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券到底有無效果？

討論消費券的成效是一種賭博，原因是它的效果在發放之後立刻顯現：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過許多學者似乎願意賭上自己的經濟預測能力，而令人驚訝的是，許多人否定它。

政府調控經濟的手段不外乎貨幣與財政政策。當前主要國家的利率都已接近零，但效果未見。這表示國際經濟可能已經陷入所謂流動性的陷阱—不管利率再怎麼低，經濟就是不起來。

再看財政效果。財政效果又可以分為兩種：公共工程、刺激民間消費。公共工程有兩大問題：緩不濟急、排擠效果。如果當前的經濟危機形勢不夠嚴峻，公共工程或許可以考慮。但如果政府希望立竿見影的效果，恐怕公共工程就不能對症下藥了。

此外公共工程另外一項弊端是排擠效果，而且導致政府愈形膨脹。羅斯福的新政成功地將美國經濟從蕭條中拉拔起來，先決條件是之前政府採行的是高度自由放任的政策。問題不是政府無所不在，而是政府似乎並不存在。台灣剛好相反，我們有個大政府，無所不在，如果再容許政府擴大公共工程，其實正好再度排擠民間消費能力。不管從經濟還是政治著眼，都犧牲長期利益。

如果真要採取公共工程，也應該外包，例如以借貸方式鼓勵民間參與，但那樣所造成的公平性疑慮，絕對不下於消費券。而且應該在消費券發揮點火作用之後再做。

最後只剩下直接刺激民間消費了。有人以為，應當退稅。不過可想而知，退稅的效果絕對比不上消費券，因為人民更可以直接將退稅所得存入銀行，成為窖藏。經濟下滑不知伊於胡底，人民當然有極大的誘因如此做。

所以東比西較，消費卷其實是當前拯救經濟的唯一方法。

當然，消費券不是沒有疑慮。首先，許多學者擔心，人民是否將消費券換成現金，存入銀行。如方才所述，退稅、和其他任何直接發放現金的方式，都比消費券更容易成為窖藏。此外也很重要的是，消費券有信息傳遞作用，就是告訴老百姓要消費。這是發放現金所沒有的。

消費券另外一項最大的好處就是動員商家。而且商家如果採取加碼促銷方案，消費券的效果更大。另外一項所有其他政策不及之處，就是直接提振民間消費信心。這是當前經濟危機的最大癥結。

有人認為消費券一體發放，違反公平原則。事實上，如果加入排富條款，臨界點應該放在哪一個所得水準，爭議性更大。此外，富人可以將消費券捐出，但發放現金就無法形成這樣的效果。

有人疑慮，民眾拿了消費券，只是取代性地購買民生消費品，省下的錢照樣存起來。這種說法忽略了社會有非常多的人是不需要買民生消費品的。至於債留子孫，任何財政政策的基礎都是政府花錢，差別只在於政府有沒有錢。沒錢，當然只好舉債，否則就只能尸位素餐。

如果真要舉出問題，其實應該在於民間的庫存水準。如果過高，突如其來的消費造成的可能是銷價競爭，而非刺激經濟。有人以一九九九年日本的失敗為例，懷疑消費券的效果。其實庫存過高、加上國際金融集團的蓄意打壓，才是日本失敗的根本原因。此刻政府實在不需要聽消費券好不好的討論，而是研究它可能帶來的反效果，以及執行上可能的疏漏。

我們還是避免豪賭，所以就不斷言消費券一定有效。但至少可以確定，如果消費券無效，其他方法只是更沒效果。

以國際化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時至今日，相信不會有人否認社會責任對管理的重要性。我們也都知道，不能光教資本主義的理論，還要讓學生具有社會意識與參與感。但是怎麼做？

我們先看一個例子，就可以知道，「怎麼做」，比「知道要做」重要太多了。二○○五年，美國通過保護動物法修正案，規定土地使用不得傷害受保護動物。這項法案立意雖佳，但造成的結果卻是地主將土地變得不適合該種動物生存，這樣在他的土地上就不會出現受保護動物，政府就不會干擾他了。

