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性生殖與開放式創新

我們知道，變形蟲是無性的，蒲公英、細菌也都是無性，蜥蜴卻是陰性。有些生物是雌雄同體、有些生物甚至有三種不同的性別、有些生物甚至會變性。但人是兩性。到底什麼決定兩性、單性、無性、多性、變性﹖無性生殖遠比兩性生殖速度快；如果「適者生存」的道理正確，那麼世界應該是無性生物的天下。但事實相反，行「一陰一陽之謂道」的人類才是萬物之首。為什麼﹖

達爾文提出進化論，不過他另外一項理論—生殖競爭或是性擇，也是石破天驚。正如企業間有著你死我活的競爭，生物為了繁衍子孫也是。「競爭」才是有性無性的決定因素。七○年代芝加哥大學的瓦倫（Leigh Van Valen）提出這樣的理論，並且將它命名為「紅后原則」。

瓦倫一派認為，生物最大的敵人是寄生物。寄生物的目標是侵入細胞。細胞具有某種基因抗拒寄生物的入侵，但寄生物透過演化可以破解基因的抗拒，其後代就可以順利進入細胞體。另一方面，宿主也在演化，合成新的基因，抗拒演化後的寄生物。如此競爭循環不已。

性的奧妙就在這兒了。如果是無性生殖、或是近親交配，基因就無法多樣化。一旦基因被寄生物破解，宿主就只有向它們伏首稱臣。因此，為了抵抗寄生物的入侵，生物體不僅要保持多樣的基因組合，以備不時之需，更要進行兩性（甚至遠親）生殖，使得下一代的基因更為複雜。

宿主透過遠交儲存多樣的軍備，以隨時攻擊入侵的寄生物。但自身細胞如何得到識別，不致被自家武器攻擊呢﹖用軍事術語來說，就是如何避免「友火」（Friendly Fire）。軍隊用的是制服，而生物用的是識別基因—告訴免疫系統不要誤傷自家兄弟。對於這種識別系統，寄生物和宿主一樣進入如上述的競爭循環，只是這回的戰爭性質是仿製與反仿製。而生物的根本武器也是兩性生殖，以複雜基因為基礎，不斷更換新的識別系統，讓寄生物應接不暇。

生物的演化過程和商業上的「開放式創新」「有」謀而合。它們相合，因為開放式創新的深層意義就是儘可能創造無限的戰備基礎、培養企業適應競爭環境的彈性，這與兩性生殖的意義雷同；而「有謀」的原因在於，這兩者的雷同並非穿鑿附會，而是人類行為包括組織行為，有其進化論的基礎。將性擇理論與人類行為結合的科學，其中之一是「進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這門學科現在也逐漸受到管理學界的重視。

幾億年的進化歷史顯示，面對最險峻的競爭，最好的武器就是開放式創新，而具體作法不是雌雄對決，而是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也難怪我們中國的聖哲老子早就說了，「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用管理學的話來說，就是企業最大的法寶在於恍恍惚惚。為什麼﹖因為恍惚之態表達了企業開放無己、伸縮自如的本質。企業制勝的關鍵就在於此。

走出經濟陰霾—創造性破壞與制度改良

一九二九年，世界發生大蕭條。羅斯福提出新政，擴張政府預算，不僅解決了田納西流域的水患，也因為公共支出而刺激了國家消費，使得美國走出了蕭條的陰影。羅斯福成功的經驗，成為世界各國政府爾後參考仿效的對象，而其中最為我們熟知的，就是一九七三年之後石油危機導致世界經濟危機，蔣經國提出的十大建設。

這一次美國信貸所導致的經濟危機，力度也許不如大蕭條，但解救的方式卻更為複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羅斯福的新政是在沒有通貨壓力的情況下生效的。十大建設之前的通貨膨脹雖然有百分之四三之譜，但當時國民經濟屬於低階段，政府支出拉拔的效果比較明顯。而今不僅台灣，即使全球所面臨的問題都是全新的：一方面衰退與通膨同時出現，另一方面過去的解救方案時空不同，人民也因此不信任。

