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馬戲團的表演讓人無不嘖嘖稱奇。馬戲團原本只是一種比雜耍稍微精緻一點的娛樂，但太陽馬戲團卻將它轉化成為一種藝術。經過轉化，太陽馬戲團雖然依舊是馬戲團，但本質已經大有改變。
從市場的角度來看，它開拓了另外一層市場，使它的競爭對手再也不是傳統馬戲團，甚至它已經沒有任何競爭者了。也因此，即使在消費信心危機的時代裡，它依舊不缺乏顧客。這就是金偉燦和莫柏妮的「藍海策略」一書，為什麼以太陽馬戲團做為藍海策略的最佳詮釋。而我們在今天這個信貸危機的時代重拾這本書，更有著不凡的意義。
伴隨這次信貸危機的一個現象就是生產過剩。其實生產過剩已經是廿一世紀以來的老問題了。但過去靠著美國的高消費、甚至是世界的最終消費，大家仍然信心滿滿地以為，只要生產，就不怕沒有買主。至少美國三大汽車廠的總裁就承認他們犯下這樣的錯誤。
然而，信貸危機產生，消費能力驟降，導致過剩的生產無法消化，於是災難就浮出水面。可以這麼說，生產過剩的市場是個偽裝的藍海，表面上諸景皆榮，自由自在，但當經濟結構一變，一切成了死海。過去台灣廠商在美國高消費這樣的危卵之上享受新貴待遇，然而一旦海枯泉涸，相濡以濕甚至是奢求。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重新重視藍海策略。因為藍海策略的假設就是生產過剩、競爭血腥，聰明的管理者就要開闢無人競爭的藍海。
在經濟飛漲的時代裡，只要曾經有過些許的差異化，許多企業都可以拿來做為藍海策略的成功典範。然而真正成功的藍海策略，恐怕必須得經過經濟風暴的考驗。為什麼？原因之一也正就是藍海策略的基本假設—生產過剩。在藍海裡，應該是沒有過剩這個問題的。萬一真有過剩問題，那就開闢另外一片藍海。所以，太陽馬戲團的演出似乎並未受到蕭條緊縮的影響。
面對危機，傳統企業的作法通常就是想辦法降低成本。但所有企業都感同身受，降低成本是一種邊際努力。在承平時代，這種邊際效果也許可以讓企業在邊緣求生存，但金融海嘯的威力，讓它似乎顯得微不足道。
企業面對危機的另外一個作法，就是尋求市場，這也是廿一世紀所有國際性企業的努力，也就是為什麼當前經濟如此倚重做為最終消費的美國、以及積極開拓中國大陸市場的原因。然而，金融海嘯讓市場需求也頓然失去光環。
此時有兩個方向是值得我們思考的。第一，金融海嘯似乎註示著當前我們處在「不連續時代」。在不連續時代裡，過去一切商業思維、模式、行銷、甚至教育等等，都有可能面臨存廢之間的挑戰。
第二，當前的危機是極為嚴重的金融危機，還是一個根本性的結構改變？僅只是量變，還是徹底的質變？
過去「新經濟」時代的高速成長靠的是美國生產力的提升，以及高消費。這些而今都成了歷史。過去美國做為經濟的龍頭，但而今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中國的崛起似乎更為明顯；美元本位經濟體系似乎受到嚴峻挑戰。種種這些都讓這兩個思考方向有了水清石見般的肯定答案。加上即使經濟衰退，部分有特色、傾向藍海策略的商品，如體驗經濟等，依舊不乏買主。此時，企業自然應該思考，如何善用藍海策略，在萎縮的紅海之外，另闢藍海市場。
2008年12月10日 星期三
海角七號與守門員
在今天這個價格競爭再也不能成為企業生存手段的時代裡，異質結合已經不是個陌生名詞了。異質結合創造了新的產品，甚至造就新的商業模式。然而，異質結合這個概念如何成為企業切實可行的方案？
要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聊聊電影「海角七號」。海角七號除了在台灣創造奇蹟之外，在香港也不遑多讓。許多人就問，充滿台語幽默的電影如何在香港受到歡迎？原來香港方面找了「台灣霹靂火」的編劇鄭文華改寫電影對白，台式幽默成了港式幽默，票房也就往上衝。
鄭文華是香港人，台語與粵語對他而言應用自如。他的雙語背景，加上台灣與香港影視方面的經驗，使得他成為「海角七號」進攻香港市場的關鍵。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鄭文華，海角七號終究只是本土電影。
「海角七號」的這段插曲，說明了兩個異質市場、產品、公司、概念想要結合的關鍵，我們稱之為「守門人」，Gatekeeper。鄭文華就扮演著「海角七號」在台港兩個市場上守門人的角色。
守門人指的是橫跨組織、建立橋樑、整合跨組織資源、孕育異質思考的人。鄭文華的角色屬於橋粱工作，透過對兩種市場的了解與一些關鍵技能的掌握，他將本土電影推向國際，成為在地全球化（glocalization）最好的例子。而從創新的角度來說，企業界守門人能夠發揮的作用遠過於此。
企業常常使用所謂「腦力激盪」（brainstorming）一詞來涵蓋組織內集體思考的活動。腦力激盪固然是企業生存必須具備的組織行為，但它卻有兩個嚴重的缺陷。
第一，同組織的人思考模式比較類似，因此他們的腦力激盪所產生的結論雖然比起個人獨思周延，但還是沒有辦法海納百川，延展思考的寬度。更嚴重的是，有可能強化單向行為，不知不覺中創造企業無形的文化枷鎖，使得組織慢慢走向僵化停滯的衰亡之路。
守門人的第一個重要角色就是拓寬公司的思考層面，引入另類思考，讓公司與不同的創新事業與市場產生交集，這樣才可以促使公司靈活發展。
第二，老子說，「福兮禍之所伏」，企業獲利成長，往往是危機的濫觴。怎麼說？企業在享受穩定的利潤時，另外一個被遺忘的市場往往出現創新產品。創新產品也許剛開始只是滿足利基市場（Niche Market），但也有可能在未來反噬主流市場，這就是所謂的「決裂式創新」。腦力激盪不足以掌握決裂式創新。
因此，守門人另外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注意決裂創新的挑戰與機會。換言之，他扮演斥候軍的角色，一方面發掘決裂式創新，將之攬入公司；另外一方面密切注意公司外決裂式創新的萌芽，讓公司有機會適時因應。
中國人講關係，但關係之於守門人是一刀兩刃。關係的確是守門人重要的角色之一，但關係往往卻是賊害守門人功能的罪魁禍首。因為，關係通常定型在專業之外的考量。過分注重關係，守門人的專業角色就被忽略。尤有甚者，如果關係沒有策略性經營，將有可能既失焦、同時又無法激發與深化創新與創意，這將更讓組織在國際化競爭中淘汰。
球場上的守門人負責的是防止球入門，而守門人做為異質結合的關鍵角色，則是負責「芝麻開門」。也就是為企業開闢一扇對外的窗口。今天異質結合成了企業的流行術語，但如果少了守門人，異質結合將無從開始。
要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聊聊電影「海角七號」。海角七號除了在台灣創造奇蹟之外，在香港也不遑多讓。許多人就問，充滿台語幽默的電影如何在香港受到歡迎？原來香港方面找了「台灣霹靂火」的編劇鄭文華改寫電影對白，台式幽默成了港式幽默，票房也就往上衝。
鄭文華是香港人，台語與粵語對他而言應用自如。他的雙語背景，加上台灣與香港影視方面的經驗，使得他成為「海角七號」進攻香港市場的關鍵。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鄭文華，海角七號終究只是本土電影。
「海角七號」的這段插曲，說明了兩個異質市場、產品、公司、概念想要結合的關鍵，我們稱之為「守門人」，Gatekeeper。鄭文華就扮演著「海角七號」在台港兩個市場上守門人的角色。
守門人指的是橫跨組織、建立橋樑、整合跨組織資源、孕育異質思考的人。鄭文華的角色屬於橋粱工作，透過對兩種市場的了解與一些關鍵技能的掌握，他將本土電影推向國際，成為在地全球化（glocalization）最好的例子。而從創新的角度來說，企業界守門人能夠發揮的作用遠過於此。
企業常常使用所謂「腦力激盪」（brainstorming）一詞來涵蓋組織內集體思考的活動。腦力激盪固然是企業生存必須具備的組織行為，但它卻有兩個嚴重的缺陷。
第一，同組織的人思考模式比較類似，因此他們的腦力激盪所產生的結論雖然比起個人獨思周延，但還是沒有辦法海納百川，延展思考的寬度。更嚴重的是，有可能強化單向行為，不知不覺中創造企業無形的文化枷鎖，使得組織慢慢走向僵化停滯的衰亡之路。
守門人的第一個重要角色就是拓寬公司的思考層面，引入另類思考，讓公司與不同的創新事業與市場產生交集，這樣才可以促使公司靈活發展。
第二，老子說，「福兮禍之所伏」，企業獲利成長，往往是危機的濫觴。怎麼說？企業在享受穩定的利潤時，另外一個被遺忘的市場往往出現創新產品。創新產品也許剛開始只是滿足利基市場（Niche Market），但也有可能在未來反噬主流市場，這就是所謂的「決裂式創新」。腦力激盪不足以掌握決裂式創新。
因此，守門人另外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注意決裂創新的挑戰與機會。換言之，他扮演斥候軍的角色，一方面發掘決裂式創新，將之攬入公司；另外一方面密切注意公司外決裂式創新的萌芽，讓公司有機會適時因應。
中國人講關係，但關係之於守門人是一刀兩刃。關係的確是守門人重要的角色之一，但關係往往卻是賊害守門人功能的罪魁禍首。因為，關係通常定型在專業之外的考量。過分注重關係，守門人的專業角色就被忽略。尤有甚者，如果關係沒有策略性經營，將有可能既失焦、同時又無法激發與深化創新與創意，這將更讓組織在國際化競爭中淘汰。
球場上的守門人負責的是防止球入門，而守門人做為異質結合的關鍵角色，則是負責「芝麻開門」。也就是為企業開闢一扇對外的窗口。今天異質結合成了企業的流行術語，但如果少了守門人，異質結合將無從開始。
掩飾撇清還是企業經營之道嗎？
面對醜聞，企業應該誠實面對還是掩飾撇清？水門與恩隆兩事件、與嬌生公司的泰樂諾下毒事件可以做個對比，答案是至為明顯的。
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因為水門事件辭職下台。原因是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五個不明男子因為潛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座落於水門辦公大樓的總部而遭到逮捕。FBI 發現，這些人受雇於尼克森的競選職工，從事間諜活動。
這件事本來和尼克森無關，但問題就在於六天之後，尼克森開始介入，要求 FBI 停止調查。之後又在接受 FBI 偵詢以及後來眾議院的公聽會上說謊。
尼克森原以為事情可以大而化之，但他與部屬討論如何掩飾此一事件，全有錄音留存。一九七四年七月間，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要求尼克森交出這些錄音帶。當全國人民親耳聽到尼克森如何命令部屬掩飾水門事件，舉國譁然。不到一個月之後，尼克森辭職。
另外一件醜聞是二○○一年美國的恩隆案。恩隆案根本就是企業蓄意造假。在總裁與董事會主席史基林（Jeff Skilling）與雷伊（Ken Lay）兩人的謀劃下，創造許多相關企業（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從事逃稅工作，並且將恩隆的財務損失編入這些相關公司帳上，使它的財務報表顯示良好的經營績效。
當兩名華爾街日報的記者開始揭發恩隆的不當行徑，史、雷兩人的反應也是極力掩飾，並且撇清那些相關企業與恩隆之間的關係。這還不要緊。負責恩隆的會計公司安達信（Aurther Andersen） 也幫著恩隆銷毀犯罪證據。結果呢？不但恩隆倒閉、史基林判刑二十四年又四個月、雷伊在還沒判刑前就因心肌梗塞死亡，安達信也被吊銷執照、清算結業。
這兩件大概是美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因為掩飾罪行、撇清相關人士和組織而遭致懲罰的例子。美國企業界有句話，「too big to fail」，尾大不倒。但不管是總統、恩隆、還是安達信，只要涉及醜聞，尾大不倒這四字真言也無法消災。美國政府與人民看著他們下台倒閉，絕不同情。
反之，一九八二年的泰樂諾（Tylenol）事件，卻是企業面對現實、勇敢解決的案例。從那年九月廿九日起，連續七人因為服用泰樂諾特效感冒藥而死亡。嬌生公司立刻對醫院、經銷商提出警告，並且停產。不到一個星期，嬌生公司回收市面上所有的泰樂諾。它甚至還向全美國宣導，不要使用任何含有泰樂諾的產品。雖然嬌生公司因為此一事件損失超過一億美金，而泰樂諾的市場佔有率則從百分之三十下滑到只有百分之八，但很快就在一年之內恢復。這完全歸功於嬌生公司的坦白與迅速的危機處理。
在任何時代，企業競爭都是相當激烈。因此對缺乏創新能力的公司而言，遊走灰色地帶，賺取邊際利益，成了生存關鍵。然而，這種介乎合法、非法之間的經營方式，在過去也許可以瞞混過關，但時代愈來愈進步，企業想要文過飾非，恐怕只會失去更多支持或顧客。
為什麼？在過去，企業經營與社會沒有太多關聯。老百姓安然過日，企業的權謀詐騙、鬥爭勾結，與之何有哉。但是今天的老百姓都感同身受，大企業的任何舉動與社會息息相關：從破壞環境到操縱市場、從社會責任到所得差距，大企業成了除了政府之外另一頭無所不在的巨獸。更何況現在新聞自由、資訊透明，大企業的敗跡或是良行，無疑都是他們是否可以生存的參考指標。
因此在今天這個時代，如果還不注意企業形象，只知掩飾撇清，企業就算規模龐大、有政府撐腰，在社會的要求下，恐怕還是難以永續。唯獨扛起社會責任，承認錯誤，落實「企業倫理」與「永續管理」，才是真正有眼光的經營方式。
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因為水門事件辭職下台。原因是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五個不明男子因為潛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座落於水門辦公大樓的總部而遭到逮捕。FBI 發現，這些人受雇於尼克森的競選職工，從事間諜活動。
這件事本來和尼克森無關，但問題就在於六天之後，尼克森開始介入，要求 FBI 停止調查。之後又在接受 FBI 偵詢以及後來眾議院的公聽會上說謊。
尼克森原以為事情可以大而化之，但他與部屬討論如何掩飾此一事件，全有錄音留存。一九七四年七月間，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要求尼克森交出這些錄音帶。當全國人民親耳聽到尼克森如何命令部屬掩飾水門事件，舉國譁然。不到一個月之後，尼克森辭職。
另外一件醜聞是二○○一年美國的恩隆案。恩隆案根本就是企業蓄意造假。在總裁與董事會主席史基林（Jeff Skilling）與雷伊（Ken Lay）兩人的謀劃下，創造許多相關企業（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從事逃稅工作，並且將恩隆的財務損失編入這些相關公司帳上，使它的財務報表顯示良好的經營績效。
當兩名華爾街日報的記者開始揭發恩隆的不當行徑，史、雷兩人的反應也是極力掩飾，並且撇清那些相關企業與恩隆之間的關係。這還不要緊。負責恩隆的會計公司安達信（Aurther Andersen） 也幫著恩隆銷毀犯罪證據。結果呢？不但恩隆倒閉、史基林判刑二十四年又四個月、雷伊在還沒判刑前就因心肌梗塞死亡，安達信也被吊銷執照、清算結業。
這兩件大概是美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因為掩飾罪行、撇清相關人士和組織而遭致懲罰的例子。美國企業界有句話，「too big to fail」，尾大不倒。但不管是總統、恩隆、還是安達信，只要涉及醜聞，尾大不倒這四字真言也無法消災。美國政府與人民看著他們下台倒閉，絕不同情。
反之，一九八二年的泰樂諾（Tylenol）事件，卻是企業面對現實、勇敢解決的案例。從那年九月廿九日起，連續七人因為服用泰樂諾特效感冒藥而死亡。嬌生公司立刻對醫院、經銷商提出警告，並且停產。不到一個星期，嬌生公司回收市面上所有的泰樂諾。它甚至還向全美國宣導，不要使用任何含有泰樂諾的產品。雖然嬌生公司因為此一事件損失超過一億美金，而泰樂諾的市場佔有率則從百分之三十下滑到只有百分之八，但很快就在一年之內恢復。這完全歸功於嬌生公司的坦白與迅速的危機處理。
在任何時代，企業競爭都是相當激烈。因此對缺乏創新能力的公司而言，遊走灰色地帶，賺取邊際利益，成了生存關鍵。然而，這種介乎合法、非法之間的經營方式，在過去也許可以瞞混過關，但時代愈來愈進步，企業想要文過飾非，恐怕只會失去更多支持或顧客。
為什麼？在過去，企業經營與社會沒有太多關聯。老百姓安然過日，企業的權謀詐騙、鬥爭勾結，與之何有哉。但是今天的老百姓都感同身受，大企業的任何舉動與社會息息相關：從破壞環境到操縱市場、從社會責任到所得差距，大企業成了除了政府之外另一頭無所不在的巨獸。更何況現在新聞自由、資訊透明，大企業的敗跡或是良行，無疑都是他們是否可以生存的參考指標。
因此在今天這個時代，如果還不注意企業形象，只知掩飾撇清，企業就算規模龐大、有政府撐腰，在社會的要求下，恐怕還是難以永續。唯獨扛起社會責任，承認錯誤，落實「企業倫理」與「永續管理」，才是真正有眼光的經營方式。
創新進化論
翻開美國的企業發展史，我們會發現，從一九八六年算起，財星五百大公司當中，只有一百八十七家繼續在名單上。以一九五五年為參考點，有超過一三一八家公司曾經列入財星五百大。一九八○年出現在名單的公司，只有一半繼續上榜。
財星五百大的起伏讓我們知道，企業的競爭是個演化的過程。隨著競爭的演化，創新也相對地有著不斷進化的生命週期。
在一個沒有競爭的環境裡，企業的生存靠的是關係。由於是關係，而不是競爭力本身，因此不需要創新。此外，由於關係靠的是穩定的政商結構，因此可能改變它的商業模式創新，就和以關係為主的社會格格不入了。
當商業環境開始趨於公平，基本的程序正義在法律規範中實踐，企業就開始了公平競爭。最初，競爭靠的是價格。如果企業提供的產品與對手沒有什麼差別，不斷銷價競爭，就成為唯一手段。銷價競爭的結果是，企業獲利只足以彌補經濟學上所說的機會成本。
另外一個嚴重後果就是企業的一切運作都處於緊繃狀態，不管是研發、創新、效率，都無暇顧及。克魯曼在一九九四年指出，東亞的經濟成長並非來自資本效率，而是資本累積，根本的問題就在此。
不過面對國際競爭，企業無可避免地必須在既有的關係網之外找尋生存之道，在這一階段，「核心競爭力」或「核心優勢」就成了必備武器。企業超越對手的核心競爭力可以是產品、生產流程、服務、專利等等。
不過企業是否可以保持永久的核心競爭力呢？從財星五百大的更替來看，答案自然是非常否定的。於是企業就得讓核心競爭力升級，而這非靠創新不可。
在創新的初級階段，企業比較著重於產品創新。因為這種創新途徑涉及面最小，也比較能夠和關係本位的社會配合。不過，正因為產品創新比較容易，所以對手也可以輕易地起而效尤，從而讓產品創新漸漸失去特色。因此，單是產品創新最多只能說是產品特色的累加。
企業競爭到了這個階段，就必須超越產品創新，而演化為商業模式創新。也就是說，從公司的根本結構進行革新，最終形成創新文化。
然而，商業模式創新有個盲點：並不是每個公司都可以進行。對於陳年老店而言，組織往往成為不可扭轉的負擔，如果斷然進行商業模式創新，恐怕動搖基業。這時候就應該考慮開放式創新。開放式創新的其中一層意義就是在不牽動組織根本結構與文化的前提下，將創新的元素獨立於組織之外，但卻又能夠取得源源不斷的創新成果。
如果我們將競爭程度畫做橫軸，創新的密度為縱軸，那麼「關係」、「價格競爭」、「核心競爭力」、「產品創新」、「商業模式創新」、「開放式創新」這六種創新概念就座落在一條四十五度向上攀升的直線上。
在純粹的關係網絡社會裡，有沒有競爭力是其次，主要取決於有沒有關係。所以說有關係就關係，沒關係就找關係。而到了高度競爭的社會，甚至自己手握的資源都不敷使用，那時，以分享為最高形式的「開放式創新」就站上戰略的制高點。
根據這樣的演化模型，企業可以衡量自身創新的成熟度。在激烈競爭的環境裡，企業的目標就是達到較高水平的創新成熟度，讓創新成為文化、能夠不斷激發創新，使得核心競爭力能夠與時俱進。
財星五百大的起伏讓我們知道，企業的競爭是個演化的過程。隨著競爭的演化，創新也相對地有著不斷進化的生命週期。
在一個沒有競爭的環境裡，企業的生存靠的是關係。由於是關係，而不是競爭力本身，因此不需要創新。此外，由於關係靠的是穩定的政商結構，因此可能改變它的商業模式創新，就和以關係為主的社會格格不入了。
當商業環境開始趨於公平，基本的程序正義在法律規範中實踐，企業就開始了公平競爭。最初，競爭靠的是價格。如果企業提供的產品與對手沒有什麼差別，不斷銷價競爭，就成為唯一手段。銷價競爭的結果是，企業獲利只足以彌補經濟學上所說的機會成本。
另外一個嚴重後果就是企業的一切運作都處於緊繃狀態，不管是研發、創新、效率，都無暇顧及。克魯曼在一九九四年指出，東亞的經濟成長並非來自資本效率，而是資本累積，根本的問題就在此。
不過面對國際競爭，企業無可避免地必須在既有的關係網之外找尋生存之道，在這一階段，「核心競爭力」或「核心優勢」就成了必備武器。企業超越對手的核心競爭力可以是產品、生產流程、服務、專利等等。
不過企業是否可以保持永久的核心競爭力呢？從財星五百大的更替來看，答案自然是非常否定的。於是企業就得讓核心競爭力升級，而這非靠創新不可。
在創新的初級階段，企業比較著重於產品創新。因為這種創新途徑涉及面最小，也比較能夠和關係本位的社會配合。不過，正因為產品創新比較容易，所以對手也可以輕易地起而效尤，從而讓產品創新漸漸失去特色。因此，單是產品創新最多只能說是產品特色的累加。
企業競爭到了這個階段，就必須超越產品創新，而演化為商業模式創新。也就是說，從公司的根本結構進行革新，最終形成創新文化。
然而，商業模式創新有個盲點：並不是每個公司都可以進行。對於陳年老店而言，組織往往成為不可扭轉的負擔，如果斷然進行商業模式創新，恐怕動搖基業。這時候就應該考慮開放式創新。開放式創新的其中一層意義就是在不牽動組織根本結構與文化的前提下，將創新的元素獨立於組織之外，但卻又能夠取得源源不斷的創新成果。
如果我們將競爭程度畫做橫軸，創新的密度為縱軸，那麼「關係」、「價格競爭」、「核心競爭力」、「產品創新」、「商業模式創新」、「開放式創新」這六種創新概念就座落在一條四十五度向上攀升的直線上。
在純粹的關係網絡社會裡，有沒有競爭力是其次，主要取決於有沒有關係。所以說有關係就關係，沒關係就找關係。而到了高度競爭的社會，甚至自己手握的資源都不敷使用，那時，以分享為最高形式的「開放式創新」就站上戰略的制高點。
根據這樣的演化模型，企業可以衡量自身創新的成熟度。在激烈競爭的環境裡，企業的目標就是達到較高水平的創新成熟度，讓創新成為文化、能夠不斷激發創新，使得核心競爭力能夠與時俱進。
台灣科技新血何去何從
在 dot com 時代，有些顧問公司提出「新經濟」的主張，認為在資訊科技的驅動下，經濟將持續向上。商業周刊的主編 Steven Shepard 以及 MIT 的布來約夫森（Erik Brynjolfsson）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提倡者。在當時，這種說法甚囂塵上，甚至無人可逆。諾貝爾經濟學獎梭羅（Robert Solow）、克魯曼（Paul Krugman）、史第格利茲（Joseph Eugene Stiglitz），以及摩根史坦利的羅奇（Stephen Roach）等人的反對意見，就遭人棄如蔽屣了。
不過風水輪流轉。時至今日，大概很少人繼續相信「新經濟」了。金融海嘯造成金融界人心惶惶。而伴隨而來的科技界冰河時期，更讓人不知大地何時回春。
科技界冰河來臨，固然有國際金融的因素，但歸根結底，也還是有人才的供需問題。這就不得不提到台灣人才教育市場化了。
在台灣，資訊管理是第一大系，理工人才也年復一年增加。美國在 dot com 的高峰期，資訊管理也是最熱門的科系。以加州州立大學為例，從原本乏人問津，暴增到一年兩百個學生。然而，到了二○○五年，人數只剩下五分之一左右。許多知名大學，包括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原本在 dot com 時代興致勃勃地規劃技術管理碩士，Techno MBA，預計至少可以有個兩百人入學，到今天，這些學程都成了子虛烏有。
這極端的演變反映了兩點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第一，在美國，資訊管理或類似的學門，其實早就隨著科技泡沫的破滅而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但正當美國的入學人數以及學程存廢依據市場需求而淡入淡出，台灣卻大張旗鼓，義無反顧地擴增資管及相關科系。從金融風暴的今天看來，這其實是舉全國之力，在滿足美國因為擴張信用以及外包而造成的假性需求。
第二，美國任何科系的學生人數是每年在變的。可以從個位數到兩百人，然後再回到二十人。以上述資管為例，這雲霄飛車般的變化前後不過十年。這表示，美國學生是在進入大學之後才開始選擇科系。學生選擇科系固然有自己理想上的堅持，但大多數確實也是根據個人對就業市場的調查，完全出於現實的考量。
這種自由選系的方式從學生個人的角度而言，是讓學生在了解大學環境之後、在心智初步成熟之後，能夠做出比較理性的判斷。而從社會的角度而言，就是一個水閥的作用。市場需求大，就依據「選擇的自由」，增加人才供給。反之亦然。如此這般，使得就業市場得到合理的調整。
對個人而言，低學費政策下的大學教育可以說是生活的體驗。但對政府而言，沉重的預算讓政府必須將教育視為嚴肅的投資事業。尤其從計劃開始到實際招生、再等到學生畢業，極有可能的情形是，當初規劃時所面臨的市場需求早已不在，所訓練出來的學生無法趕上國家需求，反而成為待業的青年、或研究所的新兵。
面對高科技界的冰河時期，我們所訓練出來的新血不知將何去何從。
不過風水輪流轉。時至今日，大概很少人繼續相信「新經濟」了。金融海嘯造成金融界人心惶惶。而伴隨而來的科技界冰河時期，更讓人不知大地何時回春。
科技界冰河來臨，固然有國際金融的因素，但歸根結底，也還是有人才的供需問題。這就不得不提到台灣人才教育市場化了。
在台灣，資訊管理是第一大系，理工人才也年復一年增加。美國在 dot com 的高峰期，資訊管理也是最熱門的科系。以加州州立大學為例，從原本乏人問津，暴增到一年兩百個學生。然而，到了二○○五年，人數只剩下五分之一左右。許多知名大學，包括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原本在 dot com 時代興致勃勃地規劃技術管理碩士，Techno MBA，預計至少可以有個兩百人入學，到今天，這些學程都成了子虛烏有。
這極端的演變反映了兩點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第一，在美國，資訊管理或類似的學門，其實早就隨著科技泡沫的破滅而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但正當美國的入學人數以及學程存廢依據市場需求而淡入淡出，台灣卻大張旗鼓，義無反顧地擴增資管及相關科系。從金融風暴的今天看來，這其實是舉全國之力，在滿足美國因為擴張信用以及外包而造成的假性需求。