這種稱為「乖張誘因」（Perverse Incentive）的例子不勝枚舉。它們活生生地證實了一句話，「徒善不足以自行」。

那麼該如何誘使企業界盡社會責任呢？以台灣而言，國際化是非走不可的路。

首先，企業的競爭是力的對決。當社會責任是企業負擔的時候，強迫企業盡社會責任、微薄的減稅或其他方式的鼓勵，往往只是聊備一格。但如果社會意識抬頭，環保團體的力量夠大，企業就不得不面對。台灣的環保與社會運動聲音夠大，但力道不足，往往得得到政府認同才可以發揮對企業的制衡作用。此外，運動也和政治意識型態瓜葛過深，喪失了應有的獨立性。

反觀歐美的社會運動，力量大到不只是讓企業攬上社會責任，更重要的是這些力量持續不斷，也因此讓企業發現，與其閃躲遮掩、兵來將擋，不如將社會責任融入公司決策系統。如此，不僅可以與社會運動永續地勢均力敵，甚至可能因為與社會運動的接觸，發現社會責任帶來的商機。

所以，許多人批評國際化，認為是資本主義國家進一步剝削開發中國家。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全面的國際化事實上也將全球社會運動的資源帶入台灣。

其次，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是向下紮根的工作。這方面，歐美與台灣差距甚遠。不知二、三十年前開始，歐美所有的管理學院就教授企業倫理；而台灣到現在，大概有這門課的學校屈指可數。到了今天，企業倫理不僅是歐美管理學院的必修課，更將企業倫理、社會責任、生態保育、環境經濟學等主題，綜合成為一門新的學問：「永續管理」（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永續管理的範疇也超過了傳統所說的公司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在聯合國「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的推動下，許多國際性的認證組織紛紛採用「盡責管理教育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Management Education）。這些組織包括負責管理學院入學考試的GMAC、美國管理學院認證單位 AACSB、歐洲管理學院認證單位 EFMD 等。當前這些認證單位雖然沒有要求會員採行類似的公司社會責任原則，但將來未必不可能成為命定。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永續管理」幾乎成為歐洲的顯學，例如全球首屈一指的 IMD，就成立企業永續管理論壇（Forum for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INSEAD 也成立了永續研究中心（INSEAD Sustainability）。澳紐也不落人後，成立了亞太社會商業學會（Asia Pacific Academy of Business in Society）。

台灣許多管理學院當前正在推動國際認證，這其實就在無意之間，將企業倫理的概念引進國內。而隨著認證機構對CSR的要求愈來愈高，間接就推動了台灣CSR向下紮根的工作。

管理學院兩種國際化

台灣教育界這幾年來大力提倡國際化。這其實是件不難的事，然而某種原因卻讓它窒礙難行。這裡，我們來比較兩種假想的國際化模式，說明問題癥結。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國際化，假設是 C 學院的方法。C 學院的國際化首先認定一項事實，就是人才必須受到尊重，國際化人才未必容易取得。於是學校首先想辦法提出誘因，吸引人才，以提供國際化管理教育。C 學院追求最高品質，因此不奢求所有教師都改用英文授課。如果本國沒有足夠人才，就以高薪聘請海外人才。

然而，提供人才足夠的誘因需要學校財力的配合。於是 C 學院一方面提高學生學費，另一方面想盡辦法敦促企業界與校友捐款。

學生學費提高，表面上虧待學生。但高學費促使學生對教學的期待提高。而教師有足夠的誘因提供學生應得的教育水平。雙方互蒙其利。

為了增加本國學生就業能力、吸引國際學生，學院必須思考提供何種特色學程。要促使教師轉換傳統教學、提供特色，也需要一定的誘因。

以誘因為基礎、高學費為支柱，發展特色、提升教學品質，學院的國際化學程，自然可以打開名聲，甚至成為利潤中心。

甚至在本國國際化課程上了軌道之後，學院可以到國外、或中國大陸設立分支。國際化不僅是命定要求，而是管理學院蓬勃發展的命脈。

另外一種國際化則反其道而行，我們假設是 T 學院的作法。它首先認為，教授為人師表，應該犧牲奉獻，因此絕對拒絕讓管理學院薪資市場化。殊不知這種心態，其實是濫用道德、佔教授便宜、而且拒絕優秀與新進教授於門外。T 學院也認為教育是公益事業，任何高學費都是搞推廣教育、搞補習班。由於T 學院財務窘迫，它也不能在軟硬體上投資。