振興經濟有政府的作用，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但回顧歷史，作用比較大的卻是熊彼得所說的「創造性破壞」。簡單地說，創造性破壞指的是創新做為經濟進步的基礎，而創新的產生往往伴隨著對現行體制的破壞、或傳統的中斷。

八○年代雷根主政，創造了美國的榮景。但經濟的擴張並沒有無限期地延續。到了八○年代末期美國出現信用合作社危機（S&L），七百四十七家信合社倒閉，房地產萎縮。不過到了九○年代中，資訊科技、尤其是網路發展，帶動世界經濟的前航。葛林斯潘在二○○○年的時候認為，九○年代標誌著顯著的生產力進步，而其原因在於資訊科技的創新改變了經濟結構。但到了今天，次貸危機證實，資訊科技也無法讓經濟持續繁榮。

這段歷史、還有包括第一次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經濟發展、甚至是公司成長，是一個斷續而非連續的過程，而拯救前次的衰退，靠的都是新價值與新科技的出現。這種揚棄舊有體制，而由新思維帶動下一波的飛躍，就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

然而這裡有兩個問題：為什麼科技革命或是價值革命會在某些經濟體發生，卻不在其他經濟體發生﹖就算有了科技進步，什麼樣的條件才可以讓科技發揮改變結構的作用，進而導致大規模的生產力提升﹖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很多，但「制度」絕對是重要的因素。例如，以微觀來看，美國和英國都是在專利權法獲得保障之後，發明才一日千里。以宏觀來看，沒有中產階級的崛起與王權受到限制、沒有自由市場的機制、沒有十三州互相的制衡，讓意識型態的包袱無法困擾新大陸，英國和美國是不可能成為創新的溫床的。而另一方面，當體制活化，科技也能夠發揮比較大的作用。舉例來說，同樣是資訊科技，體制靈活的經濟體就可以將它運用到決策層面，從而改變組織的根本結構、適應新的挑戰。反之，就最多只能把資訊科技擺在改進流程的層次上。同樣是顧客關係管理系統，體制靈活的經濟體就可以用來維繫品牌向心力，反之就最多只能成為分析顧客資料的工具。

因此，制度的良寙與否，決定了「創造性破壞」的平台是否存在。而這平台是不存在於台灣的。從創造性破壞的觀點來看，非常容易解釋—台灣的體制僵化，無法鼓勵創新。也因此，面對當前結構性崩潰的經濟危機，台灣大概真的只有等待國際經濟情況好轉，才能跟著得救。

但政府可以做的是乘機改變國家體質、優化制度。例如，台灣體制僵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央集權。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例子是中央集權國家導致根本的創新活動的。即使有，也終將落入折戟沉沙的命運。因此，是否可以考慮在中央與縣市政府之間另外架設行政單位，譬如是州、郡、甚至是省，並且讓該單位大部分取代現有中央政府職權。對於公務員薪級比敘、外國人才包括大陸移民政策、大學體系尤其是私立學校管理作風等等，都是可以鬆綁調整的。甚至趁現在世界各個公司市值降低，將外匯存底以主權基金的方式在全世界運作，也可考慮。

巴枯寧說，破壞的激情，就是一種創造性的激情。中國人說「不破不立」。當前經濟問題嚴峻，考驗著各個國家或公司制度的良寙以及顯現制度必須更改的迫切性，因為這涉及是否可以提供創造性破壞的溫床、面對危機的復甦能力、以及危機過後成長的動能。我們必須重視。

工作努力有錯嗎﹖談紅后效應與企業創新

愛麗絲對正在跑步的紅色皇后說，「在我們的國家，只要你跑得夠久、夠快，你就一定會到達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紅后回答，「這是什麼慢調子的國家。你瞧，在這兒，我們必須拼命向前跑，才可以勉強維持在原地。你若想要跑到別處，就必須加倍速度。」

