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還是中華帝國

中華民國實行全民選舉多年了。然而，許多人已經了解到，選舉並不等於民主。我們的民主與美國成熟的民主最大的區別，就是美國民主是奠基於民治（by the people）與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而我們的民主是在選皇帝。成熟的民主不讓任何一方的權力淩駕他方（故曰制衡）；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而不是管理人民的（故曰民治）。但我們的民主卻對總統沒有任何約束力；他所領導的「政府」是條巨獸、吞噬人民，而不是人民的僕從。

而這兩種民主的差別就可以反映在「政府」這個字上。當美國人説到「政府」（government）二字，指的是美國的國會。而我們認為的政府，例如說馬政府，英文字是Administration，也就是辦事單位，甚至連行政（execution）、管理（management）單位都談不上，因為無論是行政還是管理二字，都隱含權力在握。所以，無論是歐巴馬辦事單位（Obama Administration，再次強調，此Administration一字，我們錯誤地翻譯為政府）、小布希辦事單位、還是克林頓辦事單位，都顯示美國人從思維上就認定他們是為人民服務的、而不是「主管機關」。

美國人在government與administration二字上錙銖必較，不是耍嘴皮子而已。從美國革命開始，中央政府或聯邦的組成就是十三州心不甘情不願的結果。所以華盛頓組織大陸軍，受到十三州層層的節制，與油畫上展現的英雄氣概完全顛倒。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紐約戰敗之後，華盛頓幾乎被大陸議會褫奪軍權。而且因為所有士兵都是招募而來，而非強迫入伍，所以合約到期，就紛紛求去，導致軍心渙散、甚至無兵可用。十三州的代表們聚會，沒有所謂的齊心協力，而往往是僵持不下。最後所簽訂憲法，完全是各方妥協的結果，所以才會有弗蘭克林的一段著名的話：「我同意這部憲法，因為我並不期待有更好的，也因為我無法確定它不會是最好的。」在簽訂憲法之前給制憲大會的信中，他表示沒有其他的大會可以制定更好的憲法，因為它聚集了各方的智慧，並也同時聚集了「各方人士所有的偏見、激情、錯誤的想法、地方的利益、自私的觀點」。
從這歷史的簡介可以了解，美國建國伊始，不僅建立的是民主政體，更重要的是以民為治、各方制衡。那麼這樣的體制與創新有什麽關聯呢？非常簡單，就是任何人都能夠發揮自我，而這樣的權利不會因為任何因素而減損。這些因素包括：認為國會素質不好，就實行菁英政治；認為地方無法反映國家利益，就將地方權力交與中央。
反觀中華民國，一切背道而馳。我們透過選舉，將權力交給了總統，而總統不需要為人民或是國會負任何責任。我們的「最高主管機關」掌握一切人事、財政、會計之權。而我們的人民習慣於被管，所以一旦聽到所謂政策鬆綁，就喜出望外。殊不知這個Administration不僅根本就沒有「綁」的權力，而且就算是「最高主管機關」有心鬆綁，只要權力結構不變，鬆綁永遠是水中撈月。
這裡所描述的乖離可以一個實例做説明：我們的高等教育在全世界是出名的補貼管制。然而，教育部官網就有份充滿創新改革的文件（http://www.edu.tw/files/list/B0068/940708.doc），論述學費自由化的必要。論者不識，可能還以爲是私人的意見，蓄意使用與教育部類似的網址。其實，教育部近來（或長久以來）一直推動改革，但爲什麼推行不力？教育部也一直強調教授薪資沒有上限，但爲什麼一直是虛設而無實作？如果我們看到了美國真正的民主制度，答案再簡單不過了。第一，當「辦事單位」成為主管機關，在半吊子的民主制度之下，改革必然投鼠忌器，成為父子騎驢。當前調漲學費所導致的風風雨雨不就是明證？第二，既然上頭有「主管機關」，那麼「底下」誰敢先行試點？所以一旦改革創新之政策出爐，觀望居多。但如果涉及政治正不正確，那麼一定捨我其誰。例如《個資法》上路，連得獎名單都以Ｘ代替名字就是。這樣的「乖離」事實上在中華民國各個行業處處可見，教育體系不過一例。
所以，改革如牛步、改革胎死腹中，根本的原因都是我們並沒有把總統府當成辦事單位，還一直停留在所謂的「爾食爾祿，民脂民膏」、「為人民服務」等等八股的道德教條。「爾食爾祿，民脂民膏」、「為人民服務」根本是廢話。重點不是看政權更替如同換湯不換藥的走馬秀；而是真正讓人民當家、讓所謂的政府成為人民腳下的僕從。問題不是鬆綁，而應該是不綁。
上行下效，臺灣的政府是無法創新、無法適應變局的恐龍，而企業也跟著模仿這套體制、或不得不配合這套體制，以至於臺灣只能成為大恐龍帶著小恐龍而空談創新的侏羅紀公園。
 