既然不能提高學費與薪資，於是 T 學院強迫新進與資淺教師以英文授課。這麼做，讓 T 學院招募新進教師更是雪上加霜。原本的資淺教師因為升等壓力，也敢怒不敢言。

更嚴重的問題是，T 學院以為好老師唾手可得，就廣泛招納國際學生，每個系所都有國際學生，因此所有系所都必須改用英文授課。

許多資深教授反彈，拒絕使用英文，於是國際學生就得靠自修完成學位。這些老師的教科書有些是用中文，那學生甚至連自修都發生困難。

有些教師願意接受挑戰，改用英語授課，但這麼一來，本國學生開始反彈。有些甚至提告法院，認為學校剝奪學生學習權利。

T 學院發現問題嚴重，於是提供教師誘因。但因為課程眾多、而且為了求取齊頭式平等，所以只要申請就可以得到補貼。這麼一來，誘因當然不夠，也無法規範教師教學品質，於是教師意興闌跚；或是拿了補貼，但還是用中文上課。

T 學院的國際化徹底失敗，於是它就放棄了。

以上兩種國際化，其實不僅是國際化的問題，而是管理學院整體發展的問題。很不幸，在當前教育部的規範之下、在僵化的會計制度之下，台灣走的是第二種國際化。問題還沒結束：

在知道 C 學院提供大量誘因給教師之後，T 學院的優秀教師都跳槽到 C 學院任職，於是 T 學院一狀告到教育部。教育部認為 C 學院在掠奪資源、造成惡性競爭，於是禁止一切高薪資、高學費的學程成立。

一切回復平靜。由於兩個學院所在的國家是個島國，島國的國民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他國家的管理教育已經發生根本變化。一向被該國歧視的鄰國 H，原本民生凋蔽，教育破產，但在痛定思痛之後，讓教育市場化，於是管理教育突飛猛進，島國只好瞠乎其後了。

對台政策其實是國際政策

江陳會、熊貓來台、APEC總統照片與正式稱謂，似乎國民黨上臺之後，中共也開始釋出善意。不過我們從國際競爭的大格局來看，與其說中共因為台灣政情轉變而態度轉變，不如說台灣的政局轉變使得他們可以展開十年前就已經佈局好的國際戰略。

我們都知道，資本主義的本質是豪奪強取。這一點，共產黨當然知之甚詳。對於中國這個新興市場，西方國家是絕對不會放過的。

就以南美洲為例。拉丁美洲各國長期一直為通貨膨脹與經濟衰退交叉困擾。九○年代末期，為了跳出如此旋渦，大量引進外資。厄瓜多爾甚至在二○○○年，直接採用美元為該國法定貨幣。南美的這些政策固然促使經濟進步，但卻犧牲了主權，徒手將國家的經濟、甚至政治命脈讓與美國。

回國頭來看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外資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甚至如同宋鴻兵在「貨幣戰爭」所言，外資進入中國的終極目標是控制人民幣。這種說法已經不只是捕風捉影而已。國際金融大鱷在掌握拉美之後，一九九七年掀起了亞洲金融風暴，確實顯露他們打壓亞洲金融合作、控制亞洲貨幣的企圖。

中國不像拉美。對於中國而言，國家主權透過民族主義包裝，是一切統治正當性的根本。以洋槍大砲為後盾的帝國主義固然已是神話，但歐美透過金融手段腐蝕中國金融、政治、經濟的根基，卻是昭然若揭。

不過按照宋鴻兵的說法，歐美在金融戰爭這方面，有著兩百年的歷史經驗，中國不過是初生幼兒。打硬仗、文攻武嚇，中共擅長；但全新的「軟」戰爭，中國卻需要認真學習與萬全準備。

過去十年來，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備戰」的功夫。例如援助非洲、與中亞共同探採石油、博鰲論壇、上海合作組織、東協加三、中國主權基金等等。倘若這些行動背後有個假想敵，那自然是歐美的鱷魚獵殺。

然而，北京也非常清楚一個事實，就是中國的國際佈局、尤其是亞洲部分，沒有台灣參與是不可能成功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台灣的經濟地位，另一方面則是台灣與中國同文同種的關係，再方面就是台灣若與美國結合，不僅可以成為美國對付中國的犄角，更可以在拉美方面挖中國的牆角。也因此，台灣固然在這十年來國際地位直直落，但其「關鍵少數」的地位，卻因為大陸需要更多的籌碼在國際間抵禦獵殺，而愈形重要。

