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印刷術經歷了許多次技術革新。根據歷史記載，木版印刷在第七世紀的時候就發明了。斯坦因整理敦煌文物的時候發現了現存最早的印刷書本，成於公元八六八年，現存大英博物館。五代十國，也就是十世紀的時候，宰相馮道主持大型印刷工程，一百三十冊的儒家經典印成書籍。同時期民間也大興印刷事業。其中一份當時印製的佛經，至今尚保存四十萬份。至於活版印刷，中國至晚在十一世紀前半就已經發明了。沈括的《夢溪筆談》在一〇八六年出版，就記載了畢昇的活版印刷術。不過畢昇的活版技術有個缺點，就是質料。他採取膠泥，但是膠泥並不適合大量印刷。木質活版印刷是到了元代（1271 – 1368）由王禎發明。到了一四九〇，華燧發明了銅質活版印刷。
這些犖犖史話都説明了，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印刷術的歷史就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事實上印刷術在整個人類歷史、甚至是創新史上，中國都沒有任何舉足輕重的地位。
爲什麽？因爲中國的印刷術欠缺了一個無論從歷史還是創新角度來看一個重要的元素：社會影響。
一四五二年，古騰堡那台印刷機開始運轉。他從一四三九年開始使用活版印刷，到了一四五〇年，透過從福斯特那兒的資金，八千荷蘭盾，相當於今日的一百萬美金，「印刷」開始成為產業。古騰堡是否從中國那兒得到技術基礎或是靈感，學術界至今爭論不休。但這已經不重要了，因爲古騰堡的影響遠遠超過馮道、畢昇、王禎、華燧的總合。
除了是金屬活版之外，古騰堡的發明展現了另一種創新特質。在單純的印刷術之上，他的發明有著「支援性」的技術以及與社會發展的融合性。首先，他也發明了活版的大量生産法。也就是說，不僅印刷大量產出，印刷工具也大量生産。這個關鍵發明讓古騰堡印刷術成為「傳播知識」的工具，而不只是「複製」的工具。她將生産工具從少數人手中解放開來，使得每個人都可以印刷、都可以傳播自己覺得值得傳播的想法。
第二，他改良了當時酒莊的榨汁機，成為印刷壓板。這個看似雕蟲小技的技術結合，卻讓印刷術成為真正現代意義上的生産線，並且大為提升印刷的品質。再加上他使用油質墨印，使得印刷品歷久不壞。從生産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古騰堡改良印刷字模，延長了生産上「固定投入」的壽命，並且容許不同的組合、印製不同的成品。而他引進壓板技術，則讓「變動投入」的生産力大為提升，讓大量生産成為可能。這兩項「融合創新」讓印刷術改頭換面，成為大眾傳播工具。
第三，除了結合技術之外，古騰堡結合了財務槓杆：福斯特的資金浥注。這不僅讓古騰堡的技術得以發展，更讓印刷術成為產業。
除了以上三點，要讓古騰堡的創新在歷史上永垂不朽，還需要社會條件的配合。在古騰堡研發印刷術之時，歐洲已經對於大量印刷有所需求，那就是《聖經》。但之前一本《聖經》大約要花上一個抄寫員一年的時間。古騰堡的印刷機速度快上兩千倍。五十年間，兩千萬本書印製出來。除了《聖經》之外，還有兩本印刷品改變了歷史。第一是馬可波羅口述的《東方見聞錄》，第二是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前者是當時僅次於《聖經》的暢銷書，刺激了哥倫布的遠航。而後者則導致了宗教革命，改寫人類的歷史。
那麽爲什麽中國人發明的印刷術卻只能在歷史上聊備一格呢？首先，中文活版印刷需要一個字一個字模。有多少中文字就必須最少有一樣多的字模。但歐洲的拼音文字卻只需要二十幾個字母組合就行了。這個先天的局限使得活版印刷相對於整版印刷，並不能夠提升多大的生産力。而限制在整版印刷的結果，就是印刷品的種類有限，使得知識依舊局限在「印刷版」當中，印刷的功能就只是複製已經有的知識，而很難傳播新的知識。此外，泥版與墨汁的材質問題，使得印刷版與印刷成品都無法持久。
與這個先天限制交互為用的，則是中國的社會結構。西方有著《聖經》作為持續的需求，而且這種需求是民間的。但是中國的印刷術卻欠缺這樣的社會需求。除此之外，《東方見聞錄》因為印刷術而暢銷，間接導致美洲的發現；《九十五條論綱》因為印刷術而流傳，直接造成宗教改革。歐洲的社會結構讓印刷術可以超越「複製古籍」的功能，誘發各種創新活動、成為「資訊時代」的領航者、進而改變社會。這些都是在中國專制王權底下所不可能發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