這是《愛麗絲鏡中奇遇》裡的一段對話。紅色皇后雖貴為國母，但終生勞碌，比薛西佛斯還慘。後來《經濟學人》的科普作家瑞德里（Matt Ridley）根據這個典故，寫下《紅色皇后》一書，講的是生殖競爭（性）如何形塑動物行為。例如母猩猩為了保證胎兒不被父親以外的公猩猩攻擊，就採取亂交策略，這樣公猩猩就不敢妄動。基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公猩猩雖然沒有辦法調整行為，但卻在演化的過程當中改變物種—增大睾丸，在精子的數量上與同類對手爭雄。

我們看當前企業環境，競爭程度就有如紅后的處境，爾虞我詐可媲美猩猩。紅后處於一個封閉的世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是她的宿命。中國人從宿命論出發，所以提出「勤能補拙」、「勤有功，戲無益」、「學海無涯，唯勤是岸」。過去台灣企業打拼，靠的也就是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精神。那時世界的資訊流通不足、地域性市場區隔嚴重、第三世界國家動能不夠、再加上擁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全數封閉在鐵幕，台灣的勤樸精神是可以創造奇蹟的。然而，這些前提在二十一世紀全部改變，企業想要成功，就必須改弦易轍。

紅色皇后的啟示在於，當我往前衝刺，競爭者也會衝刺。它們所構成的環境因素也跟著變。競爭是動態的賽局，而不是靜態的創新，因此競爭是愈演愈烈。在此情況之下，跑得快不如跑得巧。換言之，企業單憑賣力打拼是不行的，不創新只有死亡，而創新是必須根據環境調整的。例如，LG 強調並且發展健康環保型家電，廠商無不模仿；甚至大陸的創維電視還以保護視力為號召，創造銷售佳績。Sony 電視一直在過去都享有最高的品牌價值，但自二○○五年起，Samsung 就後來居上。

當前環境參數的變動遠超過以往，企業必須制定一套與環境互動的反饋機制，否則根本無法趕上環境的變化，即使創新也沒有用。伏波（Sven Voelpel）等學者就提出「感知測定模型」（Sense-Testing Business Models）。他們大體把環境變數分為四類：顧客、科技、商業基礎、利潤。根據這四點，企業要問的是，顧客的偏好是否改變﹖顧客對產品價值的看法是否改變﹖科技的影響是否夠大﹖科技的進步是否會改變形成產品價值的網絡﹖公司組織是否可以應付環境的改變﹖又是否可以提供新的價值﹖廠商、顧客、員工關係是否會導致改變的必要﹖新的策略是否會改變既存的上下游關係﹖經過這些考量之後，廠商再擬定策略方針、草圖，決定創新的方向。

IDEO 是國際著名的創新設計公司，它的總經理凱利（Tom Kelley）就說過，在今天的世界，做為創新者已經不夠了，而且創新要超過競爭對手。就像Sony，它並不是不創新，而是創新無法永遠保持在 Samsung 前方。凱利因此建議，企業創新應該成為一種生活、一種文化，應該足夠有彈性到可以不斷地創新。

如是，就算企業的環境一成不變，企業也不妨自我決裂：不斷地揚棄過去的成功經驗，開發新的商業模型，以適應未來的變局。最不應該的就是拘泥於過去成功的手段，以為八年之後可以照本宣科；殊不知時空俱變，企業須要有整體根本的革命，才可以不斷迎接環境改變。

鬆綁不是請客吃飯

從七月開放陸客來台觀光至今，原本三千人一天的期待落空了，變成兩百人。有人認為政府將拯救經濟冀望於陸客觀光，本來就不切實際；有人認為只要法令再進一步放寬，陸客可望增加。

陸客來台自然是觀光產業的一件大事，然而以觀光論觀光，台灣的條件其實是不成熟的，就算陸客真的一天來三千人，恐怕也是中短期利多。但這又並不表示，開放陸客是沒有意義的，而是政府如何看待陸客觀光、或是一連串的直航、准許大陸 QDII 來台投資等等鬆綁措施。