誠如台灣的外交行動其實是國內鬥爭的延伸，對於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許多資料已經解密，九六年臺海危機，是大陸軍方試圖奪權的信號。但很明顯地，在鄧小平的死前安排之下（例如安排劉華清穩定軍方），以及文人政府應對得宜，軍方氣焰反而因為此一危機而受挫，至今無法平反。從第二年開始，與其說中共就一直在等待統一的時機，不如說它等著可以和台灣對話、成為它國際佈局一環的機會。在九七年香港回歸典禮，原本預期江澤民會對台喊話，但他卻隻字不提。

在「中國陰謀論」之下，中國的國際合作舉步維艱。好不容易建立起的關係，中國絕對不希望「同是炎黃子孫」的台灣，成為傾城的第一張骨牌。推倒中國，其實不僅是歐美的願望，甚至也是周邊國家的潛意識。我們來看這次江陳會。除了美國遵守外交分寸，表示樂見之外，其他國家地區，日本、香港基於本身利益不說，即使連代表阿拉伯國家觀點的半島電視臺，都了無正面評價。這些自然都可能讓北京感覺到，面對歐美金融的鱷魚獵殺，他的處境是孤立無援的。如此情境，台灣的支持就更為重要了。

我們都知道，政治是力與理的交互運用。所以說，「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抿恩仇」，固然有著三國般的浪漫，但並不能解釋當前政治的現實。史學家郭廷以說，韓戰是國民黨的西安事變，因為西安事變救了共產黨，而韓戰讓台灣與美國牢牢綁在一起。在國際獵殺之下，台灣無疑又面臨了另一次歷史上一百八十度的轉捩點。

檢察體系應該民選

面對國家醜聞，哀矜勿喜自然是道德的展現。不過哀矜勿喜並不能解決問題。十年之後，當人們忘記了這段醜聞，歷史未必不會重演。

我們來看世界各國元首若有貪腐，莫不是因為該國元首具有過度膨脹的權力。而當國家的公訴人—檢察總長根本是總統的部屬，那麼如何期待檢察單位對貪腐的元首進行起訴？

這其實就是台灣當前問題的癥結之一。台灣的總統擁有比世界絕大多數民主國家都要龐大的權力，其中包括手握檢察權。當前的體制是，檢察總長屬於行政體系，而行政院徒然有行政院長為首腦，但實際聽命於總統。換言之，檢察總長頭頂上還有著好幾層的官僚。當這些官僚違法，我們如何期待檢察總長予以起訴？

在這種架構之下，我們唯一可以期望的，就是行政體系潔身自愛。然而，這種依靠個人道德作風維繫國家清廉的制度，似乎不應該是民主國家的常態。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就應該開放所有檢察體系官職民選。

檢察體系為行政體系的附庸，水門案件是最好的說明。從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五年間，美國的檢察總長換了五個人，檢察副總長換了六個。其中在一九七二年檢察總長米契爾掩蓋水門案件被迫去職、一九七三年檢察總長李查遜因為拒絕撤銷對水門事件的起訴而遭尼克森撤換，最令人震撼。

水門案之後，美國國會對檢察體系隸屬行政體系的弊端進行調查。參議員艾文（Sam Ervin）主持權力分化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Separation of Powers），大膽提出，將法務、包括檢察從行政體系獨立出來。在此之前，哈佛大學法學教授米勒（Arthur Miller）也提出，只要法務與行政沾上邊，檢察長的角色就永遠曖昧不清。

美國因為國情，法務終究未能從行政體系獨立；但受到任期保障，卻是水門案之後的重大改革。這和台灣當前體制類似。

許多人以為，檢察總長當前雖然隸屬行政體系，但具有任期保障，應該可以保證其中立。這樣的論斷，似乎未能正視華人社會的政治現實：就是裙帶主義、關係至上。也忽略了台灣並沒有建立一套現代民主應有的、可規範總統的行政倫理；也就是一種總統倘若指揮辦案，就應該下臺的默契。

相反地，台灣的政治倫理是上下有序、知恩圖報，總統任命的檢察總長在道德上，似乎沒有起訴總統的立場。台灣檢察系統在選前、選後的作風丕變，就可以看出檢察體系不可能不受到總統作風的影響。因此，在檢察制度這一問題上，台灣必須要有比美國更為徹底的民主作為。

此外，美國的檢察總長雖然為總統任命、屬於行政體系，但地方檢察官卻為民選。如此，至少可以將許多司法案件，排除在行政干預之外。也避免讓地方案件受到中央檢察系統的干預。這當然也就讓地方案件不會成為政治迫害的口實。