再論創新的瓶頸

首先，許多企業執著於當前的創新需求，忽略了潛在的創新機會。最好的例子就是雲端計算。雲端計算蔚為風潮，許多企業希望能夠藉由雲端發展新的應用模式。然而，創新的根本精神其實剛好相反：它有時需要天馬行空、需要不著邊際。它不能受限於既有的政策、科技、環境、資源，而往往卻是要這些配合它。例如蘋果電腦公司的iPhone以及Bang & Olufsen的所有產品，都是技術部門配合創新想法。正如約翰•坦普頓（John Templeton）所說：「一個國家的財富不能依靠自然資源，而必須依靠人們心中的想法與觀念。」

 其次，創新有時需要的是瘋狂，但我們的文化卻往往視狂想為離經叛道、為洪水猛獸。我們來看歷史上有名的創新工程：美第奇家族創造的文藝復興。這個家族供養的藝術家幾乎總有不少是「瘋子」：布魯內斯基（Brunelleschi）、多那太羅（Donatello）、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都有許多瘋狂的行為。例如布魯內斯基個性古怪，幾乎沒有朋友。多那太羅的大衛像，明白地是歌頌同性戀。達芬奇甚至盜墓，為了了解人體肌肉。米開朗基羅認為自己是被陷害才負責西斯丁教堂（Sistine Chapel）的壁畫，怕得他可以幾天幾夜都在梯子上作畫。如果當時美第奇家族還搞什麼「有德無才」、「才德兼備」等意識型態，人類文明恐怕將落後幾百年。 