鬆綁措施，如果用意是拉抬經濟，以台灣的投資環境、大陸國內經濟問題、與當前國際經濟局勢來看，自然很難看見短期的效果。因此，如果只把鬆綁看成政策大禮，自然失望。但如果我們將鬆綁放在臺海關係正常化的宏觀格局來看，鬆綁就只是一個最基本的步驟，是對大陸政策的一個全方位調整。

我們都知道，中國大陸從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三十年了。而在江澤民時代後期，大陸經濟突飛猛進。在這階段，台灣政府有所對策，但未必有所政策。對策是如何因應防範大陸的衝擊，政策則是如何順應這個國際局勢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提升國力。前剛去世的趙耀東先生，在二三十年建言以資金浥注浦東開發，就是從全球宏觀經濟的角度，運用中國大陸的崛起提升台灣。

九十年代世界還是個地球村，現在世界是平的。台灣畏懼大陸的壯大，不敢有積極的大陸政策。今天大陸在全球化已經扮演了關鍵角色，任何國家推動國際化都不能忽視中國。這種既害怕卻又不得不面對的窘境，中國周邊國家地區都有，不獨台灣。

我們知道，任何干預都造成資源的浪費，政令限制只會妨礙競爭力。歷史證明，它們對原先所希望產生的保護經濟甚至國防效果，往往毫無成效。

因此，無論大陸對台灣的角色是覬覦還是友善，台灣面對全球化必須將兩岸關係正常化。從這個角度看，當前的兩岸鬆綁不是一連串結果未卜的做多政策，而是從架構國際化新平台的前瞻思維出發，化解台灣全方位國際化最明顯的阻礙。

紅色皇后的魔咒

最近讀王道還先生導讀、范昱峰先生翻譯的《紅色皇后》。紅后一詞出自《愛麗絲鏡中奇遇》。小說中的女皇不停地向前奔跑，但周圍的環境也隨著她往前。因此，不管她怎麼跑，她並沒有任何進展。

紅后一書講的是「性」對於人類行為的影響。學者從對生物的廣泛研究中，認為動物為了與同類競爭生殖資源，無所不用其極；但同時其競爭者也發展它們的競爭策略，因此原來的手段就失效了。這種論斷，大有「性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味道。

以群居動物黑猩猩為例，科學家發現，為了「根正苗紅」，公猩猩甚至會生吞活剝「父不詳」的小猩猩。母猩猩為了避免腹中胎兒一生下來就成了盤中飧，就發展出一套以毒攻毒的策略—雜交。這麼一來，所有的公猩猩都有可能是胎兒的父親，也就猩毒不食子了。不過其他非群居動物的雄性，則也非省油的燈。既然照顧胎兒用不到它們，它們就到處撒種，保證順利繁衍後代。群居與否，導致動物爭奪生殖資源不一樣的策略。

紅后的有趣譬喻，對於國家整體、以及企業，都有令人玩味的啟示。世界在二十一世紀有了劇烈的變化，就是世界各國的競爭以創新為主軸，開始白熱化。香港依靠大陸，成為亞洲金融中心。新加坡則致力吸引主權基金。泰國發展觀光休閒、外加醫療。澳洲的葡萄酒也上下其手：既以黃尾（Yellowtail）打入草根，也以星座（Constellation Wines）爭取品牌地位。歐洲也不例外，繼續它們一貫發揮國家特色的競爭手段，其中又以英國發展文化創意、愛爾蘭致力軟體工業、芬蘭擴大電信產業，最為成功。而拉丁美洲也不落人後，雖然這些國家的政府未必是帶動發展的火車頭，但像阿根廷輸出探戈、瓜地馬拉擺脫游擊戰爭，善用馬雅文化資源以吸引美加遊客，也讓它們的國運有否極泰來之勢。中國大陸也依據本身廣闊的地域，在不同地區發展不同的創新模式。