台灣充滿了選舉躁鬱症、老百姓的民主素質似乎也受人懷疑。那麼，檢察體系開放民選是否會天下大亂、勞民傷財？這種擔憂忽略了經濟學原理—台灣的選舉過熱，正是因為選舉太少、選出的職位權力過大。選舉職位增加、權力稀釋，躁鬱自然降低，也就沒有勞民傷財的問題。這也包括總統選舉。也就是說，如果總統權力不大，選民又何來躁鬱？

最後，從法理來看，檢察官也應該民選，因為檢察官是人民的律師，而不是總統的律師。但整個檢察體系依附於總統之下，人民沒有委任自己律師的自由，讓我們很難相信，即使總統民選，我們到底選的是人民公僕、還是人民主人？

教育鬆綁絕對不是請客吃飯

最近台灣對大陸的教育政策有所放寬。一是大陸學生可以來台就學，二是台灣的大學可以到大陸開課。

這原本是好事，但細看內容，不禁讓人不寒而慄。對於大陸學生來台就學，政府強調「三限」，也就是限校、限量、限領域。對於台灣大學赴大陸，限定於開設沒有學位的學分班。

世界各國政府保護人民基本受教育的權利，無可厚非。然而，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不是青年沒有上大學的機會，而是大學高中化。學生以為在大學接受教育像請客吃飯一樣容易。我們先不從經濟學上說明保護主義的禍害，單就目前大學與學生數量的供需關係來看，就可以明白，保護受教權根本沒有必要。

我們可以有更多理由說明，限制外籍與陸籍學生、保護本國學生，完全是個迷思。不過我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只是鬆鬆綁而已嗎﹖還是應該從更高的國家競爭力的角度，來看教育開放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交流促進進步，尤其對管理學院而言，交流是非常關鍵的，這理由不下十幾二十條。但如果非台籍學生沒有達到關鍵數量，交流無從發生。交流刺激競爭，但如果來台學生數量無法造成一定的能見度，台灣學生還是無法感受到國際競爭的壓力。這就是從國際競爭的角度理解，開放來台就學，政府不能限定數量的原因。真要限量，也應該是學校的政策。

我們也都知道，影響另外一個國家需要的是長久的工夫，而提供對方學生教育的機會，是最為根本有效的方法。至少美國、歐洲是非常了解這個道理的，所以他們才不遺餘力地推廣留學教育。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高等教育不僅不應該對陸籍生限量，還應該研擬獎勵辦法，吸引大陸第一流的學生來台就學。

至於開放台灣的大學到大陸開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個政策有等於無。原因很簡單：請問大陸人士有何需要到台灣學校在大陸的學分班修課﹖是讓台商修課嗎﹖就算台商「不謀其利」，發揮失學苦讀的精神，不求學位；台灣有一百八十多間大學，屆時一樣又是同類相食的慘劇。

然而，如果開放陸籍學生取得台灣學位，意義就不一樣了。這樣的政策開放，雖然和所有開放政策一樣，沒有任何積極的意義，但可以馬上激發台灣優秀人才的動能。這是一個國家國際化、增進國際競爭力最基本的第一步。

這些欲蓋彌彰、半推半就的開放政策，加上不准陸籍學生續留台灣等限制，唯一可以預見的效果，就是讓對中國大陸教育政策開放成功、被舊政府認為是彈丸之國的新加坡笑話而已。

玩完了

顯示文章的部份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一方面可以說是民主黨的勝利，另一方面也是共和黨操弄政治、玩完的結果。

我們都知道，選舉不能代表民主。美國民主的精髓在於言論多元，它可以說是建立在「沒有意識型態主導」這樣的潛規則。但是大家都知道，布希政府打破了這種默契，反過來以意識型態操弄選舉，而背後的目的，如同克魯曼所言，是為了個人利益。

在美國，有些議題是不能碰的，例如黑白、貧富、甚至城鄉。因此直接操弄這些議題絕對不是高明的政治騙術。但像墮胎這種議題，卻可以迂迴地激發潛在選民的力量。直接地說，就是激發基督教的危機意識；使得布希的勝選與否成了聖戰。二○○四年大選，凱瑞隱晦不明的猶太人身分、加上將墮胎議題推上高峰，就成功地讓布希陣營見縫插針，贏得選戰。