第二，美國任何科系的學生人數是每年在變的。可以從個位數到兩百人，然後再回到二十人。以上述資管為例，這雲霄飛車般的變化前後不過十年。這表示，美國學生是在進入大學之後才開始選擇科系。學生選擇科系固然有自己理想上的堅持，但大多數確實也是根據個人對就業市場的調查，完全出於現實的考量。
這種自由選系的方式從學生個人的角度而言，是讓學生在了解大學環境之後、在心智初步成熟之後，能夠做出比較理性的判斷。而從社會的角度而言，就是一個水閥的作用。市場需求大，就依據「選擇的自由」，增加人才供給。反之亦然。如此這般，使得就業市場得到合理的調整。
對個人而言，低學費政策下的大學教育可以說是生活的體驗。但對政府而言，沉重的預算讓政府必須將教育視為嚴肅的投資事業。尤其從計劃開始到實際招生、再等到學生畢業，極有可能的情形是，當初規劃時所面臨的市場需求早已不在，所訓練出來的學生無法趕上國家需求，反而成為待業的青年、或研究所的新兵。
面對高科技界的冰河時期，我們所訓練出來的新血不知將何去何從。
2008年11月24日 星期一
消費券到底有無效果？
討論消費券的成效是一種賭博，原因是它的效果在發放之後立刻顯現：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過許多學者似乎願意賭上自己的經濟預測能力，而令人驚訝的是，許多人否定它。
政府調控經濟的手段不外乎貨幣與財政政策。當前主要國家的利率都已接近零，但效果未見。這表示國際經濟可能已經陷入所謂流動性的陷阱—不管利率再怎麼低，經濟就是不起來。
再看財政效果。財政效果又可以分為兩種：公共工程、刺激民間消費。公共工程有兩大問題：緩不濟急、排擠效果。如果當前的經濟危機形勢不夠嚴峻，公共工程或許可以考慮。但如果政府希望立竿見影的效果，恐怕公共工程就不能對症下藥了。
此外公共工程另外一項弊端是排擠效果，而且導致政府愈形膨脹。羅斯福的新政成功地將美國經濟從蕭條中拉拔起來，先決條件是之前政府採行的是高度自由放任的政策。問題不是政府無所不在，而是政府似乎並不存在。台灣剛好相反，我們有個大政府，無所不在，如果再容許政府擴大公共工程，其實正好再度排擠民間消費能力。不管從經濟還是政治著眼，都犧牲長期利益。
如果真要採取公共工程，也應該外包，例如以借貸方式鼓勵民間參與，但那樣所造成的公平性疑慮，絕對不下於消費券。而且應該在消費券發揮點火作用之後再做。
最後只剩下直接刺激民間消費了。有人以為，應當退稅。不過可想而知，退稅的效果絕對比不上消費券，因為人民更可以直接將退稅所得存入銀行，成為窖藏。經濟下滑不知伊於胡底，人民當然有極大的誘因如此做。
所以東比西較，消費卷其實是當前拯救經濟的唯一方法。
當然，消費券不是沒有疑慮。首先，許多學者擔心，人民是否將消費券換成現金，存入銀行。如方才所述，退稅、和其他任何直接發放現金的方式，都比消費券更容易成為窖藏。此外也很重要的是，消費券有信息傳遞作用，就是告訴老百姓要消費。這是發放現金所沒有的。
消費券另外一項最大的好處就是動員商家。而且商家如果採取加碼促銷方案，消費券的效果更大。另外一項所有其他政策不及之處，就是直接提振民間消費信心。這是當前經濟危機的最大癥結。
有人認為消費券一體發放，違反公平原則。事實上，如果加入排富條款，臨界點應該放在哪一個所得水準，爭議性更大。此外，富人可以將消費券捐出，但發放現金就無法形成這樣的效果。
有人疑慮，民眾拿了消費券，只是取代性地購買民生消費品，省下的錢照樣存起來。這種說法忽略了社會有非常多的人是不需要買民生消費品的。至於債留子孫，任何財政政策的基礎都是政府花錢，差別只在於政府有沒有錢。沒錢，當然只好舉債，否則就只能尸位素餐。
如果真要舉出問題，其實應該在於民間的庫存水準。如果過高，突如其來的消費造成的可能是銷價競爭，而非刺激經濟。有人以一九九九年日本的失敗為例，懷疑消費券的效果。其實庫存過高、加上國際金融集團的蓄意打壓，才是日本失敗的根本原因。此刻政府實在不需要聽消費券好不好的討論，而是研究它可能帶來的反效果，以及執行上可能的疏漏。
我們還是避免豪賭，所以就不斷言消費券一定有效。但至少可以確定，如果消費券無效，其他方法只是更沒效果。
政府調控經濟的手段不外乎貨幣與財政政策。當前主要國家的利率都已接近零，但效果未見。這表示國際經濟可能已經陷入所謂流動性的陷阱—不管利率再怎麼低，經濟就是不起來。
再看財政效果。財政效果又可以分為兩種：公共工程、刺激民間消費。公共工程有兩大問題：緩不濟急、排擠效果。如果當前的經濟危機形勢不夠嚴峻，公共工程或許可以考慮。但如果政府希望立竿見影的效果，恐怕公共工程就不能對症下藥了。
此外公共工程另外一項弊端是排擠效果，而且導致政府愈形膨脹。羅斯福的新政成功地將美國經濟從蕭條中拉拔起來，先決條件是之前政府採行的是高度自由放任的政策。問題不是政府無所不在，而是政府似乎並不存在。台灣剛好相反，我們有個大政府，無所不在，如果再容許政府擴大公共工程，其實正好再度排擠民間消費能力。不管從經濟還是政治著眼，都犧牲長期利益。
如果真要採取公共工程，也應該外包，例如以借貸方式鼓勵民間參與，但那樣所造成的公平性疑慮，絕對不下於消費券。而且應該在消費券發揮點火作用之後再做。
最後只剩下直接刺激民間消費了。有人以為，應當退稅。不過可想而知，退稅的效果絕對比不上消費券，因為人民更可以直接將退稅所得存入銀行，成為窖藏。經濟下滑不知伊於胡底，人民當然有極大的誘因如此做。
所以東比西較，消費卷其實是當前拯救經濟的唯一方法。
當然，消費券不是沒有疑慮。首先，許多學者擔心，人民是否將消費券換成現金，存入銀行。如方才所述，退稅、和其他任何直接發放現金的方式，都比消費券更容易成為窖藏。此外也很重要的是，消費券有信息傳遞作用，就是告訴老百姓要消費。這是發放現金所沒有的。
消費券另外一項最大的好處就是動員商家。而且商家如果採取加碼促銷方案，消費券的效果更大。另外一項所有其他政策不及之處，就是直接提振民間消費信心。這是當前經濟危機的最大癥結。
有人認為消費券一體發放，違反公平原則。事實上，如果加入排富條款，臨界點應該放在哪一個所得水準，爭議性更大。此外，富人可以將消費券捐出，但發放現金就無法形成這樣的效果。
有人疑慮，民眾拿了消費券，只是取代性地購買民生消費品，省下的錢照樣存起來。這種說法忽略了社會有非常多的人是不需要買民生消費品的。至於債留子孫，任何財政政策的基礎都是政府花錢，差別只在於政府有沒有錢。沒錢，當然只好舉債，否則就只能尸位素餐。
如果真要舉出問題，其實應該在於民間的庫存水準。如果過高，突如其來的消費造成的可能是銷價競爭，而非刺激經濟。有人以一九九九年日本的失敗為例，懷疑消費券的效果。其實庫存過高、加上國際金融集團的蓄意打壓，才是日本失敗的根本原因。此刻政府實在不需要聽消費券好不好的討論，而是研究它可能帶來的反效果，以及執行上可能的疏漏。
我們還是避免豪賭，所以就不斷言消費券一定有效。但至少可以確定，如果消費券無效，其他方法只是更沒效果。
以國際化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時至今日，相信不會有人否認社會責任對管理的重要性。我們也都知道，不能光教資本主義的理論，還要讓學生具有社會意識與參與感。但是怎麼做？
我們先看一個例子，就可以知道，「怎麼做」，比「知道要做」重要太多了。二○○五年，美國通過保護動物法修正案，規定土地使用不得傷害受保護動物。這項法案立意雖佳，但造成的結果卻是地主將土地變得不適合該種動物生存，這樣在他的土地上就不會出現受保護動物，政府就不會干擾他了。
這種稱為「乖張誘因」（Perverse Incentive）的例子不勝枚舉。它們活生生地證實了一句話，「徒善不足以自行」。
那麼該如何誘使企業界盡社會責任呢？以台灣而言，國際化是非走不可的路。
首先，企業的競爭是力的對決。當社會責任是企業負擔的時候，強迫企業盡社會責任、微薄的減稅或其他方式的鼓勵，往往只是聊備一格。但如果社會意識抬頭，環保團體的力量夠大，企業就不得不面對。台灣的環保與社會運動聲音夠大，但力道不足，往往得得到政府認同才可以發揮對企業的制衡作用。此外，運動也和政治意識型態瓜葛過深，喪失了應有的獨立性。
反觀歐美的社會運動，力量大到不只是讓企業攬上社會責任，更重要的是這些力量持續不斷，也因此讓企業發現，與其閃躲遮掩、兵來將擋，不如將社會責任融入公司決策系統。如此，不僅可以與社會運動永續地勢均力敵，甚至可能因為與社會運動的接觸，發現社會責任帶來的商機。
所以，許多人批評國際化，認為是資本主義國家進一步剝削開發中國家。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全面的國際化事實上也將全球社會運動的資源帶入台灣。
其次，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是向下紮根的工作。這方面，歐美與台灣差距甚遠。不知二、三十年前開始，歐美所有的管理學院就教授企業倫理；而台灣到現在，大概有這門課的學校屈指可數。到了今天，企業倫理不僅是歐美管理學院的必修課，更將企業倫理、社會責任、生態保育、環境經濟學等主題，綜合成為一門新的學問：「永續管理」（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永續管理的範疇也超過了傳統所說的公司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在聯合國「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的推動下，許多國際性的認證組織紛紛採用「盡責管理教育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Management Education）。這些組織包括負責管理學院入學考試的GMAC、美國管理學院認證單位 AACSB、歐洲管理學院認證單位 EFMD 等。當前這些認證單位雖然沒有要求會員採行類似的公司社會責任原則，但將來未必不可能成為命定。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永續管理」幾乎成為歐洲的顯學，例如全球首屈一指的 IMD，就成立企業永續管理論壇（Forum for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INSEAD 也成立了永續研究中心（INSEAD Sustainability）。澳紐也不落人後，成立了亞太社會商業學會（Asia Pacific Academy of Business in Society）。
台灣許多管理學院當前正在推動國際認證，這其實就在無意之間，將企業倫理的概念引進國內。而隨著認證機構對CSR的要求愈來愈高，間接就推動了台灣CSR向下紮根的工作。
我們先看一個例子，就可以知道，「怎麼做」，比「知道要做」重要太多了。二○○五年，美國通過保護動物法修正案，規定土地使用不得傷害受保護動物。這項法案立意雖佳，但造成的結果卻是地主將土地變得不適合該種動物生存，這樣在他的土地上就不會出現受保護動物，政府就不會干擾他了。
這種稱為「乖張誘因」（Perverse Incentive）的例子不勝枚舉。它們活生生地證實了一句話，「徒善不足以自行」。
那麼該如何誘使企業界盡社會責任呢？以台灣而言，國際化是非走不可的路。
首先，企業的競爭是力的對決。當社會責任是企業負擔的時候，強迫企業盡社會責任、微薄的減稅或其他方式的鼓勵，往往只是聊備一格。但如果社會意識抬頭，環保團體的力量夠大，企業就不得不面對。台灣的環保與社會運動聲音夠大，但力道不足，往往得得到政府認同才可以發揮對企業的制衡作用。此外，運動也和政治意識型態瓜葛過深，喪失了應有的獨立性。
反觀歐美的社會運動，力量大到不只是讓企業攬上社會責任，更重要的是這些力量持續不斷，也因此讓企業發現，與其閃躲遮掩、兵來將擋，不如將社會責任融入公司決策系統。如此，不僅可以與社會運動永續地勢均力敵，甚至可能因為與社會運動的接觸，發現社會責任帶來的商機。
所以，許多人批評國際化，認為是資本主義國家進一步剝削開發中國家。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全面的國際化事實上也將全球社會運動的資源帶入台灣。
其次，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是向下紮根的工作。這方面，歐美與台灣差距甚遠。不知二、三十年前開始，歐美所有的管理學院就教授企業倫理；而台灣到現在，大概有這門課的學校屈指可數。到了今天，企業倫理不僅是歐美管理學院的必修課，更將企業倫理、社會責任、生態保育、環境經濟學等主題，綜合成為一門新的學問：「永續管理」（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永續管理的範疇也超過了傳統所說的公司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在聯合國「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的推動下，許多國際性的認證組織紛紛採用「盡責管理教育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Management Education）。這些組織包括負責管理學院入學考試的GMAC、美國管理學院認證單位 AACSB、歐洲管理學院認證單位 EFMD 等。當前這些認證單位雖然沒有要求會員採行類似的公司社會責任原則，但將來未必不可能成為命定。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永續管理」幾乎成為歐洲的顯學，例如全球首屈一指的 IMD，就成立企業永續管理論壇（Forum for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INSEAD 也成立了永續研究中心（INSEAD Sustainability）。澳紐也不落人後，成立了亞太社會商業學會（Asia Pacific Academy of Business in Society）。
台灣許多管理學院當前正在推動國際認證，這其實就在無意之間，將企業倫理的概念引進國內。而隨著認證機構對CSR的要求愈來愈高，間接就推動了台灣CSR向下紮根的工作。
2008年11月22日 星期六
管理學院兩種國際化
台灣教育界這幾年來大力提倡國際化。這其實是件不難的事，然而某種原因卻讓它窒礙難行。這裡，我們來比較兩種假想的國際化模式，說明問題癥結。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國際化，假設是 C 學院的方法。C 學院的國際化首先認定一項事實，就是人才必須受到尊重，國際化人才未必容易取得。於是學校首先想辦法提出誘因，吸引人才，以提供國際化管理教育。C 學院追求最高品質，因此不奢求所有教師都改用英文授課。如果本國沒有足夠人才，就以高薪聘請海外人才。
然而，提供人才足夠的誘因需要學校財力的配合。於是 C 學院一方面提高學生學費，另一方面想盡辦法敦促企業界與校友捐款。
學生學費提高，表面上虧待學生。但高學費促使學生對教學的期待提高。而教師有足夠的誘因提供學生應得的教育水平。雙方互蒙其利。
為了增加本國學生就業能力、吸引國際學生，學院必須思考提供何種特色學程。要促使教師轉換傳統教學、提供特色，也需要一定的誘因。
以誘因為基礎、高學費為支柱，發展特色、提升教學品質，學院的國際化學程，自然可以打開名聲，甚至成為利潤中心。
甚至在本國國際化課程上了軌道之後，學院可以到國外、或中國大陸設立分支。國際化不僅是命定要求，而是管理學院蓬勃發展的命脈。
另外一種國際化則反其道而行，我們假設是 T 學院的作法。它首先認為，教授為人師表，應該犧牲奉獻，因此絕對拒絕讓管理學院薪資市場化。殊不知這種心態，其實是濫用道德、佔教授便宜、而且拒絕優秀與新進教授於門外。T 學院也認為教育是公益事業，任何高學費都是搞推廣教育、搞補習班。由於T 學院財務窘迫，它也不能在軟硬體上投資。
既然不能提高學費與薪資，於是 T 學院強迫新進與資淺教師以英文授課。這麼做，讓 T 學院招募新進教師更是雪上加霜。原本的資淺教師因為升等壓力，也敢怒不敢言。
更嚴重的問題是，T 學院以為好老師唾手可得，就廣泛招納國際學生，每個系所都有國際學生，因此所有系所都必須改用英文授課。
許多資深教授反彈，拒絕使用英文，於是國際學生就得靠自修完成學位。這些老師的教科書有些是用中文，那學生甚至連自修都發生困難。
有些教師願意接受挑戰，改用英語授課，但這麼一來，本國學生開始反彈。有些甚至提告法院，認為學校剝奪學生學習權利。
T 學院發現問題嚴重，於是提供教師誘因。但因為課程眾多、而且為了求取齊頭式平等，所以只要申請就可以得到補貼。這麼一來，誘因當然不夠，也無法規範教師教學品質，於是教師意興闌跚；或是拿了補貼，但還是用中文上課。
T 學院的國際化徹底失敗，於是它就放棄了。
以上兩種國際化，其實不僅是國際化的問題，而是管理學院整體發展的問題。很不幸，在當前教育部的規範之下、在僵化的會計制度之下，台灣走的是第二種國際化。問題還沒結束：
在知道 C 學院提供大量誘因給教師之後，T 學院的優秀教師都跳槽到 C 學院任職，於是 T 學院一狀告到教育部。教育部認為 C 學院在掠奪資源、造成惡性競爭，於是禁止一切高薪資、高學費的學程成立。
一切回復平靜。由於兩個學院所在的國家是個島國，島國的國民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他國家的管理教育已經發生根本變化。一向被該國歧視的鄰國 H，原本民生凋蔽，教育破產，但在痛定思痛之後，讓教育市場化，於是管理教育突飛猛進，島國只好瞠乎其後了。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國際化，假設是 C 學院的方法。C 學院的國際化首先認定一項事實，就是人才必須受到尊重，國際化人才未必容易取得。於是學校首先想辦法提出誘因，吸引人才，以提供國際化管理教育。C 學院追求最高品質，因此不奢求所有教師都改用英文授課。如果本國沒有足夠人才，就以高薪聘請海外人才。
然而，提供人才足夠的誘因需要學校財力的配合。於是 C 學院一方面提高學生學費，另一方面想盡辦法敦促企業界與校友捐款。
學生學費提高，表面上虧待學生。但高學費促使學生對教學的期待提高。而教師有足夠的誘因提供學生應得的教育水平。雙方互蒙其利。
為了增加本國學生就業能力、吸引國際學生，學院必須思考提供何種特色學程。要促使教師轉換傳統教學、提供特色，也需要一定的誘因。
以誘因為基礎、高學費為支柱，發展特色、提升教學品質，學院的國際化學程，自然可以打開名聲，甚至成為利潤中心。
甚至在本國國際化課程上了軌道之後，學院可以到國外、或中國大陸設立分支。國際化不僅是命定要求，而是管理學院蓬勃發展的命脈。
另外一種國際化則反其道而行，我們假設是 T 學院的作法。它首先認為，教授為人師表，應該犧牲奉獻，因此絕對拒絕讓管理學院薪資市場化。殊不知這種心態，其實是濫用道德、佔教授便宜、而且拒絕優秀與新進教授於門外。T 學院也認為教育是公益事業，任何高學費都是搞推廣教育、搞補習班。由於T 學院財務窘迫，它也不能在軟硬體上投資。
既然不能提高學費與薪資，於是 T 學院強迫新進與資淺教師以英文授課。這麼做，讓 T 學院招募新進教師更是雪上加霜。原本的資淺教師因為升等壓力，也敢怒不敢言。
更嚴重的問題是，T 學院以為好老師唾手可得，就廣泛招納國際學生，每個系所都有國際學生，因此所有系所都必須改用英文授課。
許多資深教授反彈，拒絕使用英文，於是國際學生就得靠自修完成學位。這些老師的教科書有些是用中文，那學生甚至連自修都發生困難。
有些教師願意接受挑戰，改用英語授課，但這麼一來，本國學生開始反彈。有些甚至提告法院，認為學校剝奪學生學習權利。
T 學院發現問題嚴重，於是提供教師誘因。但因為課程眾多、而且為了求取齊頭式平等，所以只要申請就可以得到補貼。這麼一來，誘因當然不夠，也無法規範教師教學品質，於是教師意興闌跚；或是拿了補貼，但還是用中文上課。
T 學院的國際化徹底失敗，於是它就放棄了。
以上兩種國際化，其實不僅是國際化的問題，而是管理學院整體發展的問題。很不幸，在當前教育部的規範之下、在僵化的會計制度之下，台灣走的是第二種國際化。問題還沒結束：
在知道 C 學院提供大量誘因給教師之後，T 學院的優秀教師都跳槽到 C 學院任職，於是 T 學院一狀告到教育部。教育部認為 C 學院在掠奪資源、造成惡性競爭，於是禁止一切高薪資、高學費的學程成立。
一切回復平靜。由於兩個學院所在的國家是個島國，島國的國民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他國家的管理教育已經發生根本變化。一向被該國歧視的鄰國 H，原本民生凋蔽，教育破產，但在痛定思痛之後，讓教育市場化，於是管理教育突飛猛進，島國只好瞠乎其後了。
對台政策其實是國際政策
江陳會、熊貓來台、APEC總統照片與正式稱謂，似乎國民黨上臺之後，中共也開始釋出善意。不過我們從國際競爭的大格局來看，與其說中共因為台灣政情轉變而態度轉變，不如說台灣的政局轉變使得他們可以展開十年前就已經佈局好的國際戰略。
我們都知道，資本主義的本質是豪奪強取。這一點，共產黨當然知之甚詳。對於中國這個新興市場，西方國家是絕對不會放過的。
就以南美洲為例。拉丁美洲各國長期一直為通貨膨脹與經濟衰退交叉困擾。九○年代末期，為了跳出如此旋渦，大量引進外資。厄瓜多爾甚至在二○○○年，直接採用美元為該國法定貨幣。南美的這些政策固然促使經濟進步，但卻犧牲了主權，徒手將國家的經濟、甚至政治命脈讓與美國。
回國頭來看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外資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甚至如同宋鴻兵在「貨幣戰爭」所言，外資進入中國的終極目標是控制人民幣。這種說法已經不只是捕風捉影而已。國際金融大鱷在掌握拉美之後，一九九七年掀起了亞洲金融風暴，確實顯露他們打壓亞洲金融合作、控制亞洲貨幣的企圖。
中國不像拉美。對於中國而言，國家主權透過民族主義包裝，是一切統治正當性的根本。以洋槍大砲為後盾的帝國主義固然已是神話，但歐美透過金融手段腐蝕中國金融、政治、經濟的根基，卻是昭然若揭。
不過按照宋鴻兵的說法，歐美在金融戰爭這方面，有著兩百年的歷史經驗，中國不過是初生幼兒。打硬仗、文攻武嚇，中共擅長；但全新的「軟」戰爭，中國卻需要認真學習與萬全準備。
過去十年來，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備戰」的功夫。例如援助非洲、與中亞共同探採石油、博鰲論壇、上海合作組織、東協加三、中國主權基金等等。倘若這些行動背後有個假想敵，那自然是歐美的鱷魚獵殺。
然而，北京也非常清楚一個事實，就是中國的國際佈局、尤其是亞洲部分，沒有台灣參與是不可能成功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台灣的經濟地位，另一方面則是台灣與中國同文同種的關係，再方面就是台灣若與美國結合，不僅可以成為美國對付中國的犄角，更可以在拉美方面挖中國的牆角。也因此，台灣固然在這十年來國際地位直直落，但其「關鍵少數」的地位，卻因為大陸需要更多的籌碼在國際間抵禦獵殺，而愈形重要。
誠如台灣的外交行動其實是國內鬥爭的延伸，對於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許多資料已經解密，九六年臺海危機，是大陸軍方試圖奪權的信號。但很明顯地，在鄧小平的死前安排之下（例如安排劉華清穩定軍方），以及文人政府應對得宜，軍方氣焰反而因為此一危機而受挫，至今無法平反。從第二年開始，與其說中共就一直在等待統一的時機，不如說它等著可以和台灣對話、成為它國際佈局一環的機會。在九七年香港回歸典禮，原本預期江澤民會對台喊話，但他卻隻字不提。
在「中國陰謀論」之下，中國的國際合作舉步維艱。好不容易建立起的關係，中國絕對不希望「同是炎黃子孫」的台灣，成為傾城的第一張骨牌。推倒中國，其實不僅是歐美的願望，甚至也是周邊國家的潛意識。我們來看這次江陳會。除了美國遵守外交分寸，表示樂見之外，其他國家地區，日本、香港基於本身利益不說，即使連代表阿拉伯國家觀點的半島電視臺，都了無正面評價。這些自然都可能讓北京感覺到，面對歐美金融的鱷魚獵殺，他的處境是孤立無援的。如此情境，台灣的支持就更為重要了。
我們都知道，政治是力與理的交互運用。所以說，「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抿恩仇」，固然有著三國般的浪漫，但並不能解釋當前政治的現實。史學家郭廷以說，韓戰是國民黨的西安事變，因為西安事變救了共產黨，而韓戰讓台灣與美國牢牢綁在一起。在國際獵殺之下，台灣無疑又面臨了另一次歷史上一百八十度的轉捩點。
我們都知道，資本主義的本質是豪奪強取。這一點，共產黨當然知之甚詳。對於中國這個新興市場，西方國家是絕對不會放過的。
就以南美洲為例。拉丁美洲各國長期一直為通貨膨脹與經濟衰退交叉困擾。九○年代末期，為了跳出如此旋渦，大量引進外資。厄瓜多爾甚至在二○○○年，直接採用美元為該國法定貨幣。南美的這些政策固然促使經濟進步，但卻犧牲了主權，徒手將國家的經濟、甚至政治命脈讓與美國。
回國頭來看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外資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甚至如同宋鴻兵在「貨幣戰爭」所言，外資進入中國的終極目標是控制人民幣。這種說法已經不只是捕風捉影而已。國際金融大鱷在掌握拉美之後，一九九七年掀起了亞洲金融風暴，確實顯露他們打壓亞洲金融合作、控制亞洲貨幣的企圖。
中國不像拉美。對於中國而言，國家主權透過民族主義包裝，是一切統治正當性的根本。以洋槍大砲為後盾的帝國主義固然已是神話，但歐美透過金融手段腐蝕中國金融、政治、經濟的根基，卻是昭然若揭。
不過按照宋鴻兵的說法，歐美在金融戰爭這方面，有著兩百年的歷史經驗，中國不過是初生幼兒。打硬仗、文攻武嚇，中共擅長；但全新的「軟」戰爭，中國卻需要認真學習與萬全準備。
過去十年來，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備戰」的功夫。例如援助非洲、與中亞共同探採石油、博鰲論壇、上海合作組織、東協加三、中國主權基金等等。倘若這些行動背後有個假想敵，那自然是歐美的鱷魚獵殺。
然而，北京也非常清楚一個事實，就是中國的國際佈局、尤其是亞洲部分，沒有台灣參與是不可能成功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台灣的經濟地位，另一方面則是台灣與中國同文同種的關係，再方面就是台灣若與美國結合，不僅可以成為美國對付中國的犄角，更可以在拉美方面挖中國的牆角。也因此，台灣固然在這十年來國際地位直直落，但其「關鍵少數」的地位，卻因為大陸需要更多的籌碼在國際間抵禦獵殺，而愈形重要。