創新之所以成為主軸，莫不是紅后效應。這十年來，世界各國無不領悟，國家追求成長無法固步自封、必須以世界為競爭舞台。一旦如此，先不論內部虛耗、體制牽制，即使往前不懈，也頂多維持平盤。也因此，跳出紅海，發展藍海，成了必須的道路。而要發展藍海，唯有創新。

另外《紅色皇后》藉由研究動物行為，有助於了解人類。這和《中庸》上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方向剛好相反。不過似乎肯定人性自私、肯定人會根據環境調整自我的假設，無論科學還是制度，都證明成功。美國的政治制度、亞當斯密的經濟學，都是明證。

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認為人民是須導、須齊的。這說明中西文化看待人性，未必有多大差距，只是中國人從不放棄人性本善的期許。不過儒家追求穩定結構，在提出德治、禮治主義疏導人性之後，沒有想到人的自私與機巧，卻可以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這就是在肯定人性黑暗面的前提下，如何設計激勵制度。例如，香港正因為肯定大學為百年大業，也了解到雖為人師仍不離人性，因此不斷提高教授薪水吸引頂尖人才、也鼓勵本地人才。新加坡深知高級公務員為國家管理人才，不予高薪無法與企業競爭。這兩個地區都有完善的行政制度做前提，所以才可以將人性的自私面導為進步的動力。而中國政府則是知道自己國家的體制治絲愈棼，貪污腐敗橫行，也只有靠外力與民族主義才可以改變，於是積極申辦奧運、加入WTO。至於歐美，歷來就奉行市場原則，發揮人性「黑暗的光輝」。

近來經濟學、社會學、生物學、甚至管理學大有萬流歸宗之勢，原因或許在於這些科學不管模型多麼複雜，都根據基本人性（或是物性）。聰明的管理者或治國者，就是應該充分了解人性，不應該對人性有過度樂觀的期待，反而應該運用人性的黑暗，辨證地形成光明的結果。

高等教育做為台灣的關鍵產業

日前從電視看經濟分析師陶冬先生對台灣前途的預測，他認為台灣無論要成為亞洲營運中心或金融中心的可能性都不大。陶冬先生在實務界有長足的經驗，多次論斷都成為事實，看法自然值得注意。

然而另一方面，約略同時的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簡稱BERI）2008年第二次的「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卻指出台灣的投資環境評比為全球第五，甚至超過前次。這兩種不同的論斷，究竟孰是孰非﹖

從陶先生的觀點來看，台灣何止成不了營運或金融中心，即使討論熱烈的博弈，恐怕都落人之後，不必淌水了。而若有跡象的文化創意，倘若沒有大手筆地經營，將是從零到有的艱苦過程。

然而從台灣民主政治日趨成熟、政策不斷開放的趨勢來看，台灣卻又充滿機會。因此，台灣適合外商投資。

綜合來看這兩個看似矛盾的論斷，表示台灣基本上具備了向上提升的契機，可是如何提升，卻莫衷一是。如果不能向上，自然沒有足夠的理由讓人覺得必須投資台灣。

面對國際的競爭，世界無數國家、城市不斷打造成為金融中心、營運中心、文化創意中心等等，不一而足。這表現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就是國家發展不能和稀泥，而是要能掌握關鍵產業，造成引爆效果。如果陶冬先生所認為的種種中心都不可行，那還有什麼可以成為台灣的關鍵產業呢﹖答案其實可能出乎意料，就是台灣的高等教育。

台灣教育問題重重，但問題是出在台灣畫地自限，政策守舊，教師沒有誘因。以軍事社會主義原則管理尖端知識族群，結果不言可喻。然而，倘若我們對照波特的國家競爭模型，不難發現，台灣的高等教育無論其充沛的人才（Factor Condition）與社會的需求（Home Demand），平均而言，都在亞洲絕對首屈一指。

至於波特模型中的廠商策略、結構、競爭，與相關產業支援兩方面，問題在於政府。如果少了教育部的集權管制與公務單位會計制度的掣肘，學校可以自由發展其國內與國際策略，波特模型的鑽石四角將圓滿具足。