恐怖分子與布希的關係曖昧不清，早就為人揭露。例如賓拉登家族與布希家族同為卡萊爾集團的大股東，九一一之後布希協助賓拉登家族逃離美國等。。這是否為事實，當下已無須討論，但九一一成功地激起美國的愛國主義，讓布希成為「美國之子」，卻是不爭的事實。

美國的民主是沒有意識型態的民主，因此它的可貴之處之一，就是身為美國公民有權利不愛國。但在布希的操弄之下，美國民主曾經賦予的基本權利、曾經讓無數移民嚮往的自由空氣，甚至成了道德的負擔。

在布希操弄八年之後，多數老百姓終於覺醒了。不僅歐巴馬當選，美國參眾兩院也成了民主黨的天下。共和黨真的玩完了。

其實，美國歷史上操弄政治的政客比比皆是。胡佛擔任 FBI 局長長達四十八年，幾乎等於是地下總統，甚至和甘迺迪的死亡有關，靠的就是暗地裡操弄政治、以及其他政客。羅斯福，這位台灣以之為路名的總統，愈來愈多證據顯示，他是操弄政治的高手。他運用權術與口才成功地將美國引入二次世戰，背後的意義不僅是解救歐亞盟邦，而且是龐大的政商利益。

但是不管胡佛還是羅斯福，都能夠全身而退，甚至享受死後殊榮，原因之一莫不是他們的操弄維持低調，而且絕不碰觸意識型態。

布希、甚至是共和黨的厄運還沒結束。他和恩龍的關係、還有其他無數的政商勾結關係，都有可能讓他面對司法。他是否會瑯璫入獄，就看美國是如何定義官商勾結了。

布希的失敗可以說讓美國的民主又回歸到了起點。這個起點銜接著傳統為美國人所信奉的民主價值，也就是在真正的、成熟的民主社會裡面，愛不愛國、愛不愛鄉、墮不墮胎，根本都是假議題。真正的議題是民主政府如何將國家帶離危機、帶向繁榮。

學生運動再生﹖

台灣政治的轉型，學生運動無疑有著關鍵的作用。但台灣有可能會形成新的學生運動，創造另一次政治變革嗎﹖

學生享有社會的同情、容忍，當社會對於學生訴求產生共鳴，學生運動當然比一般社會運動更能夠星火燎原。尤其當政府公權力動搖、投鼠忌器、處事無能，學運更能遍地開花。

然而問題就在於，如果社會的同情或容忍早被濫用、議題沒有共識、社會未必關心、甚至正常政治機制早就在做，學運成事不易。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台灣當前社會並不是沒有激發學運能量的因子，簡單說，一為經濟，二為行政體制。

以經濟而言，隨著國際經濟情勢的惡化不見底，政府無法提出有效的手段，也不能激勵人民信心，社會對政府的無奈自必加重。當前年輕人的出路問題已經浮現，這絕對比集會遊行法更能夠打動學生的心。北京八九民運的實際成因即是如此。

以政治而言，台灣政治體制問題叢生，絕非集遊法簡單一事而已。台灣行政架構是小國但卻極端中央集權，人民對於政府力量無所不在，已經深有所感。二十年前，學生感到在校園內被鉗制；而今校園廣泛地面對社會，學生對政治與社會力量有形與無形的鉗制，絕非無動於衷。

任何運動的成功繫於能量的累積。當政府強勢，加上意識型態的無形緊箍咒、缺乏有效領導、以及左派方式的打壓，即使遍地紅花，學運也難。然而，當這些因子消失，學運的火種自然可以點燃。此時，學運絕對不可能只是單一事件，前次學運將是下次學運的能量累積。而當議題轉向為嚴峻的經濟問題、甚至直接挑戰逐漸為全民認同的政府無能，學運將再創造新一代的政治明星，並非夢想。

反過來看，如果徹底分權，情況將是如何呢﹖試想，如果今天台灣北中南三地集遊法寬鬆不一，各種社會運動的能量，是否會因此沖銷﹖集遊法是否從政治議題還原成行政議題﹖老子哲學、賈誼策論，無疑是當前政治的第一良方。

我們需要新的管理教育

金融時報二○○八年MBA、EMBA世界百大排名公佈了。台灣有三個EMBA上榜，成績相當亮眼。不過，一般公認評價一所管理學院好壞的MBA，台灣卻付之闕如。為什麼﹖不是因為台灣管理學院不好，而是台灣根本沒有MBA﹗