誠如台灣的外交行動其實是國內鬥爭的延伸，對於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許多資料已經解密，九六年臺海危機，是大陸軍方試圖奪權的信號。但很明顯地，在鄧小平的死前安排之下（例如安排劉華清穩定軍方），以及文人政府應對得宜，軍方氣焰反而因為此一危機而受挫，至今無法平反。從第二年開始，與其說中共就一直在等待統一的時機，不如說它等著可以和台灣對話、成為它國際佈局一環的機會。在九七年香港回歸典禮，原本預期江澤民會對台喊話，但他卻隻字不提。
在「中國陰謀論」之下，中國的國際合作舉步維艱。好不容易建立起的關係，中國絕對不希望「同是炎黃子孫」的台灣，成為傾城的第一張骨牌。推倒中國，其實不僅是歐美的願望，甚至也是周邊國家的潛意識。我們來看這次江陳會。除了美國遵守外交分寸，表示樂見之外，其他國家地區，日本、香港基於本身利益不說，即使連代表阿拉伯國家觀點的半島電視臺，都了無正面評價。這些自然都可能讓北京感覺到，面對歐美金融的鱷魚獵殺，他的處境是孤立無援的。如此情境，台灣的支持就更為重要了。
我們都知道，政治是力與理的交互運用。所以說，「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抿恩仇」，固然有著三國般的浪漫，但並不能解釋當前政治的現實。史學家郭廷以說，韓戰是國民黨的西安事變，因為西安事變救了共產黨，而韓戰讓台灣與美國牢牢綁在一起。在國際獵殺之下，台灣無疑又面臨了另一次歷史上一百八十度的轉捩點。
檢察體系應該民選
面對國家醜聞，哀矜勿喜自然是道德的展現。不過哀矜勿喜並不能解決問題。十年之後，當人們忘記了這段醜聞，歷史未必不會重演。
我們來看世界各國元首若有貪腐，莫不是因為該國元首具有過度膨脹的權力。而當國家的公訴人—檢察總長根本是總統的部屬，那麼如何期待檢察單位對貪腐的元首進行起訴？
這其實就是台灣當前問題的癥結之一。台灣的總統擁有比世界絕大多數民主國家都要龐大的權力，其中包括手握檢察權。當前的體制是，檢察總長屬於行政體系，而行政院徒然有行政院長為首腦，但實際聽命於總統。換言之，檢察總長頭頂上還有著好幾層的官僚。當這些官僚違法，我們如何期待檢察總長予以起訴？
在這種架構之下，我們唯一可以期望的，就是行政體系潔身自愛。然而，這種依靠個人道德作風維繫國家清廉的制度，似乎不應該是民主國家的常態。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就應該開放所有檢察體系官職民選。
檢察體系為行政體系的附庸，水門案件是最好的說明。從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五年間，美國的檢察總長換了五個人，檢察副總長換了六個。其中在一九七二年檢察總長米契爾掩蓋水門案件被迫去職、一九七三年檢察總長李查遜因為拒絕撤銷對水門事件的起訴而遭尼克森撤換，最令人震撼。
水門案之後，美國國會對檢察體系隸屬行政體系的弊端進行調查。參議員艾文（Sam Ervin）主持權力分化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Separation of Powers），大膽提出，將法務、包括檢察從行政體系獨立出來。在此之前，哈佛大學法學教授米勒（Arthur Miller）也提出，只要法務與行政沾上邊，檢察長的角色就永遠曖昧不清。
美國因為國情，法務終究未能從行政體系獨立；但受到任期保障，卻是水門案之後的重大改革。這和台灣當前體制類似。
許多人以為，檢察總長當前雖然隸屬行政體系，但具有任期保障，應該可以保證其中立。這樣的論斷，似乎未能正視華人社會的政治現實：就是裙帶主義、關係至上。也忽略了台灣並沒有建立一套現代民主應有的、可規範總統的行政倫理；也就是一種總統倘若指揮辦案，就應該下臺的默契。
相反地，台灣的政治倫理是上下有序、知恩圖報，總統任命的檢察總長在道德上，似乎沒有起訴總統的立場。台灣檢察系統在選前、選後的作風丕變，就可以看出檢察體系不可能不受到總統作風的影響。因此，在檢察制度這一問題上，台灣必須要有比美國更為徹底的民主作為。
此外，美國的檢察總長雖然為總統任命、屬於行政體系，但地方檢察官卻為民選。如此，至少可以將許多司法案件，排除在行政干預之外。也避免讓地方案件受到中央檢察系統的干預。這當然也就讓地方案件不會成為政治迫害的口實。
台灣充滿了選舉躁鬱症、老百姓的民主素質似乎也受人懷疑。那麼，檢察體系開放民選是否會天下大亂、勞民傷財？這種擔憂忽略了經濟學原理—台灣的選舉過熱，正是因為選舉太少、選出的職位權力過大。選舉職位增加、權力稀釋，躁鬱自然降低，也就沒有勞民傷財的問題。這也包括總統選舉。也就是說，如果總統權力不大，選民又何來躁鬱？
最後，從法理來看，檢察官也應該民選，因為檢察官是人民的律師，而不是總統的律師。但整個檢察體系依附於總統之下，人民沒有委任自己律師的自由，讓我們很難相信，即使總統民選，我們到底選的是人民公僕、還是人民主人？
我們來看世界各國元首若有貪腐，莫不是因為該國元首具有過度膨脹的權力。而當國家的公訴人—檢察總長根本是總統的部屬，那麼如何期待檢察單位對貪腐的元首進行起訴？
這其實就是台灣當前問題的癥結之一。台灣的總統擁有比世界絕大多數民主國家都要龐大的權力，其中包括手握檢察權。當前的體制是，檢察總長屬於行政體系，而行政院徒然有行政院長為首腦，但實際聽命於總統。換言之，檢察總長頭頂上還有著好幾層的官僚。當這些官僚違法，我們如何期待檢察總長予以起訴？
在這種架構之下，我們唯一可以期望的，就是行政體系潔身自愛。然而，這種依靠個人道德作風維繫國家清廉的制度，似乎不應該是民主國家的常態。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就應該開放所有檢察體系官職民選。
檢察體系為行政體系的附庸，水門案件是最好的說明。從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五年間，美國的檢察總長換了五個人，檢察副總長換了六個。其中在一九七二年檢察總長米契爾掩蓋水門案件被迫去職、一九七三年檢察總長李查遜因為拒絕撤銷對水門事件的起訴而遭尼克森撤換，最令人震撼。
水門案之後，美國國會對檢察體系隸屬行政體系的弊端進行調查。參議員艾文（Sam Ervin）主持權力分化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Separation of Powers），大膽提出，將法務、包括檢察從行政體系獨立出來。在此之前，哈佛大學法學教授米勒（Arthur Miller）也提出，只要法務與行政沾上邊，檢察長的角色就永遠曖昧不清。
美國因為國情，法務終究未能從行政體系獨立；但受到任期保障，卻是水門案之後的重大改革。這和台灣當前體制類似。
許多人以為，檢察總長當前雖然隸屬行政體系，但具有任期保障，應該可以保證其中立。這樣的論斷，似乎未能正視華人社會的政治現實：就是裙帶主義、關係至上。也忽略了台灣並沒有建立一套現代民主應有的、可規範總統的行政倫理；也就是一種總統倘若指揮辦案，就應該下臺的默契。
相反地，台灣的政治倫理是上下有序、知恩圖報，總統任命的檢察總長在道德上，似乎沒有起訴總統的立場。台灣檢察系統在選前、選後的作風丕變，就可以看出檢察體系不可能不受到總統作風的影響。因此，在檢察制度這一問題上，台灣必須要有比美國更為徹底的民主作為。
此外，美國的檢察總長雖然為總統任命、屬於行政體系，但地方檢察官卻為民選。如此，至少可以將許多司法案件，排除在行政干預之外。也避免讓地方案件受到中央檢察系統的干預。這當然也就讓地方案件不會成為政治迫害的口實。
台灣充滿了選舉躁鬱症、老百姓的民主素質似乎也受人懷疑。那麼，檢察體系開放民選是否會天下大亂、勞民傷財？這種擔憂忽略了經濟學原理—台灣的選舉過熱，正是因為選舉太少、選出的職位權力過大。選舉職位增加、權力稀釋，躁鬱自然降低，也就沒有勞民傷財的問題。這也包括總統選舉。也就是說，如果總統權力不大，選民又何來躁鬱？
最後，從法理來看，檢察官也應該民選，因為檢察官是人民的律師，而不是總統的律師。但整個檢察體系依附於總統之下，人民沒有委任自己律師的自由，讓我們很難相信，即使總統民選，我們到底選的是人民公僕、還是人民主人？
教育鬆綁絕對不是請客吃飯
最近台灣對大陸的教育政策有所放寬。一是大陸學生可以來台就學，二是台灣的大學可以到大陸開課。
這原本是好事，但細看內容，不禁讓人不寒而慄。對於大陸學生來台就學，政府強調「三限」，也就是限校、限量、限領域。對於台灣大學赴大陸，限定於開設沒有學位的學分班。
世界各國政府保護人民基本受教育的權利，無可厚非。然而，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不是青年沒有上大學的機會，而是大學高中化。學生以為在大學接受教育像請客吃飯一樣容易。我們先不從經濟學上說明保護主義的禍害，單就目前大學與學生數量的供需關係來看，就可以明白，保護受教權根本沒有必要。
我們可以有更多理由說明，限制外籍與陸籍學生、保護本國學生，完全是個迷思。不過我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只是鬆鬆綁而已嗎﹖還是應該從更高的國家競爭力的角度，來看教育開放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交流促進進步，尤其對管理學院而言，交流是非常關鍵的，這理由不下十幾二十條。但如果非台籍學生沒有達到關鍵數量，交流無從發生。交流刺激競爭，但如果來台學生數量無法造成一定的能見度，台灣學生還是無法感受到國際競爭的壓力。這就是從國際競爭的角度理解，開放來台就學，政府不能限定數量的原因。真要限量，也應該是學校的政策。
我們也都知道，影響另外一個國家需要的是長久的工夫，而提供對方學生教育的機會，是最為根本有效的方法。至少美國、歐洲是非常了解這個道理的，所以他們才不遺餘力地推廣留學教育。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高等教育不僅不應該對陸籍生限量，還應該研擬獎勵辦法，吸引大陸第一流的學生來台就學。
至於開放台灣的大學到大陸開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個政策有等於無。原因很簡單：請問大陸人士有何需要到台灣學校在大陸的學分班修課﹖是讓台商修課嗎﹖就算台商「不謀其利」，發揮失學苦讀的精神，不求學位；台灣有一百八十多間大學，屆時一樣又是同類相食的慘劇。
然而，如果開放陸籍學生取得台灣學位，意義就不一樣了。這樣的政策開放，雖然和所有開放政策一樣，沒有任何積極的意義，但可以馬上激發台灣優秀人才的動能。這是一個國家國際化、增進國際競爭力最基本的第一步。
這些欲蓋彌彰、半推半就的開放政策，加上不准陸籍學生續留台灣等限制，唯一可以預見的效果，就是讓對中國大陸教育政策開放成功、被舊政府認為是彈丸之國的新加坡笑話而已。
這原本是好事，但細看內容，不禁讓人不寒而慄。對於大陸學生來台就學，政府強調「三限」，也就是限校、限量、限領域。對於台灣大學赴大陸，限定於開設沒有學位的學分班。
世界各國政府保護人民基本受教育的權利，無可厚非。然而，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不是青年沒有上大學的機會，而是大學高中化。學生以為在大學接受教育像請客吃飯一樣容易。我們先不從經濟學上說明保護主義的禍害，單就目前大學與學生數量的供需關係來看，就可以明白，保護受教權根本沒有必要。
我們可以有更多理由說明，限制外籍與陸籍學生、保護本國學生，完全是個迷思。不過我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只是鬆鬆綁而已嗎﹖還是應該從更高的國家競爭力的角度，來看教育開放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交流促進進步，尤其對管理學院而言，交流是非常關鍵的，這理由不下十幾二十條。但如果非台籍學生沒有達到關鍵數量，交流無從發生。交流刺激競爭，但如果來台學生數量無法造成一定的能見度，台灣學生還是無法感受到國際競爭的壓力。這就是從國際競爭的角度理解，開放來台就學，政府不能限定數量的原因。真要限量，也應該是學校的政策。
我們也都知道，影響另外一個國家需要的是長久的工夫，而提供對方學生教育的機會，是最為根本有效的方法。至少美國、歐洲是非常了解這個道理的，所以他們才不遺餘力地推廣留學教育。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高等教育不僅不應該對陸籍生限量，還應該研擬獎勵辦法，吸引大陸第一流的學生來台就學。
至於開放台灣的大學到大陸開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個政策有等於無。原因很簡單：請問大陸人士有何需要到台灣學校在大陸的學分班修課﹖是讓台商修課嗎﹖就算台商「不謀其利」，發揮失學苦讀的精神，不求學位；台灣有一百八十多間大學，屆時一樣又是同類相食的慘劇。
然而，如果開放陸籍學生取得台灣學位，意義就不一樣了。這樣的政策開放，雖然和所有開放政策一樣，沒有任何積極的意義，但可以馬上激發台灣優秀人才的動能。這是一個國家國際化、增進國際競爭力最基本的第一步。
這些欲蓋彌彰、半推半就的開放政策，加上不准陸籍學生續留台灣等限制，唯一可以預見的效果，就是讓對中國大陸教育政策開放成功、被舊政府認為是彈丸之國的新加坡笑話而已。
玩完了
顯示文章的部份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一方面可以說是民主黨的勝利，另一方面也是共和黨操弄政治、玩完的結果。
我們都知道，選舉不能代表民主。美國民主的精髓在於言論多元，它可以說是建立在「沒有意識型態主導」這樣的潛規則。但是大家都知道，布希政府打破了這種默契，反過來以意識型態操弄選舉，而背後的目的，如同克魯曼所言，是為了個人利益。
在美國，有些議題是不能碰的，例如黑白、貧富、甚至城鄉。因此直接操弄這些議題絕對不是高明的政治騙術。但像墮胎這種議題，卻可以迂迴地激發潛在選民的力量。直接地說，就是激發基督教的危機意識；使得布希的勝選與否成了聖戰。二○○四年大選，凱瑞隱晦不明的猶太人身分、加上將墮胎議題推上高峰，就成功地讓布希陣營見縫插針，贏得選戰。
恐怖分子與布希的關係曖昧不清，早就為人揭露。例如賓拉登家族與布希家族同為卡萊爾集團的大股東，九一一之後布希協助賓拉登家族逃離美國等。。這是否為事實，當下已無須討論，但九一一成功地激起美國的愛國主義，讓布希成為「美國之子」，卻是不爭的事實。
美國的民主是沒有意識型態的民主，因此它的可貴之處之一，就是身為美國公民有權利不愛國。但在布希的操弄之下，美國民主曾經賦予的基本權利、曾經讓無數移民嚮往的自由空氣，甚至成了道德的負擔。
在布希操弄八年之後，多數老百姓終於覺醒了。不僅歐巴馬當選，美國參眾兩院也成了民主黨的天下。共和黨真的玩完了。
其實，美國歷史上操弄政治的政客比比皆是。胡佛擔任 FBI 局長長達四十八年，幾乎等於是地下總統，甚至和甘迺迪的死亡有關，靠的就是暗地裡操弄政治、以及其他政客。羅斯福，這位台灣以之為路名的總統，愈來愈多證據顯示，他是操弄政治的高手。他運用權術與口才成功地將美國引入二次世戰，背後的意義不僅是解救歐亞盟邦，而且是龐大的政商利益。
但是不管胡佛還是羅斯福，都能夠全身而退，甚至享受死後殊榮，原因之一莫不是他們的操弄維持低調，而且絕不碰觸意識型態。
布希、甚至是共和黨的厄運還沒結束。他和恩龍的關係、還有其他無數的政商勾結關係，都有可能讓他面對司法。他是否會瑯璫入獄，就看美國是如何定義官商勾結了。
布希的失敗可以說讓美國的民主又回歸到了起點。這個起點銜接著傳統為美國人所信奉的民主價值，也就是在真正的、成熟的民主社會裡面，愛不愛國、愛不愛鄉、墮不墮胎，根本都是假議題。真正的議題是民主政府如何將國家帶離危機、帶向繁榮。
我們都知道，選舉不能代表民主。美國民主的精髓在於言論多元，它可以說是建立在「沒有意識型態主導」這樣的潛規則。但是大家都知道，布希政府打破了這種默契，反過來以意識型態操弄選舉，而背後的目的，如同克魯曼所言，是為了個人利益。
在美國，有些議題是不能碰的，例如黑白、貧富、甚至城鄉。因此直接操弄這些議題絕對不是高明的政治騙術。但像墮胎這種議題，卻可以迂迴地激發潛在選民的力量。直接地說，就是激發基督教的危機意識；使得布希的勝選與否成了聖戰。二○○四年大選，凱瑞隱晦不明的猶太人身分、加上將墮胎議題推上高峰，就成功地讓布希陣營見縫插針，贏得選戰。
恐怖分子與布希的關係曖昧不清，早就為人揭露。例如賓拉登家族與布希家族同為卡萊爾集團的大股東，九一一之後布希協助賓拉登家族逃離美國等。。這是否為事實，當下已無須討論，但九一一成功地激起美國的愛國主義，讓布希成為「美國之子」，卻是不爭的事實。
美國的民主是沒有意識型態的民主，因此它的可貴之處之一，就是身為美國公民有權利不愛國。但在布希的操弄之下，美國民主曾經賦予的基本權利、曾經讓無數移民嚮往的自由空氣，甚至成了道德的負擔。
在布希操弄八年之後，多數老百姓終於覺醒了。不僅歐巴馬當選，美國參眾兩院也成了民主黨的天下。共和黨真的玩完了。
其實，美國歷史上操弄政治的政客比比皆是。胡佛擔任 FBI 局長長達四十八年，幾乎等於是地下總統，甚至和甘迺迪的死亡有關，靠的就是暗地裡操弄政治、以及其他政客。羅斯福，這位台灣以之為路名的總統，愈來愈多證據顯示，他是操弄政治的高手。他運用權術與口才成功地將美國引入二次世戰，背後的意義不僅是解救歐亞盟邦，而且是龐大的政商利益。
但是不管胡佛還是羅斯福，都能夠全身而退，甚至享受死後殊榮，原因之一莫不是他們的操弄維持低調，而且絕不碰觸意識型態。
布希、甚至是共和黨的厄運還沒結束。他和恩龍的關係、還有其他無數的政商勾結關係，都有可能讓他面對司法。他是否會瑯璫入獄，就看美國是如何定義官商勾結了。
布希的失敗可以說讓美國的民主又回歸到了起點。這個起點銜接著傳統為美國人所信奉的民主價值，也就是在真正的、成熟的民主社會裡面，愛不愛國、愛不愛鄉、墮不墮胎，根本都是假議題。真正的議題是民主政府如何將國家帶離危機、帶向繁榮。
學生運動再生﹖
台灣政治的轉型，學生運動無疑有著關鍵的作用。但台灣有可能會形成新的學生運動，創造另一次政治變革嗎﹖
學生享有社會的同情、容忍，當社會對於學生訴求產生共鳴，學生運動當然比一般社會運動更能夠星火燎原。尤其當政府公權力動搖、投鼠忌器、處事無能，學運更能遍地開花。
然而問題就在於，如果社會的同情或容忍早被濫用、議題沒有共識、社會未必關心、甚至正常政治機制早就在做，學運成事不易。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台灣當前社會並不是沒有激發學運能量的因子，簡單說，一為經濟，二為行政體制。
以經濟而言，隨著國際經濟情勢的惡化不見底，政府無法提出有效的手段，也不能激勵人民信心，社會對政府的無奈自必加重。當前年輕人的出路問題已經浮現，這絕對比集會遊行法更能夠打動學生的心。北京八九民運的實際成因即是如此。
以政治而言，台灣政治體制問題叢生，絕非集遊法簡單一事而已。台灣行政架構是小國但卻極端中央集權，人民對於政府力量無所不在，已經深有所感。二十年前，學生感到在校園內被鉗制；而今校園廣泛地面對社會，學生對政治與社會力量有形與無形的鉗制，絕非無動於衷。
任何運動的成功繫於能量的累積。當政府強勢，加上意識型態的無形緊箍咒、缺乏有效領導、以及左派方式的打壓，即使遍地紅花，學運也難。然而，當這些因子消失，學運的火種自然可以點燃。此時，學運絕對不可能只是單一事件，前次學運將是下次學運的能量累積。而當議題轉向為嚴峻的經濟問題、甚至直接挑戰逐漸為全民認同的政府無能，學運將再創造新一代的政治明星，並非夢想。
反過來看，如果徹底分權，情況將是如何呢﹖試想，如果今天台灣北中南三地集遊法寬鬆不一，各種社會運動的能量，是否會因此沖銷﹖集遊法是否從政治議題還原成行政議題﹖老子哲學、賈誼策論，無疑是當前政治的第一良方。
學生享有社會的同情、容忍，當社會對於學生訴求產生共鳴，學生運動當然比一般社會運動更能夠星火燎原。尤其當政府公權力動搖、投鼠忌器、處事無能，學運更能遍地開花。
然而問題就在於，如果社會的同情或容忍早被濫用、議題沒有共識、社會未必關心、甚至正常政治機制早就在做，學運成事不易。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台灣當前社會並不是沒有激發學運能量的因子，簡單說，一為經濟，二為行政體制。
以經濟而言，隨著國際經濟情勢的惡化不見底，政府無法提出有效的手段，也不能激勵人民信心，社會對政府的無奈自必加重。當前年輕人的出路問題已經浮現，這絕對比集會遊行法更能夠打動學生的心。北京八九民運的實際成因即是如此。
以政治而言，台灣政治體制問題叢生，絕非集遊法簡單一事而已。台灣行政架構是小國但卻極端中央集權，人民對於政府力量無所不在，已經深有所感。二十年前，學生感到在校園內被鉗制；而今校園廣泛地面對社會，學生對政治與社會力量有形與無形的鉗制，絕非無動於衷。
任何運動的成功繫於能量的累積。當政府強勢，加上意識型態的無形緊箍咒、缺乏有效領導、以及左派方式的打壓，即使遍地紅花，學運也難。然而，當這些因子消失，學運的火種自然可以點燃。此時，學運絕對不可能只是單一事件，前次學運將是下次學運的能量累積。而當議題轉向為嚴峻的經濟問題、甚至直接挑戰逐漸為全民認同的政府無能，學運將再創造新一代的政治明星，並非夢想。
反過來看，如果徹底分權，情況將是如何呢﹖試想，如果今天台灣北中南三地集遊法寬鬆不一，各種社會運動的能量，是否會因此沖銷﹖集遊法是否從政治議題還原成行政議題﹖老子哲學、賈誼策論，無疑是當前政治的第一良方。
我們需要新的管理教育
金融時報二○○八年MBA、EMBA世界百大排名公佈了。台灣有三個EMBA上榜，成績相當亮眼。不過，一般公認評價一所管理學院好壞的MBA，台灣卻付之闕如。為什麼﹖不是因為台灣管理學院不好，而是台灣根本沒有MBA﹗
大陸過去管理學院只有中歐差強人意，不過這次MBA排名當中，中歐第十一、香港科技大學十七、上海交大四十一。EMBA就更多了。港科大第二、外資的華盛頓大學第八、香港中文大學十一、中歐二十三、香港中文大學與北卡羅來納大學等校聯合學程二十七、外資西安大略大學三十一、同濟大學三十七、外資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四十二。
台灣MBA尚未誕生，大陸不管EMBA與MBA都大有長進。這種趨勢，無疑是台灣管理教育的「顯」憂。一國的經濟發展、甚至社會公平正義、商業倫理的深耕，繫於管理人才的培育。MBA教育的缺乏對國家的傷害不言可喻。
其實，健全MBA教育並不是難事，關鍵就在於「不管」。美國私立學校就不用說了，當前許多州立大學（美國沒有國立大學）管理學院也開始脫離州政府的預算，例如全美排名十二的北卡羅來納大學就是如此。他們不拿州政府一毛錢，也因此脫離州政府的官僚掣肘。排名十六的印第安納也只有極小部分預算來自州政府。
撇開州政府的控制，MBA學校才可以真正放眼世界，培養特色，不過代價是自籌經費。目前印大學費約為兩萬五美金一年，而北卡則在四萬二之譜。但在二十年前，這兩所是公認物美價廉的MBA學程。他們的改變，就證明物美與價廉是不可能同時存在的。在激烈的MBA排名競爭之下，他們想要維繫排名，只能提高學費。
經費的另外一個來源是校友捐款。為此，歐美管理學院就設有許多台灣聞所未聞的官職，例如專職校友關係、企業發展、就業輔導的副院長，甚至負責EMBA、MBA、還有國際交流的也都可以是副院長。這樣做其實是雙贏，因為一方面籌措經費，另外一方面則鞏固校友與企業關係。
MBA教育另外一個關鍵是學生來源。台灣EMBA的學生來源是高階主管，但現在大家都有個想法，就是該念EMBA的也都念了。但在另外一方面，仍然需要嚴謹的專業訓練、多元化環境成長的中低階主管，或非商管背景的、生涯轉型的人才，卻沒有適當的學習管道。這問題就在於台灣沒有以工作經驗為入學必要條件、但不以考試為條件的MBA。台灣的專班和研究所要不就局限於特殊領域，要不就全然研究導向。在歐美為主體的MBA教育成了真空地帶。
這次排名的另外一個特色，是許多研究二流的學校，排名卻在前端。例如法國的HEC研究尚可，但EMBA排名世界第三、MBA十八。更顯眼的是ESCP-EAP，研究排名九十三，EMBA卻高居十九、去年歐洲管理學院也是排名第七。傳統上我們認為不是研究型大學的Thunderbird，EMBA卻是排名二十三、MBA六十一。這些都顯示，研究絕對重要，但在管理學院的排名裡，絕非充分條件。研究水平稍差的學校，可以靠其他特色彌補。除了教學品質、軟硬體設備，上述的國際交流、校友關係、企業發展、就業輔導等等，都是一流商學院不可或缺的要素。
對MBA教育至關重要的還有教師的待遇。過去哈佛大學不願商學院的銅臭沾染學風，於是另闢「士兵場」安置。但現在，歐美沒有一所大學否認商學院做為學校經濟命脈的重要性。商學院與其他學院的良性互動，是高品質研究的基礎。因此，各個管理學院對於教師的徵聘，絕對不敢掉以輕心；而最具體的作法就是提供足夠的誘因。當前台灣各個學院教師薪水一樣，按照公務員比敘；一有缺額，就不分青紅皂白補足。而美國會計、財務教授的起薪是十二到十五萬美金；募不到合適的對象，寧願不招。僅這一則事實就說明了台灣管理教育的瓶頸。
當前專班學生其實也發現，MBA 多元的課程比起專班全必修的方式更能吸引他們。就國內的發展來看，MBA也應該立即開放。
在具體作法上，其實要成立MBA並非難事，第一步是將當前專班制度打破，並且廢除論文、取消考試入學。考慮權力問題，可以仍由各系自行招生，但所有學生自由選課。如此一來就相當接近歐美MBA，並且可以整合資源，創造綜效。
附帶一提的是，歐美以全學院支持的MBA與台灣企管研究所自行招生的碩士專班，本質上截然不同。不可混為一談。
大陸過去管理學院只有中歐差強人意，不過這次MBA排名當中，中歐第十一、香港科技大學十七、上海交大四十一。EMBA就更多了。港科大第二、外資的華盛頓大學第八、香港中文大學十一、中歐二十三、香港中文大學與北卡羅來納大學等校聯合學程二十七、外資西安大略大學三十一、同濟大學三十七、外資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四十二。
台灣MBA尚未誕生，大陸不管EMBA與MBA都大有長進。這種趨勢，無疑是台灣管理教育的「顯」憂。一國的經濟發展、甚至社會公平正義、商業倫理的深耕，繫於管理人才的培育。MBA教育的缺乏對國家的傷害不言可喻。
其實，健全MBA教育並不是難事，關鍵就在於「不管」。美國私立學校就不用說了，當前許多州立大學（美國沒有國立大學）管理學院也開始脫離州政府的預算，例如全美排名十二的北卡羅來納大學就是如此。他們不拿州政府一毛錢，也因此脫離州政府的官僚掣肘。排名十六的印第安納也只有極小部分預算來自州政府。
撇開州政府的控制，MBA學校才可以真正放眼世界，培養特色，不過代價是自籌經費。目前印大學費約為兩萬五美金一年，而北卡則在四萬二之譜。但在二十年前，這兩所是公認物美價廉的MBA學程。他們的改變，就證明物美與價廉是不可能同時存在的。在激烈的MBA排名競爭之下，他們想要維繫排名，只能提高學費。