一個「大有為」的中央政府，往往認為鬆綁就代表混亂。這在幼稚的經濟體，如越南、中國大陸或許說得通，但如果是一個民主社會，擁有無限的民間力量，可以發揮制衡作用或起碼提供透明的資訊，這方面是多慮了。

也有人拿台灣與香港的高等教育作比較，認為台灣沒有競爭力。如果我們是看尖端的學術研究，不要說台灣、即使美國平均而言也未必可與香港相埒。但這並不表示台灣以高等教育做為一種產業，其競爭力是比較差的。不管是市場規模與人才數量，台灣當然優先。

台灣的高教產業也會受到大陸與美國的競爭。大陸市場廣大，但受限於體制問題，除了幾個指標性大學之外，以人才資源而言，實非台灣對手。至於美國，如果市場定位與定價模式正確，台灣和美國面對的市場可以分隔。

台灣以出口導向，成功經驗不在話下。但提到吸引外資，就是另外一個層級的問題了。傳統認為教育是國家根本大業；在統治者的心裡，教育是不能不控制的對象。以控制為尚，競爭與國際排名自然是次要考慮。但國與國面臨不進則退的競爭之時，台灣高等教育做為吸引外資、提振經濟的手段，是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七分大學，何患之有﹖

最近為了七分能上大學，政府有了些因應想法。但是七分能夠上大學，真的是個笑話、恥辱嗎﹖是個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是只是台灣教育問題的一個反映﹖

相信在民主的台灣都有個共識，就是受教育是人民的基本權利。既然如此，接納一個學術表現不良的學生，在道德理念上並沒有站不住腳的地方。真正的問題是大學供需失衡、教育缺乏誘因。

已經有學者提出美國的教育模式，分為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社區大學，台灣可以仿效。由技術學院轉型者，正可以成為社區大學。社區大學為服務性質，目的在於提供平等的受教機會。也因此，市場機制無法作用，需要政府介入。台灣所有的大學都由政府控管，甚至原本可以、而且應該市場化、法人化的高等教育、商業教育也去市場化、集權化。反正如此，因而將技術學院轉型為社區大學，政府只要按照既定的控管方式，調整評鑒項目，問題不致太大。

比較大的問題是技術學院多是私立，而社區大學以服務為主，不以營利為目標，因此私立大學必然沒有誘因提供社區大學的功能。這如何調整﹖其實，正如國營企業可以民營化，私人企業為何不可公營化﹖部分私立大學由國家或是地方政府收購，將之轉型為社區大學，不僅讓私立學校經營問題不再存在，也滿足人民享有教育的基本權利。何況大學林立、教學效果不彰，始作俑者不也是政府自己嗎﹖

即使私校沒有意願被政府接收以轉型為社區大學，也不是問題。因為除非政府進行干預、扭曲適當的資源分配，私校為了生存，也自然會想到發展之道。重點在於，政府根本就不應該干預私校發展。即使私校就是要招收後段學生，那也是私校在滿足部分市場。如果真的招生不足，為何不海外招生﹖但是這些原本極為簡單的道理，都在教育部集權化、以片面補助進行全面掌控的大政府作為之下，成為幾乎無法解決的問題。

而另一方面，對於部分口碑已經不錯的私立學校，教育部不僅根本不應該插手，而是讓它們自訂學費，滿足某一部分市場需求。教育部可將補助這些私校的經費，轉移做為公私立大學的學生獎學金。

劉揆提到，新生報到不滿百分之五十的學校將強制減招。鄭部長說，應該要求各大學訂定入學及畢業門檻、學生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等指標。既然招生不足，減招何來嚇阻﹖更何況如果私校經費完全自主，政府有何權力嚇阻私校發展﹖如果私校目標為低階市場，又何來門檻、指標之理﹖唯一的指標就是學生的評量。至於學生畢業即失業，經過市場機制作用、配合民間評量與社會口碑，無法提供學問技藝的學校自然必須另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