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始建於1368年，紫禁城則在1420年完工。也就是說，在元朝末年易子而食的年代之後不出半個世紀，中國就可以成就出至今無人超越的宮廷建築。然而，相對於明朝初期的偉業，對於兩百年後的明季，史家的用字卻永遠是「痛心疾首」、「椎心扼腕」。不僅明朝如此，中國歷史的所有朝代幾乎都不出如此循環，只是明朝最為典型。 然而和其他朝代相比，明末沒有暴君，也沒有昏君。勉強說明神宗萬曆是昏君，也不盡然。神宗即位之初，重用張居正，勵精圖治，整飾吏治，加強邊防，並且堅持日講與經筵，達十年之久。說他貪慕女色，但他所寵幸的鄭貴妃之所以得寵，並不是因為她的美色，而是因為與萬曆有著共同的讀書興趣 。
明神宗之前的武宗正德皇帝，在勵精圖治方面與萬曆不遑多讓。黃仁宇說他「有超人的膽量、充分的好奇心、豐富的想象力。」邊關有難，他想御駕親征，臣子以死諫阻，於是他就自封大將軍。至於正德之後的嘉靖，歷史說他「即位之初，勵精有為。」
那為什麼明朝末年的君主都想「中興」，卻力不從心？因為自從明太祖、甚至說是從宋代以來中國的中央集權體制，就根本讓國家無法作為。明太祖所創造的政體可以用論語的一句話說明：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只是在位者自以為的「德」，其實是一套沒有辦法與時俱進、甚至是脫離現實的條條框框，其重點是在防弊防亂，而非興利；是要維持國家基本的生存，而不是永續發展。或是像黃仁宇所說的，「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在這樣的體制之下，道德替代法律。以資本主義的發展來看，法律是社會運作的遊戲規則；但是在中國小農社會，道德才是維繫社會的綱常，而法律則是道德的具體化：沒有獨立的人格，也與社會脫節。但因為採行的是中央集權，統治者不需要也不在乎法律是否與社會脫節。可能與社會愈脫節愈好，這樣才可以有許多灰色地帶，提供集權的中央操弄。如此在任何資本主義社會都是乖離的現象，至今不變。
但是美國卻不一樣，兩百年來，國力有增無減。美國建國之初，爲了抵抗英軍，十三州不得不團結一致，否則根本只是雞犬相聞：以財政來說，十三州各有各的貨幣。以經濟來說，南北之間的產業發展極不一致，而貿易對象主要是英國，而不是各州之間。以面積來說就更清楚了：最大的喬治亞州六萬平方英里，而最小的羅德島州只有一千五。大小與地理位置的不同也導致對於獨立的看法不同：羅德島深怕獨立之後受到大州鉗制，波士頓對於獨立熱血沸騰，但南方的查爾斯頓則完全置革命於度外，夾在中間的紐約卻視革命為洪水猛獸。
但正是這種差異，使得他們在協力對抗英國的時候，仍然保有自主權，這奠定了日後美國地方分權的政治體制，也是美國民主政治的真諦。在解決國內南北分裂問題之後，美國國力蒸蒸日上，而發達的原因莫不是因為中央無權干涉，使得資本主義的核心－企業家精神可以蓬勃發展。在鍍金時代（Gilded Age）裏，凡德堡、卡耐基、美隆、福特等，將他們的創新實際發展成為經濟動能，從而也促使了人才的大需求。包括卡納基本人，紛紛從國外移民，美國真正成了充滿機會的土地（Land of Opportunity）。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沒有受到太多戰火蹂躪，復員比較容易，再加上善用金融的權力，使得美國國力又更上一層。網路時代，美國又領風騷，國力再度錦上添花。美國的歷史證實，分權主義激發人類無限的可能，也讓人才不斷湧入。
明朝滅亡之後，王夫之說得好：事隨勢遷，而法必變。中國的問題就在於革命革來革去，基本的中央集權體制不變；甚至從大歷史的角度看，權力是愈來愈集中、國家領導集團是愈來愈恐龍：法之所變在乎小集團；與美國法之所變全然為社會為移轉，背道而馳。
所以一國制度的好壞，決定了創新是否為入木三分的實工、還是虛與委蛇的虛工。而要做實工，只有「國退民進」，充分讓資本主義精神得到彰顯、企業家精神得到發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