經費的另外一個來源是校友捐款。為此，歐美管理學院就設有許多台灣聞所未聞的官職，例如專職校友關係、企業發展、就業輔導的副院長，甚至負責EMBA、MBA、還有國際交流的也都可以是副院長。這樣做其實是雙贏，因為一方面籌措經費，另外一方面則鞏固校友與企業關係。
MBA教育另外一個關鍵是學生來源。台灣EMBA的學生來源是高階主管，但現在大家都有個想法，就是該念EMBA的也都念了。但在另外一方面，仍然需要嚴謹的專業訓練、多元化環境成長的中低階主管，或非商管背景的、生涯轉型的人才，卻沒有適當的學習管道。這問題就在於台灣沒有以工作經驗為入學必要條件、但不以考試為條件的MBA。台灣的專班和研究所要不就局限於特殊領域，要不就全然研究導向。在歐美為主體的MBA教育成了真空地帶。
這次排名的另外一個特色，是許多研究二流的學校，排名卻在前端。例如法國的HEC研究尚可，但EMBA排名世界第三、MBA十八。更顯眼的是ESCP-EAP，研究排名九十三，EMBA卻高居十九、去年歐洲管理學院也是排名第七。傳統上我們認為不是研究型大學的Thunderbird，EMBA卻是排名二十三、MBA六十一。這些都顯示，研究絕對重要，但在管理學院的排名裡，絕非充分條件。研究水平稍差的學校，可以靠其他特色彌補。除了教學品質、軟硬體設備，上述的國際交流、校友關係、企業發展、就業輔導等等，都是一流商學院不可或缺的要素。
對MBA教育至關重要的還有教師的待遇。過去哈佛大學不願商學院的銅臭沾染學風，於是另闢「士兵場」安置。但現在，歐美沒有一所大學否認商學院做為學校經濟命脈的重要性。商學院與其他學院的良性互動，是高品質研究的基礎。因此，各個管理學院對於教師的徵聘，絕對不敢掉以輕心；而最具體的作法就是提供足夠的誘因。當前台灣各個學院教師薪水一樣，按照公務員比敘；一有缺額，就不分青紅皂白補足。而美國會計、財務教授的起薪是十二到十五萬美金；募不到合適的對象，寧願不招。僅這一則事實就說明了台灣管理教育的瓶頸。
當前專班學生其實也發現，MBA 多元的課程比起專班全必修的方式更能吸引他們。就國內的發展來看，MBA也應該立即開放。
在具體作法上，其實要成立MBA並非難事，第一步是將當前專班制度打破，並且廢除論文、取消考試入學。考慮權力問題，可以仍由各系自行招生，但所有學生自由選課。如此一來就相當接近歐美MBA，並且可以整合資源，創造綜效。
附帶一提的是，歐美以全學院支持的MBA與台灣企管研究所自行招生的碩士專班，本質上截然不同。不可混為一談。
2008年9月28日 星期日
兩性生殖與開放式創新
我們知道，變形蟲是無性的，蒲公英、細菌也都是無性，蜥蜴卻是陰性。有些生物是雌雄同體、有些生物甚至有三種不同的性別、有些生物甚至會變性。但人是兩性。到底什麼決定兩性、單性、無性、多性、變性﹖無性生殖遠比兩性生殖速度快；如果「適者生存」的道理正確，那麼世界應該是無性生物的天下。但事實相反，行「一陰一陽之謂道」的人類才是萬物之首。為什麼﹖
達爾文提出進化論，不過他另外一項理論—生殖競爭或是性擇，也是石破天驚。正如企業間有著你死我活的競爭，生物為了繁衍子孫也是。「競爭」才是有性無性的決定因素。七○年代芝加哥大學的瓦倫（Leigh Van Valen）提出這樣的理論，並且將它命名為「紅后原則」。
瓦倫一派認為，生物最大的敵人是寄生物。寄生物的目標是侵入細胞。細胞具有某種基因抗拒寄生物的入侵，但寄生物透過演化可以破解基因的抗拒，其後代就可以順利進入細胞體。另一方面，宿主也在演化，合成新的基因，抗拒演化後的寄生物。如此競爭循環不已。
性的奧妙就在這兒了。如果是無性生殖、或是近親交配，基因就無法多樣化。一旦基因被寄生物破解，宿主就只有向它們伏首稱臣。因此，為了抵抗寄生物的入侵，生物體不僅要保持多樣的基因組合，以備不時之需，更要進行兩性（甚至遠親）生殖，使得下一代的基因更為複雜。
宿主透過遠交儲存多樣的軍備，以隨時攻擊入侵的寄生物。但自身細胞如何得到識別，不致被自家武器攻擊呢﹖用軍事術語來說，就是如何避免「友火」（Friendly Fire）。軍隊用的是制服，而生物用的是識別基因—告訴免疫系統不要誤傷自家兄弟。對於這種識別系統，寄生物和宿主一樣進入如上述的競爭循環，只是這回的戰爭性質是仿製與反仿製。而生物的根本武器也是兩性生殖，以複雜基因為基礎，不斷更換新的識別系統，讓寄生物應接不暇。
生物的演化過程和商業上的「開放式創新」「有」謀而合。它們相合，因為開放式創新的深層意義就是儘可能創造無限的戰備基礎、培養企業適應競爭環境的彈性，這與兩性生殖的意義雷同；而「有謀」的原因在於，這兩者的雷同並非穿鑿附會，而是人類行為包括組織行為，有其進化論的基礎。將性擇理論與人類行為結合的科學，其中之一是「進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這門學科現在也逐漸受到管理學界的重視。
幾億年的進化歷史顯示，面對最險峻的競爭，最好的武器就是開放式創新，而具體作法不是雌雄對決，而是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也難怪我們中國的聖哲老子早就說了，「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用管理學的話來說，就是企業最大的法寶在於恍恍惚惚。為什麼﹖因為恍惚之態表達了企業開放無己、伸縮自如的本質。企業制勝的關鍵就在於此。
達爾文提出進化論，不過他另外一項理論—生殖競爭或是性擇，也是石破天驚。正如企業間有著你死我活的競爭，生物為了繁衍子孫也是。「競爭」才是有性無性的決定因素。七○年代芝加哥大學的瓦倫（Leigh Van Valen）提出這樣的理論，並且將它命名為「紅后原則」。
瓦倫一派認為，生物最大的敵人是寄生物。寄生物的目標是侵入細胞。細胞具有某種基因抗拒寄生物的入侵，但寄生物透過演化可以破解基因的抗拒，其後代就可以順利進入細胞體。另一方面，宿主也在演化，合成新的基因，抗拒演化後的寄生物。如此競爭循環不已。
性的奧妙就在這兒了。如果是無性生殖、或是近親交配，基因就無法多樣化。一旦基因被寄生物破解，宿主就只有向它們伏首稱臣。因此，為了抵抗寄生物的入侵，生物體不僅要保持多樣的基因組合，以備不時之需，更要進行兩性（甚至遠親）生殖，使得下一代的基因更為複雜。
宿主透過遠交儲存多樣的軍備，以隨時攻擊入侵的寄生物。但自身細胞如何得到識別，不致被自家武器攻擊呢﹖用軍事術語來說，就是如何避免「友火」（Friendly Fire）。軍隊用的是制服，而生物用的是識別基因—告訴免疫系統不要誤傷自家兄弟。對於這種識別系統，寄生物和宿主一樣進入如上述的競爭循環，只是這回的戰爭性質是仿製與反仿製。而生物的根本武器也是兩性生殖，以複雜基因為基礎，不斷更換新的識別系統，讓寄生物應接不暇。
生物的演化過程和商業上的「開放式創新」「有」謀而合。它們相合，因為開放式創新的深層意義就是儘可能創造無限的戰備基礎、培養企業適應競爭環境的彈性，這與兩性生殖的意義雷同；而「有謀」的原因在於，這兩者的雷同並非穿鑿附會，而是人類行為包括組織行為，有其進化論的基礎。將性擇理論與人類行為結合的科學，其中之一是「進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這門學科現在也逐漸受到管理學界的重視。
幾億年的進化歷史顯示，面對最險峻的競爭，最好的武器就是開放式創新，而具體作法不是雌雄對決，而是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也難怪我們中國的聖哲老子早就說了，「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用管理學的話來說，就是企業最大的法寶在於恍恍惚惚。為什麼﹖因為恍惚之態表達了企業開放無己、伸縮自如的本質。企業制勝的關鍵就在於此。
走出經濟陰霾—創造性破壞與制度改良
一九二九年，世界發生大蕭條。羅斯福提出新政，擴張政府預算，不僅解決了田納西流域的水患，也因為公共支出而刺激了國家消費，使得美國走出了蕭條的陰影。羅斯福成功的經驗，成為世界各國政府爾後參考仿效的對象，而其中最為我們熟知的，就是一九七三年之後石油危機導致世界經濟危機，蔣經國提出的十大建設。
這一次美國信貸所導致的經濟危機，力度也許不如大蕭條，但解救的方式卻更為複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羅斯福的新政是在沒有通貨壓力的情況下生效的。十大建設之前的通貨膨脹雖然有百分之四三之譜，但當時國民經濟屬於低階段，政府支出拉拔的效果比較明顯。而今不僅台灣，即使全球所面臨的問題都是全新的：一方面衰退與通膨同時出現，另一方面過去的解救方案時空不同，人民也因此不信任。
振興經濟有政府的作用，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但回顧歷史，作用比較大的卻是熊彼得所說的「創造性破壞」。簡單地說，創造性破壞指的是創新做為經濟進步的基礎，而創新的產生往往伴隨著對現行體制的破壞、或傳統的中斷。
八○年代雷根主政，創造了美國的榮景。但經濟的擴張並沒有無限期地延續。到了八○年代末期美國出現信用合作社危機（S&L），七百四十七家信合社倒閉，房地產萎縮。不過到了九○年代中，資訊科技、尤其是網路發展，帶動世界經濟的前航。葛林斯潘在二○○○年的時候認為，九○年代標誌著顯著的生產力進步，而其原因在於資訊科技的創新改變了經濟結構。但到了今天，次貸危機證實，資訊科技也無法讓經濟持續繁榮。
這段歷史、還有包括第一次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經濟發展、甚至是公司成長，是一個斷續而非連續的過程，而拯救前次的衰退，靠的都是新價值與新科技的出現。這種揚棄舊有體制，而由新思維帶動下一波的飛躍，就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
然而這裡有兩個問題：為什麼科技革命或是價值革命會在某些經濟體發生，卻不在其他經濟體發生﹖就算有了科技進步，什麼樣的條件才可以讓科技發揮改變結構的作用，進而導致大規模的生產力提升﹖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很多，但「制度」絕對是重要的因素。例如，以微觀來看，美國和英國都是在專利權法獲得保障之後，發明才一日千里。以宏觀來看，沒有中產階級的崛起與王權受到限制、沒有自由市場的機制、沒有十三州互相的制衡，讓意識型態的包袱無法困擾新大陸，英國和美國是不可能成為創新的溫床的。而另一方面，當體制活化，科技也能夠發揮比較大的作用。舉例來說，同樣是資訊科技，體制靈活的經濟體就可以將它運用到決策層面，從而改變組織的根本結構、適應新的挑戰。反之，就最多只能把資訊科技擺在改進流程的層次上。同樣是顧客關係管理系統，體制靈活的經濟體就可以用來維繫品牌向心力，反之就最多只能成為分析顧客資料的工具。
因此，制度的良寙與否，決定了「創造性破壞」的平台是否存在。而這平台是不存在於台灣的。從創造性破壞的觀點來看，非常容易解釋—台灣的體制僵化，無法鼓勵創新。也因此，面對當前結構性崩潰的經濟危機，台灣大概真的只有等待國際經濟情況好轉，才能跟著得救。
但政府可以做的是乘機改變國家體質、優化制度。例如，台灣體制僵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央集權。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例子是中央集權國家導致根本的創新活動的。即使有，也終將落入折戟沉沙的命運。因此，是否可以考慮在中央與縣市政府之間另外架設行政單位，譬如是州、郡、甚至是省，並且讓該單位大部分取代現有中央政府職權。對於公務員薪級比敘、外國人才包括大陸移民政策、大學體系尤其是私立學校管理作風等等，都是可以鬆綁調整的。甚至趁現在世界各個公司市值降低，將外匯存底以主權基金的方式在全世界運作，也可考慮。
巴枯寧說，破壞的激情，就是一種創造性的激情。中國人說「不破不立」。當前經濟問題嚴峻，考驗著各個國家或公司制度的良寙以及顯現制度必須更改的迫切性，因為這涉及是否可以提供創造性破壞的溫床、面對危機的復甦能力、以及危機過後成長的動能。我們必須重視。
這一次美國信貸所導致的經濟危機，力度也許不如大蕭條，但解救的方式卻更為複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羅斯福的新政是在沒有通貨壓力的情況下生效的。十大建設之前的通貨膨脹雖然有百分之四三之譜，但當時國民經濟屬於低階段，政府支出拉拔的效果比較明顯。而今不僅台灣，即使全球所面臨的問題都是全新的：一方面衰退與通膨同時出現，另一方面過去的解救方案時空不同，人民也因此不信任。
振興經濟有政府的作用，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但回顧歷史，作用比較大的卻是熊彼得所說的「創造性破壞」。簡單地說，創造性破壞指的是創新做為經濟進步的基礎，而創新的產生往往伴隨著對現行體制的破壞、或傳統的中斷。
八○年代雷根主政，創造了美國的榮景。但經濟的擴張並沒有無限期地延續。到了八○年代末期美國出現信用合作社危機（S&L），七百四十七家信合社倒閉，房地產萎縮。不過到了九○年代中，資訊科技、尤其是網路發展，帶動世界經濟的前航。葛林斯潘在二○○○年的時候認為，九○年代標誌著顯著的生產力進步，而其原因在於資訊科技的創新改變了經濟結構。但到了今天，次貸危機證實，資訊科技也無法讓經濟持續繁榮。
這段歷史、還有包括第一次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經濟發展、甚至是公司成長，是一個斷續而非連續的過程，而拯救前次的衰退，靠的都是新價值與新科技的出現。這種揚棄舊有體制，而由新思維帶動下一波的飛躍，就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
然而這裡有兩個問題：為什麼科技革命或是價值革命會在某些經濟體發生，卻不在其他經濟體發生﹖就算有了科技進步，什麼樣的條件才可以讓科技發揮改變結構的作用，進而導致大規模的生產力提升﹖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很多，但「制度」絕對是重要的因素。例如，以微觀來看，美國和英國都是在專利權法獲得保障之後，發明才一日千里。以宏觀來看，沒有中產階級的崛起與王權受到限制、沒有自由市場的機制、沒有十三州互相的制衡，讓意識型態的包袱無法困擾新大陸，英國和美國是不可能成為創新的溫床的。而另一方面，當體制活化，科技也能夠發揮比較大的作用。舉例來說，同樣是資訊科技，體制靈活的經濟體就可以將它運用到決策層面，從而改變組織的根本結構、適應新的挑戰。反之，就最多只能把資訊科技擺在改進流程的層次上。同樣是顧客關係管理系統，體制靈活的經濟體就可以用來維繫品牌向心力，反之就最多只能成為分析顧客資料的工具。
因此，制度的良寙與否，決定了「創造性破壞」的平台是否存在。而這平台是不存在於台灣的。從創造性破壞的觀點來看，非常容易解釋—台灣的體制僵化，無法鼓勵創新。也因此，面對當前結構性崩潰的經濟危機，台灣大概真的只有等待國際經濟情況好轉，才能跟著得救。
但政府可以做的是乘機改變國家體質、優化制度。例如，台灣體制僵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央集權。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例子是中央集權國家導致根本的創新活動的。即使有，也終將落入折戟沉沙的命運。因此，是否可以考慮在中央與縣市政府之間另外架設行政單位，譬如是州、郡、甚至是省，並且讓該單位大部分取代現有中央政府職權。對於公務員薪級比敘、外國人才包括大陸移民政策、大學體系尤其是私立學校管理作風等等，都是可以鬆綁調整的。甚至趁現在世界各個公司市值降低，將外匯存底以主權基金的方式在全世界運作，也可考慮。
巴枯寧說，破壞的激情，就是一種創造性的激情。中國人說「不破不立」。當前經濟問題嚴峻，考驗著各個國家或公司制度的良寙以及顯現制度必須更改的迫切性，因為這涉及是否可以提供創造性破壞的溫床、面對危機的復甦能力、以及危機過後成長的動能。我們必須重視。
工作努力有錯嗎﹖談紅后效應與企業創新
愛麗絲對正在跑步的紅色皇后說，「在我們的國家，只要你跑得夠久、夠快，你就一定會到達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紅后回答，「這是什麼慢調子的國家。你瞧，在這兒，我們必須拼命向前跑，才可以勉強維持在原地。你若想要跑到別處，就必須加倍速度。」
這是《愛麗絲鏡中奇遇》裡的一段對話。紅色皇后雖貴為國母，但終生勞碌，比薛西佛斯還慘。後來《經濟學人》的科普作家瑞德里（Matt Ridley）根據這個典故，寫下《紅色皇后》一書，講的是生殖競爭（性）如何形塑動物行為。例如母猩猩為了保證胎兒不被父親以外的公猩猩攻擊，就採取亂交策略，這樣公猩猩就不敢妄動。基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公猩猩雖然沒有辦法調整行為，但卻在演化的過程當中改變物種—增大睾丸，在精子的數量上與同類對手爭雄。
我們看當前企業環境，競爭程度就有如紅后的處境，爾虞我詐可媲美猩猩。紅后處於一個封閉的世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是她的宿命。中國人從宿命論出發，所以提出「勤能補拙」、「勤有功，戲無益」、「學海無涯，唯勤是岸」。過去台灣企業打拼，靠的也就是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精神。那時世界的資訊流通不足、地域性市場區隔嚴重、第三世界國家動能不夠、再加上擁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全數封閉在鐵幕，台灣的勤樸精神是可以創造奇蹟的。然而，這些前提在二十一世紀全部改變，企業想要成功，就必須改弦易轍。
紅色皇后的啟示在於，當我往前衝刺，競爭者也會衝刺。它們所構成的環境因素也跟著變。競爭是動態的賽局，而不是靜態的創新，因此競爭是愈演愈烈。在此情況之下，跑得快不如跑得巧。換言之，企業單憑賣力打拼是不行的，不創新只有死亡，而創新是必須根據環境調整的。例如，LG 強調並且發展健康環保型家電，廠商無不模仿；甚至大陸的創維電視還以保護視力為號召，創造銷售佳績。Sony 電視一直在過去都享有最高的品牌價值，但自二○○五年起，Samsung 就後來居上。
當前環境參數的變動遠超過以往，企業必須制定一套與環境互動的反饋機制，否則根本無法趕上環境的變化，即使創新也沒有用。伏波（Sven Voelpel）等學者就提出「感知測定模型」（Sense-Testing Business Models）。他們大體把環境變數分為四類：顧客、科技、商業基礎、利潤。根據這四點，企業要問的是，顧客的偏好是否改變﹖顧客對產品價值的看法是否改變﹖科技的影響是否夠大﹖科技的進步是否會改變形成產品價值的網絡﹖公司組織是否可以應付環境的改變﹖又是否可以提供新的價值﹖廠商、顧客、員工關係是否會導致改變的必要﹖新的策略是否會改變既存的上下游關係﹖經過這些考量之後，廠商再擬定策略方針、草圖，決定創新的方向。
IDEO 是國際著名的創新設計公司，它的總經理凱利（Tom Kelley）就說過，在今天的世界，做為創新者已經不夠了，而且創新要超過競爭對手。就像Sony，它並不是不創新，而是創新無法永遠保持在 Samsung 前方。凱利因此建議，企業創新應該成為一種生活、一種文化，應該足夠有彈性到可以不斷地創新。
如是，就算企業的環境一成不變，企業也不妨自我決裂：不斷地揚棄過去的成功經驗，開發新的商業模型，以適應未來的變局。最不應該的就是拘泥於過去成功的手段，以為八年之後可以照本宣科；殊不知時空俱變，企業須要有整體根本的革命，才可以不斷迎接環境改變。
紅后回答，「這是什麼慢調子的國家。你瞧，在這兒，我們必須拼命向前跑，才可以勉強維持在原地。你若想要跑到別處，就必須加倍速度。」
這是《愛麗絲鏡中奇遇》裡的一段對話。紅色皇后雖貴為國母，但終生勞碌，比薛西佛斯還慘。後來《經濟學人》的科普作家瑞德里（Matt Ridley）根據這個典故，寫下《紅色皇后》一書，講的是生殖競爭（性）如何形塑動物行為。例如母猩猩為了保證胎兒不被父親以外的公猩猩攻擊，就採取亂交策略，這樣公猩猩就不敢妄動。基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公猩猩雖然沒有辦法調整行為，但卻在演化的過程當中改變物種—增大睾丸，在精子的數量上與同類對手爭雄。
我們看當前企業環境，競爭程度就有如紅后的處境，爾虞我詐可媲美猩猩。紅后處於一個封閉的世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是她的宿命。中國人從宿命論出發，所以提出「勤能補拙」、「勤有功，戲無益」、「學海無涯，唯勤是岸」。過去台灣企業打拼，靠的也就是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精神。那時世界的資訊流通不足、地域性市場區隔嚴重、第三世界國家動能不夠、再加上擁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全數封閉在鐵幕，台灣的勤樸精神是可以創造奇蹟的。然而，這些前提在二十一世紀全部改變，企業想要成功，就必須改弦易轍。
紅色皇后的啟示在於，當我往前衝刺，競爭者也會衝刺。它們所構成的環境因素也跟著變。競爭是動態的賽局，而不是靜態的創新，因此競爭是愈演愈烈。在此情況之下，跑得快不如跑得巧。換言之，企業單憑賣力打拼是不行的，不創新只有死亡，而創新是必須根據環境調整的。例如，LG 強調並且發展健康環保型家電，廠商無不模仿；甚至大陸的創維電視還以保護視力為號召，創造銷售佳績。Sony 電視一直在過去都享有最高的品牌價值，但自二○○五年起，Samsung 就後來居上。
當前環境參數的變動遠超過以往，企業必須制定一套與環境互動的反饋機制，否則根本無法趕上環境的變化，即使創新也沒有用。伏波（Sven Voelpel）等學者就提出「感知測定模型」（Sense-Testing Business Models）。他們大體把環境變數分為四類：顧客、科技、商業基礎、利潤。根據這四點，企業要問的是，顧客的偏好是否改變﹖顧客對產品價值的看法是否改變﹖科技的影響是否夠大﹖科技的進步是否會改變形成產品價值的網絡﹖公司組織是否可以應付環境的改變﹖又是否可以提供新的價值﹖廠商、顧客、員工關係是否會導致改變的必要﹖新的策略是否會改變既存的上下游關係﹖經過這些考量之後，廠商再擬定策略方針、草圖，決定創新的方向。
IDEO 是國際著名的創新設計公司，它的總經理凱利（Tom Kelley）就說過，在今天的世界，做為創新者已經不夠了，而且創新要超過競爭對手。就像Sony，它並不是不創新，而是創新無法永遠保持在 Samsung 前方。凱利因此建議，企業創新應該成為一種生活、一種文化，應該足夠有彈性到可以不斷地創新。
如是，就算企業的環境一成不變，企業也不妨自我決裂：不斷地揚棄過去的成功經驗，開發新的商業模型，以適應未來的變局。最不應該的就是拘泥於過去成功的手段，以為八年之後可以照本宣科；殊不知時空俱變，企業須要有整體根本的革命，才可以不斷迎接環境改變。
鬆綁不是請客吃飯
從七月開放陸客來台觀光至今，原本三千人一天的期待落空了，變成兩百人。有人認為政府將拯救經濟冀望於陸客觀光，本來就不切實際；有人認為只要法令再進一步放寬，陸客可望增加。
陸客來台自然是觀光產業的一件大事，然而以觀光論觀光，台灣的條件其實是不成熟的，就算陸客真的一天來三千人，恐怕也是中短期利多。但這又並不表示，開放陸客是沒有意義的，而是政府如何看待陸客觀光、或是一連串的直航、准許大陸 QDII 來台投資等等鬆綁措施。
鬆綁措施，如果用意是拉抬經濟，以台灣的投資環境、大陸國內經濟問題、與當前國際經濟局勢來看，自然很難看見短期的效果。因此，如果只把鬆綁看成政策大禮，自然失望。但如果我們將鬆綁放在臺海關係正常化的宏觀格局來看，鬆綁就只是一個最基本的步驟，是對大陸政策的一個全方位調整。
我們都知道，中國大陸從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三十年了。而在江澤民時代後期，大陸經濟突飛猛進。在這階段，台灣政府有所對策，但未必有所政策。對策是如何因應防範大陸的衝擊，政策則是如何順應這個國際局勢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提升國力。前剛去世的趙耀東先生，在二三十年建言以資金浥注浦東開發，就是從全球宏觀經濟的角度，運用中國大陸的崛起提升台灣。
九十年代世界還是個地球村，現在世界是平的。台灣畏懼大陸的壯大，不敢有積極的大陸政策。今天大陸在全球化已經扮演了關鍵角色，任何國家推動國際化都不能忽視中國。這種既害怕卻又不得不面對的窘境，中國周邊國家地區都有，不獨台灣。
我們知道，任何干預都造成資源的浪費，政令限制只會妨礙競爭力。歷史證明，它們對原先所希望產生的保護經濟甚至國防效果，往往毫無成效。
因此，無論大陸對台灣的角色是覬覦還是友善，台灣面對全球化必須將兩岸關係正常化。從這個角度看，當前的兩岸鬆綁不是一連串結果未卜的做多政策，而是從架構國際化新平台的前瞻思維出發，化解台灣全方位國際化最明顯的阻礙。
陸客來台自然是觀光產業的一件大事，然而以觀光論觀光，台灣的條件其實是不成熟的，就算陸客真的一天來三千人，恐怕也是中短期利多。但這又並不表示，開放陸客是沒有意義的，而是政府如何看待陸客觀光、或是一連串的直航、准許大陸 QDII 來台投資等等鬆綁措施。
鬆綁措施，如果用意是拉抬經濟，以台灣的投資環境、大陸國內經濟問題、與當前國際經濟局勢來看，自然很難看見短期的效果。因此，如果只把鬆綁看成政策大禮，自然失望。但如果我們將鬆綁放在臺海關係正常化的宏觀格局來看，鬆綁就只是一個最基本的步驟，是對大陸政策的一個全方位調整。
我們都知道，中國大陸從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三十年了。而在江澤民時代後期，大陸經濟突飛猛進。在這階段，台灣政府有所對策，但未必有所政策。對策是如何因應防範大陸的衝擊，政策則是如何順應這個國際局勢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提升國力。前剛去世的趙耀東先生，在二三十年建言以資金浥注浦東開發，就是從全球宏觀經濟的角度，運用中國大陸的崛起提升台灣。
九十年代世界還是個地球村，現在世界是平的。台灣畏懼大陸的壯大，不敢有積極的大陸政策。今天大陸在全球化已經扮演了關鍵角色，任何國家推動國際化都不能忽視中國。這種既害怕卻又不得不面對的窘境，中國周邊國家地區都有，不獨台灣。
我們知道，任何干預都造成資源的浪費，政令限制只會妨礙競爭力。歷史證明，它們對原先所希望產生的保護經濟甚至國防效果，往往毫無成效。
