業經營與社會沒有太多關聯。老百姓安然過日，企業的權謀詐騙、鬥爭勾結，與之何有哉。但是今天的老百姓都感同身受，大企業的任何舉動與社會息息相關：從破壞環境到操縱市場、從社會責任到所得差距，大企業成了除了政府之外另一頭無所不在的巨獸。更何況現在新聞自由、資訊透明，大企業的敗跡或是良行，無疑都是他們是否可以生存的參考指標。

因此在今天這個時代，如果還不注意企業形象，只知掩飾撇清，企業就算規模龐大、有政府撐腰，在社會的要求下，恐怕還是難以永續。唯獨扛起社會責任，承認錯誤，落實「企業倫理」與「永續管理」，才是真正有眼光的經營方式。

以國際化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時至今日，相信不會有人否認社會責任對管理的重要性。我們也都知道，不能光教資本主義的理論，還要讓學生具有社會意識與參與感。但是怎麼做？

我們先看一個例子，就可以知道，「怎麼做」，比「知道要做」重要太多了。二○○五年，美國通過保護動物法修正案，規定土地使用不得傷害受保護動物。這項法案立意雖佳，但造成的結果卻是地主將土地變得不適合該種動物生存，這樣在他的土地上就不會出現受保護動物，政府就不會干擾他了。

這種稱為「乖張誘因」（Perverse Incentive）的例子不勝枚舉。它們活生生地證實了一句話，「徒善不足以自行」。

那麼該如何誘使企業界盡社會責任呢？以台灣而言，國際化是非走不可的路。

首先，企業的競爭是力的對決。當社會責任是企業負擔的時候，強迫企業盡社會責任、微薄的減稅或其他方式的鼓勵，往往只是聊備一格。但如果社會意識抬頭，環保團體的力量夠大，企業就不得不面對。台灣的環保與社會運動聲音夠大，但力道不足，往往得得到政府認同才可以發揮對企業的制衡作用。此外，運動也和政治意識型態瓜葛過深，喪失了應有的獨立性。

反觀歐美的社會運動，力量大到不只是讓企業攬上社會責任，更重要的是這些力量持續不斷，也因此讓企業發現，與其閃躲遮掩、兵來將擋，不如將社會責任融入公司決策系統。如此，不僅可以與社會運動永續地勢均力敵，甚至可能因為與社會運動的接觸，發現社會責任帶來的商機。

所以，許多人批評國際化，認為是資本主義國家進一步剝削開發中國家。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全面的國際化事實上也將全球社會運動的資源帶入台灣。

其次，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是向下紮根的工作。這方面，歐美與台灣差距甚遠。不知二、三十年前開始，歐美所有的管理學院就教授企業倫理；而台灣到現在，大概有這門課的學校屈指可數。到了今天，企業倫理不僅是歐美管理學院的必修課，更將企業倫理、社會責任、生態保育、環境經濟學等主題，綜合成為一門新的學問：「永續管理」（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永續管理的範疇也超過了傳統所說的公司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在聯合國「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的推動下，許多國際性的認證組織紛紛採用「盡責管理教育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Management Education）。這些組織包括負責管理學院入學考試的GMAC、美國管理學院認證單位 AACSB、歐洲管理學院認證單位 EFMD 等。當前這些認證單位雖然沒有要求會員採行類似的公司社會責任原則，但將來未必不可能成為命定。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永續管理」幾乎成為歐洲的顯學，例如全球首屈一指的 IMD，就成立企業永續管理論壇（Forum for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INSEAD 也成立了永續研究中心（INSEAD Sustainability）。澳紐也不落人後，成立了亞太社會商業學會（Asia Pacific Academy of Business in Society）。

台灣許多管理學院當前正在推動國際認證，這其實就在無意之間，將企業倫理的概念引進國內。而隨著認證機構對CSR的要求愈來愈高，間接就推動了台灣CSR向下紮根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