大陸過去管理學院只有中歐差強人意，不過這次MBA排名當中，中歐第十一、香港科技大學十七、上海交大四十一。EMBA就更多了。港科大第二、外資的華盛頓大學第八、香港中文大學十一、中歐二十三、香港中文大學與北卡羅來納大學等校聯合學程二十七、外資西安大略大學三十一、同濟大學三十七、外資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四十二。

台灣MBA尚未誕生，大陸不管EMBA與MBA都大有長進。這種趨勢，無疑是台灣管理教育的「顯」憂。一國的經濟發展、甚至社會公平正義、商業倫理的深耕，繫於管理人才的培育。MBA教育的缺乏對國家的傷害不言可喻。

其實，健全MBA教育並不是難事，關鍵就在於「不管」。美國私立學校就不用說了，當前許多州立大學（美國沒有國立大學）管理學院也開始脫離州政府的預算，例如全美排名十二的北卡羅來納大學就是如此。他們不拿州政府一毛錢，也因此脫離州政府的官僚掣肘。排名十六的印第安納也只有極小部分預算來自州政府。

撇開州政府的控制，MBA學校才可以真正放眼世界，培養特色，不過代價是自籌經費。目前印大學費約為兩萬五美金一年，而北卡則在四萬二之譜。但在二十年前，這兩所是公認物美價廉的MBA學程。他們的改變，就證明物美與價廉是不可能同時存在的。在激烈的MBA排名競爭之下，他們想要維繫排名，只能提高學費。

經費的另外一個來源是校友捐款。為此，歐美管理學院就設有許多台灣聞所未聞的官職，例如專職校友關係、企業發展、就業輔導的副院長，甚至負責EMBA、MBA、還有國際交流的也都可以是副院長。這樣做其實是雙贏，因為一方面籌措經費，另外一方面則鞏固校友與企業關係。

MBA教育另外一個關鍵是學生來源。台灣EMBA的學生來源是高階主管，但現在大家都有個想法，就是該念EMBA的也都念了。但在另外一方面，仍然需要嚴謹的專業訓練、多元化環境成長的中低階主管，或非商管背景的、生涯轉型的人才，卻沒有適當的學習管道。這問題就在於台灣沒有以工作經驗為入學必要條件、但不以考試為條件的MBA。台灣的專班和研究所要不就局限於特殊領域，要不就全然研究導向。在歐美為主體的MBA教育成了真空地帶。

這次排名的另外一個特色，是許多研究二流的學校，排名卻在前端。例如法國的HEC研究尚可，但EMBA排名世界第三、MBA十八。更顯眼的是ESCP-EAP，研究排名九十三，EMBA卻高居十九、去年歐洲管理學院也是排名第七。傳統上我們認為不是研究型大學的Thunderbird，EMBA卻是排名二十三、MBA六十一。這些都顯示，研究絕對重要，但在管理學院的排名裡，絕非充分條件。研究水平稍差的學校，可以靠其他特色彌補。除了教學品質、軟硬體設備，上述的國際交流、校友關係、企業發展、就業輔導等等，都是一流商學院不可或缺的要素。

對MBA教育至關重要的還有教師的待遇。過去哈佛大學不願商學院的銅臭沾染學風，於是另闢「士兵場」安置。但現在，歐美沒有一所大學否認商學院做為學校經濟命脈的重要性。商學院與其他學院的良性互動，是高品質研究的基礎。因此，各個管理學院對於教師的徵聘，絕對不敢掉以輕心；而最具體的作法就是提供足夠的誘因。當前台灣各個學院教師薪水一樣，按照公務員比敘；一有缺額，就不分青紅皂白補足。而美國會計、財務教授的起薪是十二到十五萬美金；募不到合適的對象，寧願不招。僅這一則事實就說明了台灣管理教育的瓶頸。

當前專班學生其實也發現，MBA 多元的課程比起專班全必修的方式更能吸引他們。就國內的發展來看，MBA也應該立即開放。

在具體作法上，其實要成立MBA並非難事，第一步是將當前專班制度打破，並且廢除論文、取消考試入學。考慮權力問題，可以仍由各系自行招生，但所有學生自由選課。如此一來就相當接近歐美MBA，並且可以整合資源，創造綜效。

附帶一提的是，歐美以全學院支持的MBA與台灣企管研究所自行招生的碩士專班，本質上截然不同。不可混為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