因此，無論大陸對台灣的角色是覬覦還是友善，台灣面對全球化必須將兩岸關係正常化。從這個角度看，當前的兩岸鬆綁不是一連串結果未卜的做多政策，而是從架構國際化新平台的前瞻思維出發，化解台灣全方位國際化最明顯的阻礙。
紅色皇后的魔咒
最近讀王道還先生導讀、范昱峰先生翻譯的《紅色皇后》。紅后一詞出自《愛麗絲鏡中奇遇》。小說中的女皇不停地向前奔跑，但周圍的環境也隨著她往前。因此，不管她怎麼跑，她並沒有任何進展。
紅后一書講的是「性」對於人類行為的影響。學者從對生物的廣泛研究中，認為動物為了與同類競爭生殖資源，無所不用其極；但同時其競爭者也發展它們的競爭策略，因此原來的手段就失效了。這種論斷，大有「性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味道。
以群居動物黑猩猩為例，科學家發現，為了「根正苗紅」，公猩猩甚至會生吞活剝「父不詳」的小猩猩。母猩猩為了避免腹中胎兒一生下來就成了盤中飧，就發展出一套以毒攻毒的策略—雜交。這麼一來，所有的公猩猩都有可能是胎兒的父親，也就猩毒不食子了。不過其他非群居動物的雄性，則也非省油的燈。既然照顧胎兒用不到它們，它們就到處撒種，保證順利繁衍後代。群居與否，導致動物爭奪生殖資源不一樣的策略。
紅后的有趣譬喻，對於國家整體、以及企業，都有令人玩味的啟示。世界在二十一世紀有了劇烈的變化，就是世界各國的競爭以創新為主軸，開始白熱化。香港依靠大陸，成為亞洲金融中心。新加坡則致力吸引主權基金。泰國發展觀光休閒、外加醫療。澳洲的葡萄酒也上下其手：既以黃尾（Yellowtail）打入草根，也以星座（Constellation Wines）爭取品牌地位。歐洲也不例外，繼續它們一貫發揮國家特色的競爭手段，其中又以英國發展文化創意、愛爾蘭致力軟體工業、芬蘭擴大電信產業，最為成功。而拉丁美洲也不落人後，雖然這些國家的政府未必是帶動發展的火車頭，但像阿根廷輸出探戈、瓜地馬拉擺脫游擊戰爭，善用馬雅文化資源以吸引美加遊客，也讓它們的國運有否極泰來之勢。中國大陸也依據本身廣闊的地域，在不同地區發展不同的創新模式。
創新之所以成為主軸，莫不是紅后效應。這十年來，世界各國無不領悟，國家追求成長無法固步自封、必須以世界為競爭舞台。一旦如此，先不論內部虛耗、體制牽制，即使往前不懈，也頂多維持平盤。也因此，跳出紅海，發展藍海，成了必須的道路。而要發展藍海，唯有創新。
另外《紅色皇后》藉由研究動物行為，有助於了解人類。這和《中庸》上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方向剛好相反。不過似乎肯定人性自私、肯定人會根據環境調整自我的假設，無論科學還是制度，都證明成功。美國的政治制度、亞當斯密的經濟學，都是明證。
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認為人民是須導、須齊的。這說明中西文化看待人性，未必有多大差距，只是中國人從不放棄人性本善的期許。不過儒家追求穩定結構，在提出德治、禮治主義疏導人性之後，沒有想到人的自私與機巧，卻可以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這就是在肯定人性黑暗面的前提下，如何設計激勵制度。例如，香港正因為肯定大學為百年大業，也了解到雖為人師仍不離人性，因此不斷提高教授薪水吸引頂尖人才、也鼓勵本地人才。新加坡深知高級公務員為國家管理人才，不予高薪無法與企業競爭。這兩個地區都有完善的行政制度做前提，所以才可以將人性的自私面導為進步的動力。而中國政府則是知道自己國家的體制治絲愈棼，貪污腐敗橫行，也只有靠外力與民族主義才可以改變，於是積極申辦奧運、加入WTO。至於歐美，歷來就奉行市場原則，發揮人性「黑暗的光輝」。
近來經濟學、社會學、生物學、甚至管理學大有萬流歸宗之勢，原因或許在於這些科學不管模型多麼複雜，都根據基本人性（或是物性）。聰明的管理者或治國者，就是應該充分了解人性，不應該對人性有過度樂觀的期待，反而應該運用人性的黑暗，辨證地形成光明的結果。
紅后一書講的是「性」對於人類行為的影響。學者從對生物的廣泛研究中，認為動物為了與同類競爭生殖資源，無所不用其極；但同時其競爭者也發展它們的競爭策略，因此原來的手段就失效了。這種論斷，大有「性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味道。
以群居動物黑猩猩為例，科學家發現，為了「根正苗紅」，公猩猩甚至會生吞活剝「父不詳」的小猩猩。母猩猩為了避免腹中胎兒一生下來就成了盤中飧，就發展出一套以毒攻毒的策略—雜交。這麼一來，所有的公猩猩都有可能是胎兒的父親，也就猩毒不食子了。不過其他非群居動物的雄性，則也非省油的燈。既然照顧胎兒用不到它們，它們就到處撒種，保證順利繁衍後代。群居與否，導致動物爭奪生殖資源不一樣的策略。
紅后的有趣譬喻，對於國家整體、以及企業，都有令人玩味的啟示。世界在二十一世紀有了劇烈的變化，就是世界各國的競爭以創新為主軸，開始白熱化。香港依靠大陸，成為亞洲金融中心。新加坡則致力吸引主權基金。泰國發展觀光休閒、外加醫療。澳洲的葡萄酒也上下其手：既以黃尾（Yellowtail）打入草根，也以星座（Constellation Wines）爭取品牌地位。歐洲也不例外，繼續它們一貫發揮國家特色的競爭手段，其中又以英國發展文化創意、愛爾蘭致力軟體工業、芬蘭擴大電信產業，最為成功。而拉丁美洲也不落人後，雖然這些國家的政府未必是帶動發展的火車頭，但像阿根廷輸出探戈、瓜地馬拉擺脫游擊戰爭，善用馬雅文化資源以吸引美加遊客，也讓它們的國運有否極泰來之勢。中國大陸也依據本身廣闊的地域，在不同地區發展不同的創新模式。
創新之所以成為主軸，莫不是紅后效應。這十年來，世界各國無不領悟，國家追求成長無法固步自封、必須以世界為競爭舞台。一旦如此，先不論內部虛耗、體制牽制，即使往前不懈，也頂多維持平盤。也因此，跳出紅海，發展藍海，成了必須的道路。而要發展藍海，唯有創新。
另外《紅色皇后》藉由研究動物行為，有助於了解人類。這和《中庸》上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方向剛好相反。不過似乎肯定人性自私、肯定人會根據環境調整自我的假設，無論科學還是制度，都證明成功。美國的政治制度、亞當斯密的經濟學，都是明證。
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認為人民是須導、須齊的。這說明中西文化看待人性，未必有多大差距，只是中國人從不放棄人性本善的期許。不過儒家追求穩定結構，在提出德治、禮治主義疏導人性之後，沒有想到人的自私與機巧，卻可以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這就是在肯定人性黑暗面的前提下，如何設計激勵制度。例如，香港正因為肯定大學為百年大業，也了解到雖為人師仍不離人性，因此不斷提高教授薪水吸引頂尖人才、也鼓勵本地人才。新加坡深知高級公務員為國家管理人才，不予高薪無法與企業競爭。這兩個地區都有完善的行政制度做前提，所以才可以將人性的自私面導為進步的動力。而中國政府則是知道自己國家的體制治絲愈棼，貪污腐敗橫行，也只有靠外力與民族主義才可以改變，於是積極申辦奧運、加入WTO。至於歐美，歷來就奉行市場原則，發揮人性「黑暗的光輝」。
近來經濟學、社會學、生物學、甚至管理學大有萬流歸宗之勢，原因或許在於這些科學不管模型多麼複雜，都根據基本人性（或是物性）。聰明的管理者或治國者，就是應該充分了解人性，不應該對人性有過度樂觀的期待，反而應該運用人性的黑暗，辨證地形成光明的結果。
高等教育做為台灣的關鍵產業
日前從電視看經濟分析師陶冬先生對台灣前途的預測，他認為台灣無論要成為亞洲營運中心或金融中心的可能性都不大。陶冬先生在實務界有長足的經驗，多次論斷都成為事實，看法自然值得注意。
然而另一方面，約略同時的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簡稱BERI）2008年第二次的「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卻指出台灣的投資環境評比為全球第五，甚至超過前次。這兩種不同的論斷，究竟孰是孰非﹖
從陶先生的觀點來看，台灣何止成不了營運或金融中心，即使討論熱烈的博弈，恐怕都落人之後，不必淌水了。而若有跡象的文化創意，倘若沒有大手筆地經營，將是從零到有的艱苦過程。
然而從台灣民主政治日趨成熟、政策不斷開放的趨勢來看，台灣卻又充滿機會。因此，台灣適合外商投資。
綜合來看這兩個看似矛盾的論斷，表示台灣基本上具備了向上提升的契機，可是如何提升，卻莫衷一是。如果不能向上，自然沒有足夠的理由讓人覺得必須投資台灣。
面對國際的競爭，世界無數國家、城市不斷打造成為金融中心、營運中心、文化創意中心等等，不一而足。這表現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就是國家發展不能和稀泥，而是要能掌握關鍵產業，造成引爆效果。如果陶冬先生所認為的種種中心都不可行，那還有什麼可以成為台灣的關鍵產業呢﹖答案其實可能出乎意料，就是台灣的高等教育。
台灣教育問題重重，但問題是出在台灣畫地自限，政策守舊，教師沒有誘因。以軍事社會主義原則管理尖端知識族群，結果不言可喻。然而，倘若我們對照波特的國家競爭模型，不難發現，台灣的高等教育無論其充沛的人才（Factor Condition）與社會的需求（Home Demand），平均而言，都在亞洲絕對首屈一指。
至於波特模型中的廠商策略、結構、競爭，與相關產業支援兩方面，問題在於政府。如果少了教育部的集權管制與公務單位會計制度的掣肘，學校可以自由發展其國內與國際策略，波特模型的鑽石四角將圓滿具足。
一個「大有為」的中央政府，往往認為鬆綁就代表混亂。這在幼稚的經濟體，如越南、中國大陸或許說得通，但如果是一個民主社會，擁有無限的民間力量，可以發揮制衡作用或起碼提供透明的資訊，這方面是多慮了。
也有人拿台灣與香港的高等教育作比較，認為台灣沒有競爭力。如果我們是看尖端的學術研究，不要說台灣、即使美國平均而言也未必可與香港相埒。但這並不表示台灣以高等教育做為一種產業，其競爭力是比較差的。不管是市場規模與人才數量，台灣當然優先。
台灣的高教產業也會受到大陸與美國的競爭。大陸市場廣大，但受限於體制問題，除了幾個指標性大學之外，以人才資源而言，實非台灣對手。至於美國，如果市場定位與定價模式正確，台灣和美國面對的市場可以分隔。
台灣以出口導向，成功經驗不在話下。但提到吸引外資，就是另外一個層級的問題了。傳統認為教育是國家根本大業；在統治者的心裡，教育是不能不控制的對象。以控制為尚，競爭與國際排名自然是次要考慮。但國與國面臨不進則退的競爭之時，台灣高等教育做為吸引外資、提振經濟的手段，是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然而另一方面，約略同時的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簡稱BERI）2008年第二次的「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卻指出台灣的投資環境評比為全球第五，甚至超過前次。這兩種不同的論斷，究竟孰是孰非﹖
從陶先生的觀點來看，台灣何止成不了營運或金融中心，即使討論熱烈的博弈，恐怕都落人之後，不必淌水了。而若有跡象的文化創意，倘若沒有大手筆地經營，將是從零到有的艱苦過程。
然而從台灣民主政治日趨成熟、政策不斷開放的趨勢來看，台灣卻又充滿機會。因此，台灣適合外商投資。
綜合來看這兩個看似矛盾的論斷，表示台灣基本上具備了向上提升的契機，可是如何提升，卻莫衷一是。如果不能向上，自然沒有足夠的理由讓人覺得必須投資台灣。
面對國際的競爭，世界無數國家、城市不斷打造成為金融中心、營運中心、文化創意中心等等，不一而足。這表現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就是國家發展不能和稀泥，而是要能掌握關鍵產業，造成引爆效果。如果陶冬先生所認為的種種中心都不可行，那還有什麼可以成為台灣的關鍵產業呢﹖答案其實可能出乎意料，就是台灣的高等教育。
台灣教育問題重重，但問題是出在台灣畫地自限，政策守舊，教師沒有誘因。以軍事社會主義原則管理尖端知識族群，結果不言可喻。然而，倘若我們對照波特的國家競爭模型，不難發現，台灣的高等教育無論其充沛的人才（Factor Condition）與社會的需求（Home Demand），平均而言，都在亞洲絕對首屈一指。
至於波特模型中的廠商策略、結構、競爭，與相關產業支援兩方面，問題在於政府。如果少了教育部的集權管制與公務單位會計制度的掣肘，學校可以自由發展其國內與國際策略，波特模型的鑽石四角將圓滿具足。
一個「大有為」的中央政府，往往認為鬆綁就代表混亂。這在幼稚的經濟體，如越南、中國大陸或許說得通，但如果是一個民主社會，擁有無限的民間力量，可以發揮制衡作用或起碼提供透明的資訊，這方面是多慮了。
也有人拿台灣與香港的高等教育作比較，認為台灣沒有競爭力。如果我們是看尖端的學術研究，不要說台灣、即使美國平均而言也未必可與香港相埒。但這並不表示台灣以高等教育做為一種產業，其競爭力是比較差的。不管是市場規模與人才數量，台灣當然優先。
台灣的高教產業也會受到大陸與美國的競爭。大陸市場廣大，但受限於體制問題，除了幾個指標性大學之外，以人才資源而言，實非台灣對手。至於美國，如果市場定位與定價模式正確，台灣和美國面對的市場可以分隔。
台灣以出口導向，成功經驗不在話下。但提到吸引外資，就是另外一個層級的問題了。傳統認為教育是國家根本大業；在統治者的心裡，教育是不能不控制的對象。以控制為尚，競爭與國際排名自然是次要考慮。但國與國面臨不進則退的競爭之時，台灣高等教育做為吸引外資、提振經濟的手段，是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七分大學，何患之有﹖
最近為了七分能上大學，政府有了些因應想法。但是七分能夠上大學，真的是個笑話、恥辱嗎﹖是個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是只是台灣教育問題的一個反映﹖
相信在民主的台灣都有個共識，就是受教育是人民的基本權利。既然如此，接納一個學術表現不良的學生，在道德理念上並沒有站不住腳的地方。真正的問題是大學供需失衡、教育缺乏誘因。
已經有學者提出美國的教育模式，分為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社區大學，台灣可以仿效。由技術學院轉型者，正可以成為社區大學。社區大學為服務性質，目的在於提供平等的受教機會。也因此，市場機制無法作用，需要政府介入。台灣所有的大學都由政府控管，甚至原本可以、而且應該市場化、法人化的高等教育、商業教育也去市場化、集權化。反正如此，因而將技術學院轉型為社區大學，政府只要按照既定的控管方式，調整評鑒項目，問題不致太大。
比較大的問題是技術學院多是私立，而社區大學以服務為主，不以營利為目標，因此私立大學必然沒有誘因提供社區大學的功能。這如何調整﹖其實，正如國營企業可以民營化，私人企業為何不可公營化﹖部分私立大學由國家或是地方政府收購，將之轉型為社區大學，不僅讓私立學校經營問題不再存在，也滿足人民享有教育的基本權利。何況大學林立、教學效果不彰，始作俑者不也是政府自己嗎﹖
即使私校沒有意願被政府接收以轉型為社區大學，也不是問題。因為除非政府進行干預、扭曲適當的資源分配，私校為了生存，也自然會想到發展之道。重點在於，政府根本就不應該干預私校發展。即使私校就是要招收後段學生，那也是私校在滿足部分市場。如果真的招生不足，為何不海外招生﹖但是這些原本極為簡單的道理，都在教育部集權化、以片面補助進行全面掌控的大政府作為之下，成為幾乎無法解決的問題。
而另一方面，對於部分口碑已經不錯的私立學校，教育部不僅根本不應該插手，而是讓它們自訂學費，滿足某一部分市場需求。教育部可將補助這些私校的經費，轉移做為公私立大學的學生獎學金。
劉揆提到，新生報到不滿百分之五十的學校將強制減招。鄭部長說，應該要求各大學訂定入學及畢業門檻、學生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等指標。既然招生不足，減招何來嚇阻﹖更何況如果私校經費完全自主，政府有何權力嚇阻私校發展﹖如果私校目標為低階市場，又何來門檻、指標之理﹖唯一的指標就是學生的評量。至於學生畢業即失業，經過市場機制作用、配合民間評量與社會口碑，無法提供學問技藝的學校自然必須另謀出路。
相信在民主的台灣都有個共識，就是受教育是人民的基本權利。既然如此，接納一個學術表現不良的學生，在道德理念上並沒有站不住腳的地方。真正的問題是大學供需失衡、教育缺乏誘因。
已經有學者提出美國的教育模式，分為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社區大學，台灣可以仿效。由技術學院轉型者，正可以成為社區大學。社區大學為服務性質，目的在於提供平等的受教機會。也因此，市場機制無法作用，需要政府介入。台灣所有的大學都由政府控管，甚至原本可以、而且應該市場化、法人化的高等教育、商業教育也去市場化、集權化。反正如此，因而將技術學院轉型為社區大學，政府只要按照既定的控管方式，調整評鑒項目，問題不致太大。
比較大的問題是技術學院多是私立，而社區大學以服務為主，不以營利為目標，因此私立大學必然沒有誘因提供社區大學的功能。這如何調整﹖其實，正如國營企業可以民營化，私人企業為何不可公營化﹖部分私立大學由國家或是地方政府收購，將之轉型為社區大學，不僅讓私立學校經營問題不再存在，也滿足人民享有教育的基本權利。何況大學林立、教學效果不彰，始作俑者不也是政府自己嗎﹖
即使私校沒有意願被政府接收以轉型為社區大學，也不是問題。因為除非政府進行干預、扭曲適當的資源分配，私校為了生存，也自然會想到發展之道。重點在於，政府根本就不應該干預私校發展。即使私校就是要招收後段學生，那也是私校在滿足部分市場。如果真的招生不足，為何不海外招生﹖但是這些原本極為簡單的道理，都在教育部集權化、以片面補助進行全面掌控的大政府作為之下，成為幾乎無法解決的問題。
而另一方面，對於部分口碑已經不錯的私立學校，教育部不僅根本不應該插手，而是讓它們自訂學費，滿足某一部分市場需求。教育部可將補助這些私校的經費，轉移做為公私立大學的學生獎學金。
劉揆提到，新生報到不滿百分之五十的學校將強制減招。鄭部長說，應該要求各大學訂定入學及畢業門檻、學生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等指標。既然招生不足，減招何來嚇阻﹖更何況如果私校經費完全自主，政府有何權力嚇阻私校發展﹖如果私校目標為低階市場，又何來門檻、指標之理﹖唯一的指標就是學生的評量。至於學生畢業即失業，經過市場機制作用、配合民間評量與社會口碑，無法提供學問技藝的學校自然必須另謀出路。
2008年8月26日 星期二
洗錢只是體制問題的冰山一角
近日來的事件不禁讓人發現，缺乏有效的陽光法案、財產來源不明罪，台灣的法律體制有極大的漏洞。但這不過反映我國體制問題的一點芽尖而已。陽光法案非得通過不可，通過之後還有太多事要做。
台灣從威權獨裁到民主開放，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上，自然有顯著的意義；然而，若說我們的政治進步碰觸到了民主的核心，從最近的事件就知道，恐怕絕非如此。問題的關鍵在於，讓社會經濟發展順利，需要一套合乎理性的政治體制。台灣的民主化促進了權力的洗盤，但卻不見民主核心價值貫徹在實質的行政體制。相反地，許多事件證明，它反而強化了體制的不合理性。
民主的真諦為何，大概人言人殊，但我們至少可以肯定，選舉絕對不等於民主。此外，一個成熟的民主體制，都有兩個特徵，一是「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二是專業體系，而非關係體系。 台灣民主的弊端就在於，選票成為權力的來源之後，反而弱化了制衡的力量；透過無須代價的權力與金錢，同時強化了關係網，使關係為上、專業為下。這就讓我們的民主制度成為妨礙社會經濟發展的、沒有效率的體制。
我們看歐美的歷史，盧梭認為人生而自由，洛克提出自然權利，表面上看來，民主的發展是人類爭取權利的過程。這是理想層面。實際的情況卻是，成功的民主制度，如美國與英國，甚至日本，都濫觴於上下或上中層社會階級的妥協與牽制。若說今天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在保障每個人的基本人權，不如說它之所以成功，有一大部分是因為架構了一套層層相扣的制衡機制，使得每個人的既得利益無法侵犯到其他人的既得利益，從而為正常的社會經濟發展鋪路。
至於關係網，並非華人獨有，實際是中外皆然，這點我們看甘迺迪家族、布希家族、義大利黑手黨就知道，例子不勝枚舉。而當社會出現漏洞，龐大的關係網能鑽就鑽，將它們的網無限擴大。從甘迺迪家族賣私酒、洛克菲勒家族獨佔石油產業與通路、到現在布希家族的政商結合，沒有一個不是當體制顯現漏洞、或以意識型態駕凌，盡其可能地見縫插針、甚至破壞體制。某個關係網破壞性地發展，一直要到其他集團或階級無法容忍為止，而那個時候也正是新的時代來臨。有人說歐美重視專業不重視關係，從社會發展的觀點來看，是各個關係網發展到了勢均力敵的地步，無法發揮獨佔作用，專業自然勝出。
台灣人民的力量固然改變了威權體制，但如此力量古今中外皆然，都不足以彌補體制改變所造成的權力真空，於是下一個權力掌握者當然見縫插針。法國大革命如此，英國克倫威爾革命如此，中國共產革命如此，一樣是不勝枚舉，台灣民主改革不也如此﹖有人拿當前和過去相比，感慨古今皆然、於今尤烈。其實之所以會烈，主要原因正是轉型末期，權力掌握者自然會焦慮地搶搭最後一班車，開明時代的道德規範起不了作用，加上台灣貌似民主但缺乏制衡、以關係為本的社會政治體制，很難不創造出一齣精采劇本。但這也表示，當一切現形，即使漏洞百出的法律無法制裁，也未必沒有樂觀的契機；原因就在於這個社會發現了體制上的漏洞，加上各個集團和階級不滿利益失衡，於是制衡呼聲與力量出現，社會就有機會進入新的平衡。
我們如果了解民主化過程中的社經發展，就可以明白，絕對的權力固然使人絕對腐化，但這並不只是悲觀的人性敘述，而是有跡可循。既然有跡可循，就有辦法解決。例如，在短程計劃上，制定不溯及既往、非報復性的陽光法案；作法上，與其讓企業自首，不如鼓勵企業連署，公投制定陽光法案與財產來源不明罪。長程的根本之道則是建立一套全方位的制衡機制；例如，行政權力過度膨脹，縮小政府職權與職能著無庸議；總統權力及於司法、檢察、調查，我們至少可以仿效美國，讓前二單位多數首長由民選產生。這樣才是將制衡融入民主選舉之中，而不是像台灣當前，是在濫權與奪權之間震盪，形成獨特的準帝制的民主制度。馬總統寧遭非議，也堅持以行動表示對體制的尊重。倘若能掌握當前時機，創造新的體制，自然更有意義。
台灣從威權獨裁到民主開放，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上，自然有顯著的意義；然而，若說我們的政治進步碰觸到了民主的核心，從最近的事件就知道，恐怕絕非如此。問題的關鍵在於，讓社會經濟發展順利，需要一套合乎理性的政治體制。台灣的民主化促進了權力的洗盤，但卻不見民主核心價值貫徹在實質的行政體制。相反地，許多事件證明，它反而強化了體制的不合理性。
民主的真諦為何，大概人言人殊，但我們至少可以肯定，選舉絕對不等於民主。此外，一個成熟的民主體制，都有兩個特徵，一是「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二是專業體系，而非關係體系。 台灣民主的弊端就在於，選票成為權力的來源之後，反而弱化了制衡的力量；透過無須代價的權力與金錢，同時強化了關係網，使關係為上、專業為下。這就讓我們的民主制度成為妨礙社會經濟發展的、沒有效率的體制。
我們看歐美的歷史，盧梭認為人生而自由，洛克提出自然權利，表面上看來，民主的發展是人類爭取權利的過程。這是理想層面。實際的情況卻是，成功的民主制度，如美國與英國，甚至日本，都濫觴於上下或上中層社會階級的妥協與牽制。若說今天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在保障每個人的基本人權，不如說它之所以成功，有一大部分是因為架構了一套層層相扣的制衡機制，使得每個人的既得利益無法侵犯到其他人的既得利益，從而為正常的社會經濟發展鋪路。
至於關係網，並非華人獨有，實際是中外皆然，這點我們看甘迺迪家族、布希家族、義大利黑手黨就知道，例子不勝枚舉。而當社會出現漏洞，龐大的關係網能鑽就鑽，將它們的網無限擴大。從甘迺迪家族賣私酒、洛克菲勒家族獨佔石油產業與通路、到現在布希家族的政商結合，沒有一個不是當體制顯現漏洞、或以意識型態駕凌，盡其可能地見縫插針、甚至破壞體制。某個關係網破壞性地發展，一直要到其他集團或階級無法容忍為止，而那個時候也正是新的時代來臨。有人說歐美重視專業不重視關係，從社會發展的觀點來看，是各個關係網發展到了勢均力敵的地步，無法發揮獨佔作用，專業自然勝出。
台灣人民的力量固然改變了威權體制，但如此力量古今中外皆然，都不足以彌補體制改變所造成的權力真空，於是下一個權力掌握者當然見縫插針。法國大革命如此，英國克倫威爾革命如此，中國共產革命如此，一樣是不勝枚舉，台灣民主改革不也如此﹖有人拿當前和過去相比，感慨古今皆然、於今尤烈。其實之所以會烈，主要原因正是轉型末期，權力掌握者自然會焦慮地搶搭最後一班車，開明時代的道德規範起不了作用，加上台灣貌似民主但缺乏制衡、以關係為本的社會政治體制，很難不創造出一齣精采劇本。但這也表示，當一切現形，即使漏洞百出的法律無法制裁，也未必沒有樂觀的契機；原因就在於這個社會發現了體制上的漏洞，加上各個集團和階級不滿利益失衡，於是制衡呼聲與力量出現，社會就有機會進入新的平衡。
我們如果了解民主化過程中的社經發展，就可以明白，絕對的權力固然使人絕對腐化，但這並不只是悲觀的人性敘述，而是有跡可循。既然有跡可循，就有辦法解決。例如，在短程計劃上，制定不溯及既往、非報復性的陽光法案；作法上，與其讓企業自首，不如鼓勵企業連署，公投制定陽光法案與財產來源不明罪。長程的根本之道則是建立一套全方位的制衡機制；例如，行政權力過度膨脹，縮小政府職權與職能著無庸議；總統權力及於司法、檢察、調查，我們至少可以仿效美國，讓前二單位多數首長由民選產生。這樣才是將制衡融入民主選舉之中，而不是像台灣當前，是在濫權與奪權之間震盪，形成獨特的準帝制的民主制度。馬總統寧遭非議，也堅持以行動表示對體制的尊重。倘若能掌握當前時機，創造新的體制，自然更有意義。
2008年8月1日 星期五
愛台灣，就應該引進大陸科技人才
原載《經濟日報》
馬總統的政見之一是承認中國大陸學歷。這項政策的初衷想必也只是照顧有大陸學歷的台灣人，但沒想到卻引發人們對於大陸人才搶台灣人才飯碗的疑懼。不知是否因為這種似是而非的指控，這項政策好像就沒有下文了。