第三。許多企業領袖往往抱怨員工沒有創新能力。他們忘記了，創新能力是要被激發的、而不是被抱怨出來的。臺灣從上到下的管理模式都是父權式的：從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到一些公司視人才為投入成本而非資產，都反映一些組織幾乎沒有所謂的現代管理，而只有權術管制。「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夫子的話，醍醐灌頂，但對許多公司而言，充其量不過束之高閣。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與波麗•拉芭赫（Polly LaBarre）寫了一本書叫做《Mavericks at Work》，認爲當代創新公司就是要提供一個充滿朝氣的公司文化，以激發員工的創新能力。Mavericks一字原是德克薩斯政客與牧場主人山姆•馬佛列克（Sam Maverick）的姓。馬佛列克管理牧場的方式與眾不同。他不給牛隻打烙印，也不用柵欄圈圍，所以牛隻可以自由成長。所以Mavericks一字就指豪放不羈的人才。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創新就是要創造這樣一個充滿容忍與放縱的環境。作者甚至認爲，「如果想要革新企業、為企業注入新的生命，那就不要雇用該行業的從業人員。」他也說，「最有效的領導者，同時也是最飢渴的學習者。他們非常懂得如何從與自己興趣、背景、經驗無關的人身上學習。」所以，要搞創新，公司就不能是辦公之處，而是可以豪放不羈的生活園地。所創造的不是產品，而是價值。員工不再是生産成本而是資產。
第三，只獎勵成功，不知失敗也需要獎勵。許多公司了解創新的重要，紛紛鼓勵創新。但是創新必然伴隨風險與失敗。當前的政治文化對於失敗是沒有容忍度的，連帶企業也是如此。《Weird Ideas That Work》一書認爲，創造力的加強，在於獎勵成功與失敗，而處罰無所作爲。IDEO的凱利（David Kelley）也說：「失敗是我們公司文化的一部分。我們把它稱爲啓發式的試誤（enlightened trial and error）。」老羅斯福總統就說：「任何決策會有三種結果：最佳是做對事。次佳是做錯事。最差勁的是沒做事。」
第四，過分強調是否有前例可循。正如《Mavericks at Work》的另外一個觀點：「預測未來最好的方式就是創造未來」。我們國家什麼都強調「前例」，這用另外一種語言來說，就是我們壓根兒不要創新，因爲創新就是要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
第五，注重收斂而忽略分歧。我們的文化強調萬眾一心、有志一同。這些也是與創新背道而馳的。創新的第一步應該是「撒種」——讓概念紛陳、讓百花齊放。下一步才是收斂概念、一致行動。
第六，教育訓練出了問題。教育學家爾文•巴比特（Irwin Babbit）有句話：「任何事可以稱得上教育的，其目的都是在培養學生博覽群書與反躬自省的習性。並教他們在照本宣科之外，還能夠運用意志力、想像力、推理力，從碧落黃泉之涯，找到一以貫之、生生不息的真理。」但是今天的員工訓練，要嘛就是教導員工政府法規、配合政府政策；要嘛就是學習新技能。這些都是與創新或是創意無關的。
 

資訊管理為社會除魅

少有人可以否認，韋伯（Max Weber）是近代最偉大的社會學家之一。他一系列關於宗教社會學的作品，主要是在解答一個問題：西方社會的特徵為何﹖為什麼這些特徵造就了西方社會的進步﹖一九○四年起，韋伯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的論文。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是「除魅」（Disenchantment）。 韋伯認為，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之後，西方新經濟和社會體系的形成，來自於基督新教所成就的新動力。這動力簡單地說，就是社會的宗教性日形低落，人類社會從過去以宗教儀式為中心、以遠不可及的教皇神諭為依歸、以家庭傳統為載體，轉變為以世俗價值和法律為指導、以日常生活為凝聚，而背後的推手，就是反對羅馬教會的基督新教。除魅的過程並沒有中央指導，它是一個無計劃、無協調的群眾行動，但它的成果卻是資本主義以利潤為中心的理性行為。 

韋伯的論述和資訊管理有什麼關聯呢﹖簡單說，如果歷史是對的：社會的變遷總是涉及背後新的動力。那麼當前社會經濟的轉型演進，背後的動力就是資訊管理與科技，而最新發展出來的Web 2.0扮演著值得關注的角色。他們是如何成為社會變遷源源不斷的活水，又是如何除魅的呢﹖

社會的演變一定牽涉普效性，也就是說，地區性的力量消退，全球性的力量提昇，民眾找到了超越地區的價值，接著也等於找到了新的自我，於是新的社會意識形成，最後新的社會意識造就了新的經濟秩序。基督新教帶動資本主義的過程就是如此。羅馬教會背離世俗的價值，於是民眾揚棄教皇對聖經獨佔的解釋。新教對聖經做了新的詮釋，新的宗教倫理形成，而它推動了資本主義。資訊管理固然不是宗教，但它的社會影響和效用卻又與此模式相符。