然而，不管是從經濟發展的佈局、還是已經證實的經驗來看，台灣不僅應該承認大陸學歷，更應該開放大陸人才來台就業。
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世界各國的反應不一，但很少有像台灣一樣，採取堅壁清野的保護主義。這原因非常簡單，就是歷史經驗證實，保護主義最後只會害了自己。從十九世紀末年美國的門羅主義、到七○年代美國對日本情緒性的抵制，再到後來對中國多次貿易制裁，不僅對於這些行動所想要解決的國內失業與經濟蕭條問題毫無幫助，還將美國在世界的利益徒然讓與歐洲甚至亞洲四小龍。
為什麼想要保護，卻成了禍害呢﹖一個簡單的原因是世界是開放經濟，而且一個國家的任何行動，其他國家都會有所對策。（當然，這限於該國國內沒有非理性的政治因素，而這種理性務實的國家，現在愈來愈多。）例如，當政府剛宣佈放寬投資大陸上限為六○%，香港立刻提出相應政策吸引臺資留駐。
這種你有政策、我有對策的遊戲法則，現在更是成為常態。例如，現在不僅是美國科技公司將研發中心設在中國大陸，台灣科技公司也開始這麼做了。過去資金外移，是出走的第一步；而現在是研發外移，則是更進一步。資金外移淘空台灣，而科技外移則進一步淘空台灣的未來。
面對如此局勢，有些人想的可能是限制研發資金外移。但歷史經驗已經明確證明，這種保護主義不但無效，而且禍及己身。例如，台灣鎖國，結果眾所週知；而政府才剛杯水車薪式地鬆綁資金，研發的腳就往外踏了。如此永遠慢半拍，政策也就永遠無效。而政府如果限制科技人才來台，結果將是企業不斷到大陸設立研發中心，國本進一步淘空。因此，唯一有效保本的方法，就是引進大陸人才。
引進人才的意義不僅是開放企業以較低價格雇用技術人才的管道、為台灣保本而已，更具有科技上宏觀的戰略意義。當前大陸明顯地形成一個無處宣洩的巨大人才庫、並且藉由政府壓力形成科技轉移的磁鐵，而台灣正在尋求產業升級，這二者不謀而合：就是擴大台灣科技人才的來源，配合台灣還比較具有優勢的供應鏈管理、服務管理、較高的薪資、比較好的生活環境、還有更重要的就是台灣長久以來在國際科技界累積的信譽，以加州矽谷為榜樣，建立科技的群聚中心（Cluster）。
我們都知道，資訊科技的發展挽救了上一波九十年代初美國的經濟危機。當時矽谷以及擁有世界第一流大學的波士頓地區競爭龍頭，最後還是以移民為主的矽谷領導了美國經濟。可見移民的效果多大。
和台灣一般的民粹說法相反，引進外來人才、建立科技群聚中心，不僅不會造成失業，而且可以增加就業。矽谷領導美國經濟起飛，因此增加就業，前事不遠。而台灣高等教育訓練出來的一般型人才，距離企業期望甚遠，已是眾所週知了；但另一方面，尖端人才卻又供不應求。引進人才，不僅填補企業需求，更連動地創造台灣社會對一般人才的需求，正好解決當前大學畢業生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
此外，引進外來人才、建立科技群聚中心，將創造台灣新的人才就業機會，由傳統單純的研發，邁向研發管理、研發行銷、研發團隊領導、研發網絡建立等等。
在矽谷待過的人都知道，不管研究能力、工作能力再怎麼強，移民永遠是為人作嫁，掌控者、最大利益獲得者還是美國人。這種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強者智慧，才是國際間的生存之道。台灣應該學習。
馬總統的政見之一是承認中國大陸學歷。這項政策的初衷想必也只是照顧有大陸學歷的台灣人，但沒想到卻引發人們對於大陸人才搶台灣人才飯碗的疑懼。不知是否因為這種似是而非的指控，這項政策好像就沒有下文了。
然而，不管是從經濟發展的佈局、還是已經證實的經驗來看，台灣不僅應該承認大陸學歷，更應該開放大陸人才來台就業。
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世界各國的反應不一，但很少有像台灣一樣，採取堅壁清野的保護主義。這原因非常簡單，就是歷史經驗證實，保護主義最後只會害了自己。從十九世紀末年美國的門羅主義、到七○年代美國對日本情緒性的抵制，再到後來對中國多次貿易制裁，不僅對於這些行動所想要解決的國內失業與經濟蕭條問題毫無幫助，還將美國在世界的利益徒然讓與歐洲甚至亞洲四小龍。
為什麼想要保護，卻成了禍害呢﹖一個簡單的原因是世界是開放經濟，而且一個國家的任何行動，其他國家都會有所對策。（當然，這限於該國國內沒有非理性的政治因素，而這種理性務實的國家，現在愈來愈多。）例如，當政府剛宣佈放寬投資大陸上限為六○%，香港立刻提出相應政策吸引臺資留駐。
這種你有政策、我有對策的遊戲法則，現在更是成為常態。例如，現在不僅是美國科技公司將研發中心設在中國大陸，台灣科技公司也開始這麼做了。過去資金外移，是出走的第一步；而現在是研發外移，則是更進一步。資金外移淘空台灣，而科技外移則進一步淘空台灣的未來。
面對如此局勢，有些人想的可能是限制研發資金外移。但歷史經驗已經明確證明，這種保護主義不但無效，而且禍及己身。例如，台灣鎖國，結果眾所週知；而政府才剛杯水車薪式地鬆綁資金，研發的腳就往外踏了。如此永遠慢半拍，政策也就永遠無效。而政府如果限制科技人才來台，結果將是企業不斷到大陸設立研發中心，國本進一步淘空。因此，唯一有效保本的方法，就是引進大陸人才。
引進人才的意義不僅是開放企業以較低價格雇用技術人才的管道、為台灣保本而已，更具有科技上宏觀的戰略意義。當前大陸明顯地形成一個無處宣洩的巨大人才庫、並且藉由政府壓力形成科技轉移的磁鐵，而台灣正在尋求產業升級，這二者不謀而合：就是擴大台灣科技人才的來源，配合台灣還比較具有優勢的供應鏈管理、服務管理、較高的薪資、比較好的生活環境、還有更重要的就是台灣長久以來在國際科技界累積的信譽，以加州矽谷為榜樣，建立科技的群聚中心（Cluster）。
我們都知道，資訊科技的發展挽救了上一波九十年代初美國的經濟危機。當時矽谷以及擁有世界第一流大學的波士頓地區競爭龍頭，最後還是以移民為主的矽谷領導了美國經濟。可見移民的效果多大。
和台灣一般的民粹說法相反，引進外來人才、建立科技群聚中心，不僅不會造成失業，而且可以增加就業。矽谷領導美國經濟起飛，因此增加就業，前事不遠。而台灣高等教育訓練出來的一般型人才，距離企業期望甚遠，已是眾所週知了；但另一方面，尖端人才卻又供不應求。引進人才，不僅填補企業需求，更連動地創造台灣社會對一般人才的需求，正好解決當前大學畢業生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
此外，引進外來人才、建立科技群聚中心，將創造台灣新的人才就業機會，由傳統單純的研發，邁向研發管理、研發行銷、研發團隊領導、研發網絡建立等等。
在矽谷待過的人都知道，不管研究能力、工作能力再怎麼強，移民永遠是為人作嫁，掌控者、最大利益獲得者還是美國人。這種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強者智慧，才是國際間的生存之道。台灣應該學習。
產品創新有錯嗎？
原載《經濟日報》
克利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的決裂式創新理論（Disruptive Innovation）乍聽之下是個新理論，也為他奠定了一代大師的地位。不過理論雖新，實例卻在歷史上不斷重演。
例如曾經稱霸一時的電報大亨西方聯合公司，最後被起先不見經傳的貝爾公司打敗、邦諾書店（Barnes & Noble）不敵亞馬遜（Amazon.com）、維基百科取代大英百科。這些大型企業還沒受到新興公司威脅之前、甚至之後，絕對沒有停止過產品創新、追求績效，可是它們免不了垮臺的命運。那麼為什麼會如此呢？
克利斯汀生提出了一個解釋，就是企業追求產品創新、追求績效，可是反而作繭自縛。因為當企業向上提升的同時，也就將自己綁住，限制自己無法追逐潛在市場；而潛在市場往往不能只往前看，而是往後、往左右尋找。也就是說，一味追求創新，可能正掉入了創新的陷阱。
那公司追求提升，為什麼會注意不到既定市場之外的機會呢﹖第一，既定市場的顧客往往希望公司不斷提供更好的產品。這是人之常情，但是顧客的需求無度，甚至所希望得到的功能或特徵實際上也不見得真的需要。但是公司如果根據市場調查，往往以為前端顧客的需求代表所有顧客的需求，以至於不斷滿足前端客戶，卻忽略了潛在客戶。
此外，公司本身基於財務考量，往往也願意研發更好的產品，這樣才可以有較高的獲利率。至於員工，追求卓越本來就是應該的事，更何況如果沒有向上提升，他的前途只有向下沉淪。這些都促使公司不斷提高績效。從傳統的管理理論看來，提高績效當然是再正確不過的事，可是從決裂式創新的角度來看，卻未必如此。
克利斯汀生決裂式創新理論從前所未有的角度探索大型企業為什麼會式微，可以給當前企業一個重要啟示：要談創新，絕對不能只談產品創新，更重要的是思維創新。從以上的論述可以了解，一味追求產品創新反而與創新的本質愈行愈遠。
台灣最近大力提倡服務創新，表面上看來是超越了傳統產品創新的思維窠臼，進入服務提升的階段。但從決裂式創新、或是其他創新理論如開放式創新等等來看，其實是換湯不換藥，因為只要思維不變，服務創新只是產品創新延伸出去的一小步而已。以醫療管理而言，許多醫院不斷更新服務軟體，但如果根本的服務態度以及服務文化都無法建立、創新能力無法提升、創新思維無法包含無限的創造力、想像力，更多服務軟體可能只是更多木馬。一般客戶服務也是如此，如果只一味追求客戶關係軟體的發展，而忽略了基本的以客為尊、忘記了客戶關係管理基本的創新精神，最終的結果恐怕會是克利斯汀生決裂式創新所總結的企業死亡之路。
克利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的決裂式創新理論（Disruptive Innovation）乍聽之下是個新理論，也為他奠定了一代大師的地位。不過理論雖新，實例卻在歷史上不斷重演。
例如曾經稱霸一時的電報大亨西方聯合公司，最後被起先不見經傳的貝爾公司打敗、邦諾書店（Barnes & Noble）不敵亞馬遜（Amazon.com）、維基百科取代大英百科。這些大型企業還沒受到新興公司威脅之前、甚至之後，絕對沒有停止過產品創新、追求績效，可是它們免不了垮臺的命運。那麼為什麼會如此呢？
克利斯汀生提出了一個解釋，就是企業追求產品創新、追求績效，可是反而作繭自縛。因為當企業向上提升的同時，也就將自己綁住，限制自己無法追逐潛在市場；而潛在市場往往不能只往前看，而是往後、往左右尋找。也就是說，一味追求創新，可能正掉入了創新的陷阱。
那公司追求提升，為什麼會注意不到既定市場之外的機會呢﹖第一，既定市場的顧客往往希望公司不斷提供更好的產品。這是人之常情，但是顧客的需求無度，甚至所希望得到的功能或特徵實際上也不見得真的需要。但是公司如果根據市場調查，往往以為前端顧客的需求代表所有顧客的需求，以至於不斷滿足前端客戶，卻忽略了潛在客戶。
此外，公司本身基於財務考量，往往也願意研發更好的產品，這樣才可以有較高的獲利率。至於員工，追求卓越本來就是應該的事，更何況如果沒有向上提升，他的前途只有向下沉淪。這些都促使公司不斷提高績效。從傳統的管理理論看來，提高績效當然是再正確不過的事，可是從決裂式創新的角度來看，卻未必如此。
克利斯汀生決裂式創新理論從前所未有的角度探索大型企業為什麼會式微，可以給當前企業一個重要啟示：要談創新，絕對不能只談產品創新，更重要的是思維創新。從以上的論述可以了解，一味追求產品創新反而與創新的本質愈行愈遠。
台灣最近大力提倡服務創新，表面上看來是超越了傳統產品創新的思維窠臼，進入服務提升的階段。但從決裂式創新、或是其他創新理論如開放式創新等等來看，其實是換湯不換藥，因為只要思維不變，服務創新只是產品創新延伸出去的一小步而已。以醫療管理而言，許多醫院不斷更新服務軟體，但如果根本的服務態度以及服務文化都無法建立、創新能力無法提升、創新思維無法包含無限的創造力、想像力，更多服務軟體可能只是更多木馬。一般客戶服務也是如此，如果只一味追求客戶關係軟體的發展，而忽略了基本的以客為尊、忘記了客戶關係管理基本的創新精神，最終的結果恐怕會是克利斯汀生決裂式創新所總結的企業死亡之路。
克利斯汀生的創新理論預示台灣的危機
原載《經濟日報》
克利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絕對稱得上是當代創新理論的權威之一。他著名的「決裂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又翻譯為顛覆式創新、破壞式創新），主要的內容是主流企業往往拘泥於現有的顧客市場、陶醉於過去成功的模式，而忽略了潛在的威脅。
這並不是說主流企業固步自封，不求進步。相反地，主流企業最後被淘汰的原因，反而往往是只知道在既有的發展軌道上創新，而忽略了新科技開發新市場的可能性。
主流企業創新的結果，可能會創造許多較為高檔的產品或功能，它們可以滿足既有市場裡消費者更高品味的追求。然而，這可以說成是被消費者綁架的現象，因為主流企業愈往上提昇，其實愈將自己的餅縮小。這些過分的創新綁住主流企業，使得它們耗費心力在沒有客戶遠景的創新事業裡。
另一方面，躲在一旁的新興科技企業，剛開始可能只顧得自己所服務的小型市場。但隨著科技的進步，新興產品提供了過去意想不到的功能，而這些功能讓新興企業所面對的市場不斷擴大。最後，主流企業就被新興企業吞噬，甚至從此消失在歷史當中。
在經濟史上，這樣的例子數見不鮮。最有代表性的大概可以說是電話和電報。電話剛發明的時候，貝爾本人也並不清楚它的商業價值。他向西方聯合公司（Western Union）推銷這項新發明，西聯認為那不過是個玩具。貝爾灰頭土臉，只能將電話用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上。可是，當大家愈來愈發現電話的方便性，它的市場就不斷擴大。最後的結果很清楚：電報完全被電話取代。同一時間，西聯並不是等死，相反地，西聯在電報科技上一直取得重大進步。
從克利斯汀生所敘述的理論與故事中，我們不禁想到台灣。無論從台灣政府所提供的建設與服務，還是從這個政府本身來看，在兩岸開放的大好局勢之下，似乎又隱藏著決裂式創新的危機。
舉例來說，WiMAX無疑是無線網路的一大進步，但卻又讓人覺得是在鑽市場的牛角尖，倒不如優化架構在無線網路之上的服務業。愛台建設一片看好，但卻又是在既有的通貨膨脹陰影之下，加速萎靡民間與地方政府的活力。
凡此種種，都再再表現台灣政府一貫的特色：只看到政府能做什麼，卻看不到政府不能做什麼；看到老百姓需要政府做什麼，卻不知道老百姓可以為自己做什麼，而且做得可以更好。台灣因為當前兩岸的解凍，前景應該看好，不過也千萬不要成為歷史上被淘汰的主流企業，只看到眼前的、以及自己可以做的，卻忽略了另外一條路，從而愈陷愈深。
尤其當今尹部長的理想是建立台灣為一創新中心，那就千萬別將創新局限在科技發明，卻忽略了政府體制創新、思想創新，服務創新，到頭來反而成為創新理論的反例。
克利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絕對稱得上是當代創新理論的權威之一。他著名的「決裂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又翻譯為顛覆式創新、破壞式創新），主要的內容是主流企業往往拘泥於現有的顧客市場、陶醉於過去成功的模式，而忽略了潛在的威脅。
這並不是說主流企業固步自封，不求進步。相反地，主流企業最後被淘汰的原因，反而往往是只知道在既有的發展軌道上創新，而忽略了新科技開發新市場的可能性。
主流企業創新的結果，可能會創造許多較為高檔的產品或功能，它們可以滿足既有市場裡消費者更高品味的追求。然而，這可以說成是被消費者綁架的現象，因為主流企業愈往上提昇，其實愈將自己的餅縮小。這些過分的創新綁住主流企業，使得它們耗費心力在沒有客戶遠景的創新事業裡。
另一方面，躲在一旁的新興科技企業，剛開始可能只顧得自己所服務的小型市場。但隨著科技的進步，新興產品提供了過去意想不到的功能，而這些功能讓新興企業所面對的市場不斷擴大。最後，主流企業就被新興企業吞噬，甚至從此消失在歷史當中。
在經濟史上，這樣的例子數見不鮮。最有代表性的大概可以說是電話和電報。電話剛發明的時候，貝爾本人也並不清楚它的商業價值。他向西方聯合公司（Western Union）推銷這項新發明，西聯認為那不過是個玩具。貝爾灰頭土臉，只能將電話用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上。可是，當大家愈來愈發現電話的方便性，它的市場就不斷擴大。最後的結果很清楚：電報完全被電話取代。同一時間，西聯並不是等死，相反地，西聯在電報科技上一直取得重大進步。
從克利斯汀生所敘述的理論與故事中，我們不禁想到台灣。無論從台灣政府所提供的建設與服務，還是從這個政府本身來看，在兩岸開放的大好局勢之下，似乎又隱藏著決裂式創新的危機。
舉例來說，WiMAX無疑是無線網路的一大進步，但卻又讓人覺得是在鑽市場的牛角尖，倒不如優化架構在無線網路之上的服務業。愛台建設一片看好，但卻又是在既有的通貨膨脹陰影之下，加速萎靡民間與地方政府的活力。
凡此種種，都再再表現台灣政府一貫的特色：只看到政府能做什麼，卻看不到政府不能做什麼；看到老百姓需要政府做什麼，卻不知道老百姓可以為自己做什麼，而且做得可以更好。台灣因為當前兩岸的解凍，前景應該看好，不過也千萬不要成為歷史上被淘汰的主流企業，只看到眼前的、以及自己可以做的，卻忽略了另外一條路，從而愈陷愈深。
尤其當今尹部長的理想是建立台灣為一創新中心，那就千萬別將創新局限在科技發明，卻忽略了政府體制創新、思想創新，服務創新，到頭來反而成為創新理論的反例。
台積電樹立了亞洲科技史的里程碑
原載《經濟日報》
四月二十八日台積電宣佈「開放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筆者以為，這可以說是台灣產業新的標竿。
關於台積電的註冊商標「開放創新平台」，讀者可以從天下雜誌以及電子時報（Digitime）得到一些敘述。我們可以從許多方面解讀台積電這個行動，例如，台積電正在進行上下游整合、準備跨足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和封測等產業、是面臨半導體獲利下降的救急措施等。然而，這些都不足以解釋台積電這項行動劃時代的意義。簡單說，台積電為台灣創新經濟啟航，「開放式創新」就是她送出的大禮。
我們知道，與其給人魚吃，不如教人釣魚。創新也是如此。台灣不斷在創造第一、創造專利，但始終沒有一個機制激發創新、為創新灌溉源頭活水、甚至連為專利提高附加價值、增加市場價值的機制也不見得完善。而今天，台積電終於在這塊處女地上開始播種、準備收割。
根據敘述，台積電將把它的ＩＣ設計輔助工具、矽智財、和最新製程技術資訊開放，讓企業夥伴自由運用。夥伴發展出的產品，因為是按照台積電的規格，自然主要都成了她產業鏈的一部分。重點是，這種開放作法無疑擴大了創新的平台，直接鼓勵了創新。
台積電這項行動是台灣的創舉，不過也是有跡可尋，因為這樣開放式創新的作法，就完全是 Intel 稱霸的關鍵。台積電想要成為亞洲的 Intel，關鍵就在於是否能夠順利完成開放式創新的轉型。
新政府經濟部尹部長強調創新經濟，而台積電這項行動可說是對新政府最好的背書。當然，台積電要真正像 Intel 一樣靠開放式創新形成一個產業生態環境，還有一段路要走。
首先是要從消極地開放平台，到積極地建立研發夥伴關係。像台積電這樣規模龐大的公司不可能沒有夥伴關係，但她的理想應該是像 Intel 那樣建構產業的生態系統。如果是，那麼一些作法可以參考。例如，Intel 的研究理事會（Research Council）和大學還有目前的夥伴共同建構研究社群。這樣將生意關係提升為脣齒相依的研發關係，是 Intel 開放式創新非常重要的一環。
其次，開拓創新市集，如P&G 和其他民生消費或是高科技公司成立專利次級市場 yet2.com、NineSigma、InnoCentive 。就連目前創新遠不及台灣的中國大陸都成立了上海知識產權交易中心（Shanghai 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change）。提到這點，再想到微軟在北京擴建亞洲研究院、Intel 在大連設廠、設產業龍頭，台積電、或是任何一家大公司、甚至是政府，進行這方面的努力恐怕是攸關生死、不得不邁出的一步了。
接下來的問題是，台灣傳統的僵化教育、單面向思維，使得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缺乏大格局的創新能力，台積電的創舉是否可以成為一條引信引爆台灣新一代的科技革命。不過總而言之，台積電邁出了第一步，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絕對是亞洲科技史的里程碑。
四月二十八日台積電宣佈「開放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筆者以為，這可以說是台灣產業新的標竿。
關於台積電的註冊商標「開放創新平台」，讀者可以從天下雜誌以及電子時報（Digitime）得到一些敘述。我們可以從許多方面解讀台積電這個行動，例如，台積電正在進行上下游整合、準備跨足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和封測等產業、是面臨半導體獲利下降的救急措施等。然而，這些都不足以解釋台積電這項行動劃時代的意義。簡單說，台積電為台灣創新經濟啟航，「開放式創新」就是她送出的大禮。
我們知道，與其給人魚吃，不如教人釣魚。創新也是如此。台灣不斷在創造第一、創造專利，但始終沒有一個機制激發創新、為創新灌溉源頭活水、甚至連為專利提高附加價值、增加市場價值的機制也不見得完善。而今天，台積電終於在這塊處女地上開始播種、準備收割。
根據敘述，台積電將把它的ＩＣ設計輔助工具、矽智財、和最新製程技術資訊開放，讓企業夥伴自由運用。夥伴發展出的產品，因為是按照台積電的規格，自然主要都成了她產業鏈的一部分。重點是，這種開放作法無疑擴大了創新的平台，直接鼓勵了創新。
台積電這項行動是台灣的創舉，不過也是有跡可尋，因為這樣開放式創新的作法，就完全是 Intel 稱霸的關鍵。台積電想要成為亞洲的 Intel，關鍵就在於是否能夠順利完成開放式創新的轉型。
新政府經濟部尹部長強調創新經濟，而台積電這項行動可說是對新政府最好的背書。當然，台積電要真正像 Intel 一樣靠開放式創新形成一個產業生態環境，還有一段路要走。
首先是要從消極地開放平台，到積極地建立研發夥伴關係。像台積電這樣規模龐大的公司不可能沒有夥伴關係，但她的理想應該是像 Intel 那樣建構產業的生態系統。如果是，那麼一些作法可以參考。例如，Intel 的研究理事會（Research Council）和大學還有目前的夥伴共同建構研究社群。這樣將生意關係提升為脣齒相依的研發關係，是 Intel 開放式創新非常重要的一環。
其次，開拓創新市集，如P&G 和其他民生消費或是高科技公司成立專利次級市場 yet2.com、NineSigma、InnoCentive 。就連目前創新遠不及台灣的中國大陸都成立了上海知識產權交易中心（Shanghai 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change）。提到這點，再想到微軟在北京擴建亞洲研究院、Intel 在大連設廠、設產業龍頭，台積電、或是任何一家大公司、甚至是政府，進行這方面的努力恐怕是攸關生死、不得不邁出的一步了。
接下來的問題是，台灣傳統的僵化教育、單面向思維，使得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缺乏大格局的創新能力，台積電的創舉是否可以成為一條引信引爆台灣新一代的科技革命。不過總而言之，台積電邁出了第一步，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絕對是亞洲科技史的里程碑。
畫家透納與網路第二版
原載《經濟日報》
提到十九世紀英國繪畫，許多人都會想到透納（J. M. W. Turner）。透納以流動性的浪漫而又神秘的情調，畫出他心中對工業革命的擁抱與疑慮。在一幅著名的畫中，他畫出一艘蒸汽輪船，在風雨交加、雷馳電掣的詭譎天候裡航行。
畫家說，那是一幅紀實畫，畫的是他如何在船首，駕馭著巨輪與狂風巨浪搏鬥。而另外一幅畫裡，流動甚至狂飆的筆觸表現著蒸汽火車的飛馳，旁邊的野兔正與它競逐。
如果印象畫派如雷諾瓦等人，畫出了工業革命之後的歐洲如何享受安逸的都會階級生活；被稱為印象派開山祖的透納，其畫卻表現著工業革命伊始，心靈探索家對新科技造成的時代巨變，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他在當時的新發明—蒸汽輪船上與風雨搏鬥、野兔與蒸汽火車競馳、流動的筆法、晦暗但顯現光明的色調，都是以藝術的隱喻，表現出對新科技的不安心情與期待。
透納一八五一年去世，剛好在那一年，倫敦舉行了大博覽會，將工業革命的成就、和維多利亞時代的驕傲徹底展示出來。透納的關懷沒有錯，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與命運。掌握到工業革命的國家，對它進行頌贊謳歌；而沒有產生工業革命的國家，就只有淪為魚肉。
歷史上可以說有三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就是透納經歷的那次。第二次發生在二十世紀初年，大規模生產開始大大地提高工廠的生產力。第三次是電腦發明以後的資訊革命。前兩次工業革命都造成人類社會的巨變，可是第三次工業革命—資訊革命，似乎靜悄悄地發生。它除了讓人類生活更為便利之外，對社會似乎沒有帶來它的兩次前身所帶來的巨大影響。
然而，如果蝴蝶可以形成風暴，資訊革命豈有不動如山之理？資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其實一方面已經透過不斷的政治事件顯現它的威力，另一方面卻也如同海底火山般地蓄勢著，將以另外一種形式表現出來。這就是當前我們所面臨的網路第二版（Web 2.0）。
網路第二版有許多面相，其中之一是社會網路（Social Network）。許多人把社會網路看待成社群，認為是曠男怨女幻想之處。這完全忽略了社會網路無論在社會上與商業上改變結構的作用。在社會結構上，社會網路的發展溶解既有的、僵化的社會體制、超越了有形的社會藩籬。在商業結構上，它將打破長官從屬之間的鴻溝，帶動開放式創新模型，推動集體智慧。
如此看來，網路第二版對台灣或傳統中國社會的影響將是深遠的、甚至是負面的。原因很簡單，中國的社會體系某種程度還在農業時代，例如我們的行政體系就是。而當網路第二版從底層改變社會結構的時候，必然會與有形的農業時代社會結構形成衝突。這將是後資訊革命時代我們所要面對的問題。
提到十九世紀英國繪畫，許多人都會想到透納（J. M. W. Turner）。透納以流動性的浪漫而又神秘的情調，畫出他心中對工業革命的擁抱與疑慮。在一幅著名的畫中，他畫出一艘蒸汽輪船，在風雨交加、雷馳電掣的詭譎天候裡航行。
畫家說，那是一幅紀實畫，畫的是他如何在船首，駕馭著巨輪與狂風巨浪搏鬥。而另外一幅畫裡，流動甚至狂飆的筆觸表現著蒸汽火車的飛馳，旁邊的野兔正與它競逐。
如果印象畫派如雷諾瓦等人，畫出了工業革命之後的歐洲如何享受安逸的都會階級生活；被稱為印象派開山祖的透納，其畫卻表現著工業革命伊始，心靈探索家對新科技造成的時代巨變，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他在當時的新發明—蒸汽輪船上與風雨搏鬥、野兔與蒸汽火車競馳、流動的筆法、晦暗但顯現光明的色調，都是以藝術的隱喻，表現出對新科技的不安心情與期待。
透納一八五一年去世，剛好在那一年，倫敦舉行了大博覽會，將工業革命的成就、和維多利亞時代的驕傲徹底展示出來。透納的關懷沒有錯，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與命運。掌握到工業革命的國家，對它進行頌贊謳歌；而沒有產生工業革命的國家，就只有淪為魚肉。
歷史上可以說有三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就是透納經歷的那次。第二次發生在二十世紀初年，大規模生產開始大大地提高工廠的生產力。第三次是電腦發明以後的資訊革命。前兩次工業革命都造成人類社會的巨變，可是第三次工業革命—資訊革命，似乎靜悄悄地發生。它除了讓人類生活更為便利之外，對社會似乎沒有帶來它的兩次前身所帶來的巨大影響。
然而，如果蝴蝶可以形成風暴，資訊革命豈有不動如山之理？資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其實一方面已經透過不斷的政治事件顯現它的威力，另一方面卻也如同海底火山般地蓄勢著，將以另外一種形式表現出來。這就是當前我們所面臨的網路第二版（Web 2.0）。
網路第二版有許多面相，其中之一是社會網路（Social Network）。許多人把社會網路看待成社群，認為是曠男怨女幻想之處。這完全忽略了社會網路無論在社會上與商業上改變結構的作用。在社會結構上，社會網路的發展溶解既有的、僵化的社會體制、超越了有形的社會藩籬。在商業結構上，它將打破長官從屬之間的鴻溝，帶動開放式創新模型，推動集體智慧。
如此看來，網路第二版對台灣或傳統中國社會的影響將是深遠的、甚至是負面的。原因很簡單，中國的社會體系某種程度還在農業時代，例如我們的行政體系就是。而當網路第二版從底層改變社會結構的時候，必然會與有形的農業時代社會結構形成衝突。這將是後資訊革命時代我們所要面對的問題。
2008年4月21日 星期一
創新從基層開始—看P&G笨象如何奔跑
原載《經濟日報》
許多人以為創新是上行下效的。但P&G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開放式創新卻必須從底層做起，以「海星式組織」做為藍本。
二○○○年來夫禮（A. G. Lafley）上任總裁的時候，P&G營業停滯、股票劇跌。一如滿清末年，用當時英國使節的話，支撐它不倒的就只剩下它的大小。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造成P&G這個全球帝國動彈不得的原因也是它過於臃腫。
二○○○年並不是問題浮現的第一年。之前，P&G的前任總裁一直設法讓公司找回生命力。他所用的方法是大幅提高公司研發支出，企圖讓產品創新帶動公司的成長。這是非常典型的創新思維。要提高競爭力，除了降低成本之外，就是要創新。但是他失敗了。
來夫禮上台之後看到的是研發的另外一面—效率。P&G的研發固然產出許多產品。從這點來看，是有效率的。但新產品不到百分之十五實際轉化成商品，這就出問題了。來夫禮前任的失敗已經證實，在現有的體制之下強化研發，並不是對症下藥。而來夫禮非常明白，P&G是個龐大的國際組織，百年老店。如果改革只是蜻蜓點水，將是毫無效果；但如果改革是連根拔起，那將動搖國本，風險太大。來夫禮的對策就是開放式商業模型。他一方面從公司外部尋求研發創意，結合公司既有的科技，發展新的產品；另一方面則將公司內部發展出來的專利，在網路上銷售。這種做法不僅大為提高專利使用的效率，更重要的是這種雙向作法，抵消了內部研發人員的反彈，並且順利將目標管理帶入研發單位。
造成P&G開放式創新成功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三點。第一，他召集一個團隊，人員分享他的理念，可以和他並肩作戰。其次，他將研發和行銷緊密結合。P&G一向以行銷與品牌管理見長，但來夫禮覺得傳統的行銷方法沒有充分反應市場的變遷，例如，許多大型購物商場開始開發自己的品牌，有些小品牌也立足在利基市場（Niche Market）。他實際地在零售商觀察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了解消費者的實際需求，以此做為創新的藍本。第三，他深刻地了解到P&G的長處。以創新研發而言，P&G固然有很好的成果，但比起學校或研究單位而言，P&G的研發投資與收穫是不成比例的。因此，P&G的比較競爭力應該是替創新產品開發市場、結合創新與其他支援活動，如行銷、生產、品牌、定位等等。他於是著重在這方面，而運用網路上創新交易的平台，取得廣大的創新來源。
為了架構開放式商業模型，P&G協助成立了NineSigma和yet2等網站。在Web 1.0的時代，網際網路扮演資訊中介（Info-intermediary）的角色，但今天更成為創新中介者（Inno-intermediary）。過去我們認為P&G是消費品公司，後來我們才了解，它是品牌公司；而現在我們更知道，藉由開放式商業模型，它成為創新網路的龍頭。
許多人以為創新是上行下效的。但P&G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開放式創新卻必須從底層做起，以「海星式組織」做為藍本。
二○○○年來夫禮（A. G. Lafley）上任總裁的時候，P&G營業停滯、股票劇跌。一如滿清末年，用當時英國使節的話，支撐它不倒的就只剩下它的大小。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造成P&G這個全球帝國動彈不得的原因也是它過於臃腫。
二○○○年並不是問題浮現的第一年。之前，P&G的前任總裁一直設法讓公司找回生命力。他所用的方法是大幅提高公司研發支出，企圖讓產品創新帶動公司的成長。這是非常典型的創新思維。要提高競爭力，除了降低成本之外，就是要創新。但是他失敗了。
來夫禮上台之後看到的是研發的另外一面—效率。P&G的研發固然產出許多產品。從這點來看，是有效率的。但新產品不到百分之十五實際轉化成商品，這就出問題了。來夫禮前任的失敗已經證實，在現有的體制之下強化研發，並不是對症下藥。而來夫禮非常明白，P&G是個龐大的國際組織，百年老店。如果改革只是蜻蜓點水，將是毫無效果；但如果改革是連根拔起，那將動搖國本，風險太大。來夫禮的對策就是開放式商業模型。他一方面從公司外部尋求研發創意，結合公司既有的科技，發展新的產品；另一方面則將公司內部發展出來的專利，在網路上銷售。這種做法不僅大為提高專利使用的效率，更重要的是這種雙向作法，抵消了內部研發人員的反彈，並且順利將目標管理帶入研發單位。
造成P&G開放式創新成功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三點。第一，他召集一個團隊，人員分享他的理念，可以和他並肩作戰。其次，他將研發和行銷緊密結合。P&G一向以行銷與品牌管理見長，但來夫禮覺得傳統的行銷方法沒有充分反應市場的變遷，例如，許多大型購物商場開始開發自己的品牌，有些小品牌也立足在利基市場（Niche Market）。他實際地在零售商觀察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了解消費者的實際需求，以此做為創新的藍本。第三，他深刻地了解到P&G的長處。以創新研發而言，P&G固然有很好的成果，但比起學校或研究單位而言，P&G的研發投資與收穫是不成比例的。因此，P&G的比較競爭力應該是替創新產品開發市場、結合創新與其他支援活動，如行銷、生產、品牌、定位等等。他於是著重在這方面，而運用網路上創新交易的平台，取得廣大的創新來源。
為了架構開放式商業模型，P&G協助成立了NineSigma和yet2等網站。在Web 1.0的時代，網際網路扮演資訊中介（Info-intermediary）的角色，但今天更成為創新中介者（Inno-intermediary）。過去我們認為P&G是消費品公司，後來我們才了解，它是品牌公司；而現在我們更知道，藉由開放式商業模型，它成為創新網路的龍頭。
政治應師法科技上的開放式創新
原載《經濟日報》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寇斯在三○年代就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有公司？這個問題在當時算是著無庸議的，但當網路崛起之後，這卻成為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原因很簡單：網路降低了交易與搜尋成本，跨公司邊界的合作反而形成前所未有的彈性系統。公司之間如果能夠合縱連橫，反而比局限在公司框框裡更能夠因時制宜，掌握商機。
那麼，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問，為什麼要有中央政府？《槍炮、細菌、鋼鐵》的作者戴蒙認為，全世界政治體制的發源都是弱肉強食，結果是財富與權力集中在力量最強大的主體上。但是正如民主可以推翻專制，過去在「實然面」上可以成立的中央政府存在的理由，在「應然面」是不是未必站得住腳呢？我們如果對照寇斯的理論、網路的發展、以及最新開放式創新的崛起，中央政府應該予以弱化，尤其是台灣。
和中國大陸相比，台灣是蕞爾小島，但這小島的政治體制卻因襲著中國自元朝以來的中央集權。先莫說它大小不合，這套行政制度本身的用意是控制地方作亂，而不是效率，是否適應世界的趨勢與變化，大為令人懷疑。
反過來看，在科技上的開放式商業模型，之所以能夠讓 Intel 等公司成就霸業，是在於掌握著「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的道理。也就是說，要能可大可久，必須形成一套機制，自然而然地激發每一參與者的「活水」。政治看似與科技管理無關，但其實其道殊途而同歸。
台灣從行政著眼，是縮小的中國大陸，極為沒有效率。但以大小而言，它卻也可以看成是香港及新加坡的組合。如此一看，效率與法制兩相宜。但如果台灣想要擷取港星兩地之長，就必須放棄中央集權、採取開放式商業模型，讓各個地方發展適合自己的行政體制與政策，甚至地方可以採行股份制。
至於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改變成開放式模型，是不是改變太大？其實，開放式創新的用意正就是避免保守抗拒，達成最大改革功效。Proctor & Gamble 就經歷過這樣的轉變。P&G是個極端保守的公司，它的人事制度大概是少見地僵硬，一切升遷全部由基層開始。了解到公司必須轉變，但也知道變法的危險性，二○○○年新上任的總裁來夫禮（A. G. Lafley）採取開放式創新，終於讓P&G再度成為歷史舞台上的主角。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寇斯在三○年代就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有公司？這個問題在當時算是著無庸議的，但當網路崛起之後，這卻成為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原因很簡單：網路降低了交易與搜尋成本，跨公司邊界的合作反而形成前所未有的彈性系統。公司之間如果能夠合縱連橫，反而比局限在公司框框裡更能夠因時制宜，掌握商機。
那麼，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問，為什麼要有中央政府？《槍炮、細菌、鋼鐵》的作者戴蒙認為，全世界政治體制的發源都是弱肉強食，結果是財富與權力集中在力量最強大的主體上。但是正如民主可以推翻專制，過去在「實然面」上可以成立的中央政府存在的理由，在「應然面」是不是未必站得住腳呢？我們如果對照寇斯的理論、網路的發展、以及最新開放式創新的崛起，中央政府應該予以弱化，尤其是台灣。
和中國大陸相比，台灣是蕞爾小島，但這小島的政治體制卻因襲著中國自元朝以來的中央集權。先莫說它大小不合，這套行政制度本身的用意是控制地方作亂，而不是效率，是否適應世界的趨勢與變化，大為令人懷疑。
反過來看，在科技上的開放式商業模型，之所以能夠讓 Intel 等公司成就霸業，是在於掌握著「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的道理。也就是說，要能可大可久，必須形成一套機制，自然而然地激發每一參與者的「活水」。政治看似與科技管理無關，但其實其道殊途而同歸。
台灣從行政著眼，是縮小的中國大陸，極為沒有效率。但以大小而言，它卻也可以看成是香港及新加坡的組合。如此一看，效率與法制兩相宜。但如果台灣想要擷取港星兩地之長，就必須放棄中央集權、採取開放式商業模型，讓各個地方發展適合自己的行政體制與政策，甚至地方可以採行股份制。
至於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改變成開放式模型，是不是改變太大？其實，開放式創新的用意正就是避免保守抗拒，達成最大改革功效。Proctor & Gamble 就經歷過這樣的轉變。P&G是個極端保守的公司，它的人事制度大概是少見地僵硬，一切升遷全部由基層開始。了解到公司必須轉變，但也知道變法的危險性，二○○○年新上任的總裁來夫禮（A. G. Lafley）採取開放式創新，終於讓P&G再度成為歷史舞台上的主角。
桃園航空城與台灣企管碩士
原載《經濟日報》
稍微有經濟頭腦的人都可以在第一時間認識到桃園航空城的潛力。但是朱立倫卻在立法院碰上了釘子。反對的意見主要來自其他地方民意代表，認為中央為什麼要獨厚桃園。
朱立倫在立法院受阻，表面上是地方之間的排擠，但追本溯源，其實問題來自中央集權。台灣的中央政府無所不管，這造成地方沒有活力、撥款者無法了解用款地方實際的需求、地方政府成功與否端賴是否在中央有關係，而不見得是能力、撥款程序造成資源浪費與效率缺乏，甚至形成舞弊。由於一切經費都由中央撥發，該撥給誰、該撥多少，都是地方爭執的焦點。想要分餅者都會想，如果中央為了國家利益而補助桃園，那麼其他縣市是否應該得到同等的待遇呢？桃園航空城案或許可以因為國民黨的全執政而通過，但全執政並不是合理而長遠的機制。即使通過，類似的爭執源源不斷，將導致不休止的內耗，領導權威掃地。
台灣的管理學院處境和桃園航空城如出一轍，這兩者所面臨的阻礙都來自同一回事—將會斷送台灣前途的中央集權。從一開始，管理學院就已經註定它當前的困境。我們都知道，台灣各個大學是以系為單位的，學院只是空殼子。不知那一任教育部長定下這個規制之後，數十年如一。然而，管理學院訓練的是未來的企業家，企業家最基本的功力是全面思考、通識通才。這樣的教育，非得由全學院主導不可。歐美國家管理學院的經營方式，全是如此。這是最明顯的中央集權的禍害之一—中央要求各單位遵照同一個模子，但卻抹殺了它們的特殊性。
如果從預算的角度看，管理學院的問題根本就是航空城的教育版。許多人以為，教育是要花大錢的。其實未必。歐美管理學院教授薪資大約是台灣兩三倍以上，但它所創造出來的利益，不可限量。以不算頂尖、但也十分優秀、而且是學費較低廉的公立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MBA而言，學費一年三萬八美金，一年全職學生五百人。換言之，該校靠全職學生的收入一年是一千九百萬美金。這還不算另外每年四百八十名半職學生，以及其他建教合作方面的收入。柏克萊收取如此高的學費，有人說它是學店嗎？沒有。而這些錢都入了管理學院的私房嗎？當然不是。管理學院賺錢，全校共霑利益。
但今天的制度是所有學院擺在中央控制之下，經費一切由中央統籌，各學院不得掌握機會發展實力、然後以較具有競爭力的薪資聘雇新人、或提昇硬體設備，形成良性循環。而各個學院在積重已久的中央集權思維、與假平等的概念之下，普遍的想法卻一如台灣的各個縣市：不是桃園可以為其特色尋找實現價值的窗口，自己為什麼不可以效尤；而是桃園憑什麼享受特殊待遇，向中央要錢，我們為什麼不可？
不過對比比桃園航空城更為鮮明的是，管理學院發展自身的特色、建立如同歐美的國際化MBA課程，幾乎是零固定投資、高報酬的事，完全不需中央補助，所需要的只是中央的放權。但在今天中央控制之下，不要說管理學院的角色根本無法發揮，甚至如上簡單的道理，也是理說無門、抗爭無用。甚至一頂道德帽子一扣，尋求地方分權成了罪惡。
上一波的國際化，台灣失去機會，而大陸的管理學院掌握了。幾所大學的教授出走大陸、中歐管理學院可以在國外設分院，就是它們國際化成功的證據。而今兩岸開放在即，以台灣管理學院的師資，絕對可以推向國際舞台，至少招收大陸學生。此刻無論是管理學院還是航空城，面對機會，正可大顯身手，但如果中央的掣肘仍在，我們將再度錯失機會。
稍微有經濟頭腦的人都可以在第一時間認識到桃園航空城的潛力。但是朱立倫卻在立法院碰上了釘子。反對的意見主要來自其他地方民意代表，認為中央為什麼要獨厚桃園。
朱立倫在立法院受阻，表面上是地方之間的排擠，但追本溯源，其實問題來自中央集權。台灣的中央政府無所不管，這造成地方沒有活力、撥款者無法了解用款地方實際的需求、地方政府成功與否端賴是否在中央有關係，而不見得是能力、撥款程序造成資源浪費與效率缺乏，甚至形成舞弊。由於一切經費都由中央撥發，該撥給誰、該撥多少，都是地方爭執的焦點。想要分餅者都會想，如果中央為了國家利益而補助桃園，那麼其他縣市是否應該得到同等的待遇呢？桃園航空城案或許可以因為國民黨的全執政而通過，但全執政並不是合理而長遠的機制。即使通過，類似的爭執源源不斷，將導致不休止的內耗，領導權威掃地。
台灣的管理學院處境和桃園航空城如出一轍，這兩者所面臨的阻礙都來自同一回事—將會斷送台灣前途的中央集權。從一開始，管理學院就已經註定它當前的困境。我們都知道，台灣各個大學是以系為單位的，學院只是空殼子。不知那一任教育部長定下這個規制之後，數十年如一。然而，管理學院訓練的是未來的企業家，企業家最基本的功力是全面思考、通識通才。這樣的教育，非得由全學院主導不可。歐美國家管理學院的經營方式，全是如此。這是最明顯的中央集權的禍害之一—中央要求各單位遵照同一個模子，但卻抹殺了它們的特殊性。
如果從預算的角度看，管理學院的問題根本就是航空城的教育版。許多人以為，教育是要花大錢的。其實未必。歐美管理學院教授薪資大約是台灣兩三倍以上，但它所創造出來的利益，不可限量。以不算頂尖、但也十分優秀、而且是學費較低廉的公立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MBA而言，學費一年三萬八美金，一年全職學生五百人。換言之，該校靠全職學生的收入一年是一千九百萬美金。這還不算另外每年四百八十名半職學生，以及其他建教合作方面的收入。柏克萊收取如此高的學費，有人說它是學店嗎？沒有。而這些錢都入了管理學院的私房嗎？當然不是。管理學院賺錢，全校共霑利益。
但今天的制度是所有學院擺在中央控制之下，經費一切由中央統籌，各學院不得掌握機會發展實力、然後以較具有競爭力的薪資聘雇新人、或提昇硬體設備，形成良性循環。而各個學院在積重已久的中央集權思維、與假平等的概念之下，普遍的想法卻一如台灣的各個縣市：不是桃園可以為其特色尋找實現價值的窗口，自己為什麼不可以效尤；而是桃園憑什麼享受特殊待遇，向中央要錢，我們為什麼不可？
不過對比比桃園航空城更為鮮明的是，管理學院發展自身的特色、建立如同歐美的國際化MBA課程，幾乎是零固定投資、高報酬的事，完全不需中央補助，所需要的只是中央的放權。但在今天中央控制之下，不要說管理學院的角色根本無法發揮，甚至如上簡單的道理，也是理說無門、抗爭無用。甚至一頂道德帽子一扣，尋求地方分權成了罪惡。
上一波的國際化，台灣失去機會，而大陸的管理學院掌握了。幾所大學的教授出走大陸、中歐管理學院可以在國外設分院，就是它們國際化成功的證據。而今兩岸開放在即，以台灣管理學院的師資，絕對可以推向國際舞台，至少招收大陸學生。此刻無論是管理學院還是航空城，面對機會，正可大顯身手，但如果中央的掣肘仍在，我們將再度錯失機會。
開放式商業模型不等於產學合作
原載《經濟日報》
去年十月《開放式商業模型》與《開放式創新》二書的作者 Henry Chesbrough 來台，企業界於是廣泛討論「開放」。有些人開始類比，看台灣那些企業稱得上「開放」，並進一步將台灣廣泛實行的建教合作與開放式商業模型劃上等號、甚至以為上下游廠商的聯繫也成了開放式商業模型的一種執行方式。
如果這樣的類比是對的，那麼 Chesbrough 也不需要大費周章，以兩本書的篇幅大力提倡這個概念了。開放式商業模型是個全新的概念。台灣過去沒有，現在恐怕也未必有。
開放式商業模型的精髓在於提供創新的源泉。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產學合作多麼地火熱、跨公司的結盟如何地蓬勃，如果缺乏了這個因素，都是在舊有的商業模型裡打轉。
什麼是「提供創新的源泉」？我們都承認，創新是當前企業生存的不二法門。但為什麼某些公司可以經常創新，某些公司卻不能？為什麼對某些公司而言，創新是自然而然的事；對另一公司而言，創新卻必須是老闆鞭策的結果？這關鍵點就在於企業是否形成一種創新的文化。企業固然可以有許多方法塑造創新的文化，但開放式商業模型可以說是最根本的方法。
開放式商業模型可以說是一種企業的聯邦民主制度。它將經濟學上「看不見的手」的道理運用在企業之上。eBay 可以說是一個最簡單、最典型的開放式商業模型。他提供一個平台，讓小本生意者成為 eBay 大家庭的一分子。eBay 幾乎不干涉賣方從事什麼生意。於是有點子的人藉由 eBay 實踐自己的創意構想。由此看來，eBay 和賣家雖然沒有公司或結盟的形式，但實際上已經形成「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的共生體。
Intel 提供了另外一種形式的開放創新，可以說是「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許多人以為 Intel 是研發公司，但其實它絕大多數的研發都由大小不等的夥伴完成，他掌握著投資最高的生產線，以及開疆拓土，開發新的、開放式創新的生態環境，例如大連。而 Proctor & Gamble 和 Google 的模式則運用集體協作，讓全世界成為它的研發平台。可以說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私」。
開放式創新為科技公司採用，但它的影響不僅是科技發展。如果類似的觀念運用在一般公司組織、甚至公共行政，那更將是一片遠景。
去年十月《開放式商業模型》與《開放式創新》二書的作者 Henry Chesbrough 來台，企業界於是廣泛討論「開放」。有些人開始類比，看台灣那些企業稱得上「開放」，並進一步將台灣廣泛實行的建教合作與開放式商業模型劃上等號、甚至以為上下游廠商的聯繫也成了開放式商業模型的一種執行方式。
如果這樣的類比是對的，那麼 Chesbrough 也不需要大費周章，以兩本書的篇幅大力提倡這個概念了。開放式商業模型是個全新的概念。台灣過去沒有，現在恐怕也未必有。
開放式商業模型的精髓在於提供創新的源泉。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產學合作多麼地火熱、跨公司的結盟如何地蓬勃，如果缺乏了這個因素，都是在舊有的商業模型裡打轉。
什麼是「提供創新的源泉」？我們都承認，創新是當前企業生存的不二法門。但為什麼某些公司可以經常創新，某些公司卻不能？為什麼對某些公司而言，創新是自然而然的事；對另一公司而言，創新卻必須是老闆鞭策的結果？這關鍵點就在於企業是否形成一種創新的文化。企業固然可以有許多方法塑造創新的文化，但開放式商業模型可以說是最根本的方法。
開放式商業模型可以說是一種企業的聯邦民主制度。它將經濟學上「看不見的手」的道理運用在企業之上。eBay 可以說是一個最簡單、最典型的開放式商業模型。他提供一個平台，讓小本生意者成為 eBay 大家庭的一分子。eBay 幾乎不干涉賣方從事什麼生意。於是有點子的人藉由 eBay 實踐自己的創意構想。由此看來，eBay 和賣家雖然沒有公司或結盟的形式，但實際上已經形成「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的共生體。
Intel 提供了另外一種形式的開放創新，可以說是「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許多人以為 Intel 是研發公司，但其實它絕大多數的研發都由大小不等的夥伴完成，他掌握著投資最高的生產線，以及開疆拓土，開發新的、開放式創新的生態環境，例如大連。而 Proctor & Gamble 和 Google 的模式則運用集體協作，讓全世界成為它的研發平台。可以說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私」。
開放式創新為科技公司採用，但它的影響不僅是科技發展。如果類似的觀念運用在一般公司組織、甚至公共行政，那更將是一片遠景。
誰殺死管理學院？
原載《經濟日報》
有一段時間教育部對於各校新設碩博士班較少管制，以至於碩博士班林立，導致教育投資浪費。現在教育部反其道而行，極端限制教育擴充。然而，我們不得不難過地說，這種政策就算立意甚好，也為時已晚，不但不能收到原先的效果，更讓教育窒息，尤其是管理教育。這完全印證了七十年代末大陸經濟發展的一句話：一收就死，一放就亂。最後治絲愈棼，徒然消耗社會成本、妨礙教育發展。
以管制學費而言，其中一項用意是教育機會均等。但是，第一，學費管制其實剛好排擠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機會。第二， MBA 是專業學程，學費不涉及照顧貧窮學生的問題，應該從教育投資成效來考量，因此學費應該由市場決定。提高學費不僅提高教師素質、也提高學生學習意願。
其次，MBA不管從學生要求與教師上課負擔而言，都遠超過其他學院。但目前的體制之下，所有老師的薪資是一樣的。如果再和歐美國家考慮所得平減之後的薪資相比，國內管理學院的教授所得相對低廉。如果再考慮現在許多學校為了國際化，強迫新教授以英語授課，台灣管理學院吸引人才的競爭力是絕對處於劣勢的。薪資結構因此表面上齊頭平等，但實際極不公平。
MBA有全職，但也有半職，而教育部將半職教育、或只收有經驗者統統稱為「專班」，認定是一種延伸教育。但對商學院而言，卻沒有任何歧視。反而，當前以研究取向的碩士班或許可以訓練研究人才，但卻和產業需求無關。美國有許多著名大學提供全職的 MBA，但有更多是半職，甚至著名大學絕大多數也提供半職學習的機會。有些學校因為位居都市，選擇半職，但依然保持高品質；有些學校雖然也算是一二流大學，但自知全職的競爭力比不上知名大學，就全心發展半職。這完全由學校根據自己的特色來做決定，才可以讓資源有效配置。
以台灣的環境而言，我們不要說和歐美相比，即使和鄰近國家的管理學院相比，都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因此應該以吸引當地學生為起跑點，提供半職的 MBA。但如今教育部是嚴格限定專班的擴編，這無異是徹底封殺管理學院正常發展的機會。
如果社會對 MBA 沒有需求，那也就算了，但是問問企業界，我們就知道MBA、尤其是全英語 MBA，是多麼缺乏。教育部以為台灣商業人才訓練過多，但台灣商業教育的供需問題並不是供過於求，而是供需不對口：學校訓練大量的研究人才，但卻沒有一個一流的MBA，訓練可以為企業所用的用世之才。
最後說到國際化。教育部的國際化是以學生數量為評鑒標準，以此鞭策各校。國際化是正確的路，這點應該少有人否認，但國際化或是任何政策，都應該從根本做起。例如，在要求大量招收國際學生的同時，是否考慮有足夠的師資？如果要有足夠的師資，現行的薪資結構是否可以吸引足夠的人才？這些問題環環相扣。對理工學院博士班而言，國際化不是什麼大問題，卻也不具備什麼規模，但對國際化最能夠得到成效的管理學院而言，不從根本著手卻強迫推行，適足害之。
教育部一向以大家長自居，家長有問題也常常陳情教育部，但對大學教育、尤其是管理教育而言，解決問題的方法恰恰是讓教育部不要多管。原因非常簡單：管理學院必須適應全球的變化，因此保持彈性、與時俱進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有一段時間教育部對於各校新設碩博士班較少管制，以至於碩博士班林立，導致教育投資浪費。現在教育部反其道而行，極端限制教育擴充。然而，我們不得不難過地說，這種政策就算立意甚好，也為時已晚，不但不能收到原先的效果，更讓教育窒息，尤其是管理教育。這完全印證了七十年代末大陸經濟發展的一句話：一收就死，一放就亂。最後治絲愈棼，徒然消耗社會成本、妨礙教育發展。
以管制學費而言，其中一項用意是教育機會均等。但是，第一，學費管制其實剛好排擠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機會。第二， MBA 是專業學程，學費不涉及照顧貧窮學生的問題，應該從教育投資成效來考量，因此學費應該由市場決定。提高學費不僅提高教師素質、也提高學生學習意願。
其次，MBA不管從學生要求與教師上課負擔而言，都遠超過其他學院。但目前的體制之下，所有老師的薪資是一樣的。如果再和歐美國家考慮所得平減之後的薪資相比，國內管理學院的教授所得相對低廉。如果再考慮現在許多學校為了國際化，強迫新教授以英語授課，台灣管理學院吸引人才的競爭力是絕對處於劣勢的。薪資結構因此表面上齊頭平等，但實際極不公平。
MBA有全職，但也有半職，而教育部將半職教育、或只收有經驗者統統稱為「專班」，認定是一種延伸教育。但對商學院而言，卻沒有任何歧視。反而，當前以研究取向的碩士班或許可以訓練研究人才，但卻和產業需求無關。美國有許多著名大學提供全職的 MBA，但有更多是半職，甚至著名大學絕大多數也提供半職學習的機會。有些學校因為位居都市，選擇半職，但依然保持高品質；有些學校雖然也算是一二流大學，但自知全職的競爭力比不上知名大學，就全心發展半職。這完全由學校根據自己的特色來做決定，才可以讓資源有效配置。
以台灣的環境而言，我們不要說和歐美相比，即使和鄰近國家的管理學院相比，都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因此應該以吸引當地學生為起跑點，提供半職的 MBA。但如今教育部是嚴格限定專班的擴編，這無異是徹底封殺管理學院正常發展的機會。
如果社會對 MBA 沒有需求，那也就算了，但是問問企業界，我們就知道MBA、尤其是全英語 MBA，是多麼缺乏。教育部以為台灣商業人才訓練過多，但台灣商業教育的供需問題並不是供過於求，而是供需不對口：學校訓練大量的研究人才，但卻沒有一個一流的MBA，訓練可以為企業所用的用世之才。
最後說到國際化。教育部的國際化是以學生數量為評鑒標準，以此鞭策各校。國際化是正確的路，這點應該少有人否認，但國際化或是任何政策，都應該從根本做起。例如，在要求大量招收國際學生的同時，是否考慮有足夠的師資？如果要有足夠的師資，現行的薪資結構是否可以吸引足夠的人才？這些問題環環相扣。對理工學院博士班而言，國際化不是什麼大問題，卻也不具備什麼規模，但對國際化最能夠得到成效的管理學院而言，不從根本著手卻強迫推行，適足害之。
教育部一向以大家長自居，家長有問題也常常陳情教育部，但對大學教育、尤其是管理教育而言，解決問題的方法恰恰是讓教育部不要多管。原因非常簡單：管理學院必須適應全球的變化，因此保持彈性、與時俱進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何必要有教育部？
原載《經濟日報》
新內閣的人事佈局是最近新聞關注的焦點，而其中又以教育部長人選倍受矚目。
但我們想深一層地問，是不是每個部會都有存在的必要？有些部會的權力無處不在，是否反而是件壞事？有的，這就是教育部。
台灣的教育部採取的是極端的中央集權，這衍生出許多問題。其中兩個已經是全民共睹，就是部長負面的行事作風徹底影響到所有的教育層級；而教育部的一個錯誤政策，全民將共同承受二十年以上。至於教育行政效率低落與教育品質無法提昇，更不遑多論。而裁撤教育部或弱化它的職權，正可以解決當前台灣教育的死結。
台灣的行政制度基本上承襲元朝，目的在防止地方自主。而被統治的人民也習慣如此皇帝高高在上的威權管理。雖然在政治意識上，這種威權心態已經開始變化，但行政體制卻並沒有多大改變。所以總括而言，這種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本身就是以刻意降低行政效率為代價，避免地方作亂，以維持中央控管。有些部會實行中央集權的方式比地方分權來得有效，也就不論，例如國防。但教育卻不同，各國經驗已經證明，分權式比中央集權有效。
美國是實行分權式教育行政體制的代表，而美國的教育水準無可否認是全球屬一屬二的。伴隨著全球化、民主制度的普及、資訊科技的發展、甚至 WTO，美國式的分權體系愈來愈受各國採用，如德國、智利、巴西等。對於這些分權式教育國家，教育部不僅不是教育的「大家長」，而且只是消極的支援服務單位。
以美國而言，聯邦政府教育部的存在意義是協助地方教育行政機關、和彌補市場機制無法有效運作的功能。這些包括對特定主題的研究獎勵、學生獎助學金、補助落後地區經費等。除此之外，美國的教育經費、行政、權力完全屬於地方政府。
這種地方分權式的教育行政體制，好處非常明顯：多元化、高效率、高品質。每個州根據自己的人文與地理特性，發展有利於自身的教育與研究內涵。聯邦教育部不僅沒有以大家長自居，而且堅持一個理念，就是中央政府無論如何是不可能比地方政府更了解地方所需 。由中央統籌，規定各個學校的發展方向、控制所有經費撥款，已經在各種文獻中證明，是絕對沒有地方分權有效的。這種理念，世界銀行 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都予以認同。
因為分權化，美國的教育形成各式各樣良好的特色。如各州發展自己的教育內涵與制度，人民因此有多樣的選擇。私立學校自由發揮，品質通常凌駕公立學校之上。教育制度享有充分彈性，錯誤很快就可以糾正。各州推行自己的教育實驗，失敗只影響到一州，但成功的經驗卻可以為全國學習。由於權力來源與家長接近，家長對教育的參與相對較高。教育部不插手學校評鑒，讓教育服務業得以蓬勃發展 。經費分配權力下放，學校有較大的自主權，不必仰人鼻息。而最重要的，就是美國的教育品質不斷提昇，這點無人可以否認。所有支持中央集權的看法、對地方分權的疑慮，絕大多數沒有發生。就以私校為例，教育部控制私校的理由之一就是維持其教育品質，但實際的經驗證明，私校在美國的品質遠超過公立學校。至於地方分權導致天下大亂、諸侯割據、道德崩解，更從來沒發生過。
適應國際潮流的教育分權化是最容易的改革方法。目前台灣教育人口眾多、學校林立，教育部在管理上已經治絲愈棼了，因此現在不做、未來也不得不做。教改失敗與首長作風，讓人民感受到教育問題的嚴重性，這不僅是教育部長由誰來當的問題，而是體制問題。新政府可以趁民心對教育思變，進行根本性的改革，才可能釜底抽薪，奠定長久大計。
新內閣的人事佈局是最近新聞關注的焦點，而其中又以教育部長人選倍受矚目。
但我們想深一層地問，是不是每個部會都有存在的必要？有些部會的權力無處不在，是否反而是件壞事？有的，這就是教育部。
台灣的教育部採取的是極端的中央集權，這衍生出許多問題。其中兩個已經是全民共睹，就是部長負面的行事作風徹底影響到所有的教育層級；而教育部的一個錯誤政策，全民將共同承受二十年以上。至於教育行政效率低落與教育品質無法提昇，更不遑多論。而裁撤教育部或弱化它的職權，正可以解決當前台灣教育的死結。
台灣的行政制度基本上承襲元朝，目的在防止地方自主。而被統治的人民也習慣如此皇帝高高在上的威權管理。雖然在政治意識上，這種威權心態已經開始變化，但行政體制卻並沒有多大改變。所以總括而言，這種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本身就是以刻意降低行政效率為代價，避免地方作亂，以維持中央控管。有些部會實行中央集權的方式比地方分權來得有效，也就不論，例如國防。但教育卻不同，各國經驗已經證明，分權式比中央集權有效。
美國是實行分權式教育行政體制的代表，而美國的教育水準無可否認是全球屬一屬二的。伴隨著全球化、民主制度的普及、資訊科技的發展、甚至 WTO，美國式的分權體系愈來愈受各國採用，如德國、智利、巴西等。對於這些分權式教育國家，教育部不僅不是教育的「大家長」，而且只是消極的支援服務單位。
以美國而言，聯邦政府教育部的存在意義是協助地方教育行政機關、和彌補市場機制無法有效運作的功能。這些包括對特定主題的研究獎勵、學生獎助學金、補助落後地區經費等。除此之外，美國的教育經費、行政、權力完全屬於地方政府。
這種地方分權式的教育行政體制，好處非常明顯：多元化、高效率、高品質。每個州根據自己的人文與地理特性，發展有利於自身的教育與研究內涵。聯邦教育部不僅沒有以大家長自居，而且堅持一個理念，就是中央政府無論如何是不可能比地方政府更了解地方所需 。由中央統籌，規定各個學校的發展方向、控制所有經費撥款，已經在各種文獻中證明，是絕對沒有地方分權有效的。這種理念，世界銀行 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都予以認同。
因為分權化，美國的教育形成各式各樣良好的特色。如各州發展自己的教育內涵與制度，人民因此有多樣的選擇。私立學校自由發揮，品質通常凌駕公立學校之上。教育制度享有充分彈性，錯誤很快就可以糾正。各州推行自己的教育實驗，失敗只影響到一州，但成功的經驗卻可以為全國學習。由於權力來源與家長接近，家長對教育的參與相對較高。教育部不插手學校評鑒，讓教育服務業得以蓬勃發展 。經費分配權力下放，學校有較大的自主權，不必仰人鼻息。而最重要的，就是美國的教育品質不斷提昇，這點無人可以否認。所有支持中央集權的看法、對地方分權的疑慮，絕大多數沒有發生。就以私校為例，教育部控制私校的理由之一就是維持其教育品質，但實際的經驗證明，私校在美國的品質遠超過公立學校。至於地方分權導致天下大亂、諸侯割據、道德崩解，更從來沒發生過。
適應國際潮流的教育分權化是最容易的改革方法。目前台灣教育人口眾多、學校林立，教育部在管理上已經治絲愈棼了，因此現在不做、未來也不得不做。教改失敗與首長作風，讓人民感受到教育問題的嚴重性，這不僅是教育部長由誰來當的問題，而是體制問題。新政府可以趁民心對教育思變，進行根本性的改革，才可能釜底抽薪，奠定長久大計。
活化科技產業在於文化—以愛爾蘭為例
原載《經濟日報》
台灣不管從地理位置與歷史發展，和愛爾蘭都有許多類似之處。
愛爾蘭在二三十年狹隘的民粹主義統治結束之後，經濟突然突飛猛進。根據二○○七年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世界實錄（The World Factbook）的統計，愛爾蘭的平均國民所得列居世界第九，超越美國、冰島、丹麥等傳統上我們認為富裕的國家。愛爾蘭的成功因素之一是科技產業，但是什麼讓它高速發展呢﹖有人認為是國外直接投資優惠政策、廉價勞工等傳統的科技政策手段。但這些看法都忽略了一個愛爾蘭和其他國家大為不同的地方—文化創意。
愛爾蘭吸引了許多其他國籍的科技人才與外來投資。投資看的是投資環境，例如勞工成本與技能。但科技人才移民，看的就不是這些，而是基本人性的訴求—居住環境。從都市化與生活機能而言，愛爾蘭和其他歐盟國家相比，並不具有優勢，但是愛爾蘭卻以文化創意為本，體驗經濟為綱，創造了特殊的生活環境，以吸引人才。
上一代的人工作是為了賺錢、讓生活更好。但這一代人卻非常不一樣。這一代人注重的是生活，而且不見得是生活的寬裕，而是心靈的豐富、新的生活體驗。很有趣地，這些新世代族群，往往又以資訊科技者比例最高。這是商業作家、《維基經濟學》一書的作者泰普史考特在《N世代：主導21世紀數位生活的新新族群》所特別強調的。
愛爾蘭就是看到了這一層，因此他們在規劃以科技產業為主導的經濟復甦計劃時，融入了文化創意因素。愛爾蘭網路協會舉出了該國成為歐美資訊橋樑的幾個原因：
第一，人民喜歡溝通。愛爾蘭有著數百、甚至數千年滄桑的移民史，但卻又有著牢固的家庭觀念，因此跨國界的溝通成了民族性的一部分。第二，喜歡著書立說。愛爾蘭產生了四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第三，擁有創造性的品牌，如 U2、Riverdance、Guinness 等。第四，喜歡訴訟，所以保護智財意識濃厚。
這些因素在中國人條塊切割的思維下，和科技一點關係都沒有，但卻是愛爾蘭特別標榜的科技成功關鍵因素。
愛爾蘭所創造的科技基本面，不是像台灣這樣的科學園區，而以網路協會的話說，是智慧基礎結構，Intellectual Infrastructure。換言之，這是一套吸引高科技人才的整體規劃，而不只是提供高科技產業所需要的勞動力與硬體設施。對愛爾蘭而言，科技的進步導致的不只是產值上量的增加而已，而是社會整體的變化，這的確也是現代科技發展的趨勢。台灣不能不注意。
台灣不管從地理位置與歷史發展，和愛爾蘭都有許多類似之處。
愛爾蘭在二三十年狹隘的民粹主義統治結束之後，經濟突然突飛猛進。根據二○○七年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世界實錄（The World Factbook）的統計，愛爾蘭的平均國民所得列居世界第九，超越美國、冰島、丹麥等傳統上我們認為富裕的國家。愛爾蘭的成功因素之一是科技產業，但是什麼讓它高速發展呢﹖有人認為是國外直接投資優惠政策、廉價勞工等傳統的科技政策手段。但這些看法都忽略了一個愛爾蘭和其他國家大為不同的地方—文化創意。
愛爾蘭吸引了許多其他國籍的科技人才與外來投資。投資看的是投資環境，例如勞工成本與技能。但科技人才移民，看的就不是這些，而是基本人性的訴求—居住環境。從都市化與生活機能而言，愛爾蘭和其他歐盟國家相比，並不具有優勢，但是愛爾蘭卻以文化創意為本，體驗經濟為綱，創造了特殊的生活環境，以吸引人才。
上一代的人工作是為了賺錢、讓生活更好。但這一代人卻非常不一樣。這一代人注重的是生活，而且不見得是生活的寬裕，而是心靈的豐富、新的生活體驗。很有趣地，這些新世代族群，往往又以資訊科技者比例最高。這是商業作家、《維基經濟學》一書的作者泰普史考特在《N世代：主導21世紀數位生活的新新族群》所特別強調的。
愛爾蘭就是看到了這一層，因此他們在規劃以科技產業為主導的經濟復甦計劃時，融入了文化創意因素。愛爾蘭網路協會舉出了該國成為歐美資訊橋樑的幾個原因：
第一，人民喜歡溝通。愛爾蘭有著數百、甚至數千年滄桑的移民史，但卻又有著牢固的家庭觀念，因此跨國界的溝通成了民族性的一部分。第二，喜歡著書立說。愛爾蘭產生了四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第三，擁有創造性的品牌，如 U2、Riverdance、Guinness 等。第四，喜歡訴訟，所以保護智財意識濃厚。
這些因素在中國人條塊切割的思維下，和科技一點關係都沒有，但卻是愛爾蘭特別標榜的科技成功關鍵因素。
愛爾蘭所創造的科技基本面，不是像台灣這樣的科學園區，而以網路協會的話說，是智慧基礎結構，Intellectual Infrastructure。換言之，這是一套吸引高科技人才的整體規劃，而不只是提供高科技產業所需要的勞動力與硬體設施。對愛爾蘭而言，科技的進步導致的不只是產值上量的增加而已，而是社會整體的變化，這的確也是現代科技發展的趨勢。台灣不能不注意。
2008年1月2日 星期三
葛林斯潘與開放式商業模型
原載《數位時代》第一六三期。
美國歷來的聯準會主席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大概是最不吝於表達意見的一位，他也因此遭到不少非議。然而，作為美國任期最久的聯準會主席、同時維持了美國最長的經濟繁榮，他的自傳「我們的新世界」無疑是經濟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那麼葛老的書和開放商業模型有什麼關聯呢﹖葛老的中心思想就是開放，只是他的書講的是總體經濟的開放，而商業模型是微觀經濟上的開放。
葛老的書最精采的地方之一是九一一事件。許多人非常懷疑美國是否可以在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復興。事實證明，恐怖攻擊只是美國經濟的一次意外修正，不久，它又恢復了經濟的榮景。那麼是什麼力量讓美國迅速復興呢﹖葛老歸之於美國經濟的彈性，而彈性的基礎就在於美國是個開放經濟：政府的管制儘可能地減少，民間企業的活力儘可能地釋放。靠著沒有阻礙的民間活力，經濟可以自然調整。
其實葛老說的道理並不新鮮，兩百年前就已經有人提出了，只是這兩百年來，大家半信半疑，直到葛老維持了美國十多年的經濟榮景，世界也隨之繁榮，這番道理才在歐美以及亞洲、拉丁美洲國家得到普遍認同。（大概只有台灣除外。）它就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他認為，個體的自利行為會導致群體的利益。而當這兩者互利，經濟體系才能持續，甚至茁壯。如此美好的結局是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傑作。它其實就是自由市場、價格機制。
亞當斯密認為，要讓「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政府愈小愈好。政府的管制只會治絲愈棼；管制即使解決了某個問題，但絕對會衍生另外一個甚至更嚴重的問題。就算不會馬上衍生問題，但造成政府的膨脹，無異是豢養了一隻巨獸，未來不無反噬人民的可能。自由經濟可能會導致資本累積，但在權力擴張的政府與龐大的資本家之間，人民漸漸願意選擇後者。
所以說「看不見的手」就是無為而無不為的藝術，就像老子說的，治大國若烹小鮮。政府架構經濟體系，維持自由市場機制，充分讓價格機制主導經濟行為。除此之外，政府不應當擴充其規模。如此，經濟的自由運作自然產生內在規律，達到國民經濟的最佳境界。
兩百多年前的「看不見的手」為何到今天才比較獲得知識分子或經濟學家的共識，原因當然是因為它證明有效；而它之所以有效，和世界經濟漸成一體，經濟規模迅速擴張不無關係。當市場邊境超越國家邊境，國家經濟根本是全球經濟的一部分時，個別政府的干預根本無效。政府干預無效，但看不見的手遵循自然主義與市場機制、價格機能，卻可以不受規模限制地發揮無遠弗屆的作用。
我們以上說的是葛老的經濟觀，而此經濟觀的核心—看不見的手也正是開放商業模型的根本真諦。當市場愈形擴大，組織管理與其巨細靡遺，不如架構出參與模式，在集體的目標—利潤的指引下，參與者形成一個有機網路。而各個參與者的利己行為讓模型內所有的參與者皆逢其利，這一套商業模型就可以運行不悖了。
我們在之前提到的英代爾就是開放商業模型最明顯的代表。除此之外，維基百科以及Napster也代表了另外一種形式的參與架構。英代爾的參與架構是B2B，它是整個商業模型的龍頭。由於B2B比較複雜，英代爾的角色也就比較積極。但如果是C2C的參與架構如維基百科或是Napster，他們的角色就相對消極了。維基百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確保大眾的參與是有效率而且沒有摩擦的。
Web 2.0的鼓吹者之一布里克林（Dan Bricklin）在他的著作平民聚寶盆（The Cornucopia of the Commons）裡提到，Napster的成功就在於創造了一個自動的機制，使得影音作品的下載者在為作品編輯的同時，也將他的編輯結果分享給所有的使用者。維基百科與Napster展現的就是開放商業模型的自利利他。我們可以說，開放商業模型的精髓是在微觀經濟上的一隻看不見的手。而參與架構也正是歐來利（Tim O'Reilly ）認定的Web 2.0特徵之一。
看不見的手獲得共識的原因是當前經濟規模的擴張。這同樣也是開放商業模型成功的原因。我們可以想像，如果企業聯合的方式是採取控管，或是傳統的垂直整合，那是沒什麼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的。也就是說，隨著組織成員愈多、市場愈來愈大，管理會愈來愈沒效率。但是正如看不見的手在總體經濟的作用，開放商業模型沒有這個問題。相反的，開放商業模型正適合全球化、市場規模的擴大。維基百科的不斷擴張、Google的邊際效用不遞減反而遞增，都是很好的例子。他們靠的不是整合或控管，而是「烹小鮮」的門道—看不見的手。
美國歷來的聯準會主席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大概是最不吝於表達意見的一位，他也因此遭到不少非議。然而，作為美國任期最久的聯準會主席、同時維持了美國最長的經濟繁榮，他的自傳「我們的新世界」無疑是經濟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那麼葛老的書和開放商業模型有什麼關聯呢﹖葛老的中心思想就是開放，只是他的書講的是總體經濟的開放，而商業模型是微觀經濟上的開放。
葛老的書最精采的地方之一是九一一事件。許多人非常懷疑美國是否可以在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復興。事實證明，恐怖攻擊只是美國經濟的一次意外修正，不久，它又恢復了經濟的榮景。那麼是什麼力量讓美國迅速復興呢﹖葛老歸之於美國經濟的彈性，而彈性的基礎就在於美國是個開放經濟：政府的管制儘可能地減少，民間企業的活力儘可能地釋放。靠著沒有阻礙的民間活力，經濟可以自然調整。
其實葛老說的道理並不新鮮，兩百年前就已經有人提出了，只是這兩百年來，大家半信半疑，直到葛老維持了美國十多年的經濟榮景，世界也隨之繁榮，這番道理才在歐美以及亞洲、拉丁美洲國家得到普遍認同。（大概只有台灣除外。）它就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他認為，個體的自利行為會導致群體的利益。而當這兩者互利，經濟體系才能持續，甚至茁壯。如此美好的結局是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傑作。它其實就是自由市場、價格機制。
亞當斯密認為，要讓「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政府愈小愈好。政府的管制只會治絲愈棼；管制即使解決了某個問題，但絕對會衍生另外一個甚至更嚴重的問題。就算不會馬上衍生問題，但造成政府的膨脹，無異是豢養了一隻巨獸，未來不無反噬人民的可能。自由經濟可能會導致資本累積，但在權力擴張的政府與龐大的資本家之間，人民漸漸願意選擇後者。
所以說「看不見的手」就是無為而無不為的藝術，就像老子說的，治大國若烹小鮮。政府架構經濟體系，維持自由市場機制，充分讓價格機制主導經濟行為。除此之外，政府不應當擴充其規模。如此，經濟的自由運作自然產生內在規律，達到國民經濟的最佳境界。
兩百多年前的「看不見的手」為何到今天才比較獲得知識分子或經濟學家的共識，原因當然是因為它證明有效；而它之所以有效，和世界經濟漸成一體，經濟規模迅速擴張不無關係。當市場邊境超越國家邊境，國家經濟根本是全球經濟的一部分時，個別政府的干預根本無效。政府干預無效，但看不見的手遵循自然主義與市場機制、價格機能，卻可以不受規模限制地發揮無遠弗屆的作用。
我們以上說的是葛老的經濟觀，而此經濟觀的核心—看不見的手也正是開放商業模型的根本真諦。當市場愈形擴大，組織管理與其巨細靡遺，不如架構出參與模式，在集體的目標—利潤的指引下，參與者形成一個有機網路。而各個參與者的利己行為讓模型內所有的參與者皆逢其利，這一套商業模型就可以運行不悖了。
我們在之前提到的英代爾就是開放商業模型最明顯的代表。除此之外，維基百科以及Napster也代表了另外一種形式的參與架構。英代爾的參與架構是B2B，它是整個商業模型的龍頭。由於B2B比較複雜，英代爾的角色也就比較積極。但如果是C2C的參與架構如維基百科或是Napster，他們的角色就相對消極了。維基百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確保大眾的參與是有效率而且沒有摩擦的。
Web 2.0的鼓吹者之一布里克林（Dan Bricklin）在他的著作平民聚寶盆（The Cornucopia of the Commons）裡提到，Napster的成功就在於創造了一個自動的機制，使得影音作品的下載者在為作品編輯的同時，也將他的編輯結果分享給所有的使用者。維基百科與Napster展現的就是開放商業模型的自利利他。我們可以說，開放商業模型的精髓是在微觀經濟上的一隻看不見的手。而參與架構也正是歐來利（Tim O'Reilly ）認定的Web 2.0特徵之一。
看不見的手獲得共識的原因是當前經濟規模的擴張。這同樣也是開放商業模型成功的原因。我們可以想像，如果企業聯合的方式是採取控管，或是傳統的垂直整合，那是沒什麼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的。也就是說，隨著組織成員愈多、市場愈來愈大，管理會愈來愈沒效率。但是正如看不見的手在總體經濟的作用，開放商業模型沒有這個問題。相反的，開放商業模型正適合全球化、市場規模的擴大。維基百科的不斷擴張、Google的邊際效用不遞減反而遞增，都是很好的例子。他們靠的不是整合或控管，而是「烹小鮮」的門道—看不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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