我們比較在Web 1.0和2.0影響之下的Y世代和前代，有幾樣明顯的不同。新世代中心價值的來源再也不限於、甚至不是家庭或學校。中國社會裡，這兩樣一直是維繫傳統道德的載體，但Y世代卻可以在不同的情境場合裡找到不同的價值，甚至可以選擇他們想要信仰的價值。當價值形成的參考架構全球化、多樣化，家庭或學校的功能角色也不得不隨之改變。以學校而言，至少「傳道、授業、解惑」中的傳道，將不能只是傳統價值的傳遞者或守護者，而必須和全球的擺動共振。如果不能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價值衝突勢必難免。

過去的價值傳統多少具有地域性，但無遠弗屆的資訊科技只會讓價值體系更為互動，封閉價值更無可能。這點在以巨群協作（Mass Collaboration）為主軸的Web 2.0是更為明顯的。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Web 2.0、或歷來不斷的資訊科技發展，其意義不僅是科技的進步，也是思想和社會結構的演進。科技的創新同時也是社會的創新、改變了社會的基礎結構。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們看到Web 2.0的時候，不能只看到琳琅滿目的blog發揮每個人的個性，更重要的是它正潛移默化地改變了社會。從前期所述的X公司個案，我們也可以了解，資訊科技、尤其是Web 2.0也改變了企業精神。管理大師海默（Gary Hamel）最近的新書強調創新來自企業基層，也就是這個道理。

比較起來，中國社會、尤其是學校體系受到Web 2.0的影響將比西方更為劇烈，因為西方的大學系統早就已經完成了「除魅」的工程。西方社會價值的演變始終不斷，隨著時代調整的彈性機制早已形成，因此新資訊科技的來臨對價值系統造成的影響，對西方大學教育的衝擊不大。而我們的大學系統，相反地，是社會最靜態的環境之一。她適應價值的演變尚無可能，遑論成為價值的載體。

但這並不是說西方大學不斷揚棄原始的價值、不斷地隨波逐流。以哈佛大學來說，一六三九年創校時原本是神學院，但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轉變為一現代研究大學。這並不表示哈佛大學從此沒有價值系統做為學校的精神支柱。相反地，哈佛大學的價值系統進行了創造性的轉化，以海納百川的方式，不但繼續其核心價值，更使之愈形豐富。過去，哈佛校訓「Veritas」是道德的、神學的，但今天更是在潛移默化之中成為研究的精神根本。

換句話說，資訊管理的重要性不僅是讓我們的生活更好，更重要的是它為社會除魅的意義。在價值不斷演變的過程中，一個社會如何能夠調和新舊價值，使得社會人心得價值演進之利，而免於其害，是當前資訊科技發展的一個重要的、但卻始終被我們這個社會所忽略的議題。

 

你我都可以成為銀行家

台灣緊繃僵化的法規及其教育對創造力的漠視，是台灣發展終究得面臨的瓶頸。網路發展多年，但除了地圖日記等比較屬於年輕人的社群活動之外，台灣似乎並沒有創造出可以引領世界的商業模型。 然而，西方世界卻從有了網路開始，商業模型創新就從來沒有斷過。網路第二版的崛起，讓新的商業模型更加蓬勃。Prosper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它超越了網路第二版社群的概念。 

什麼是Prosper？簡單說，就是運用網路的遍在性（Ubiquity），讓你我都可以成為銀行家。

大家都熟悉eBay，但可能並不清楚什麼是e-Loan。e-Loan是一九九七年成立的一家網路借貸銀行。透過它，借方可以不必經過實體銀行的中間剝削、廣告騙術、或繁瑣的程序，從網路上借錢。e-Loan的創始人拉森（Chris Larsen）看到eBay的商業模型，也了解到網路第二版的影響力，在台灣人甚至連e-Loan的經營方式都聞所未聞、更別提法律鬆綁的時候，創立了新型態的借貸銀行Prosper。

Prosper簡單的操作和eBay一樣，只是交易的標的由實物成為金錢。想借入的人將需要的數額以及願意支付的最高利息在網上登出。想貸出的人則競標。例如，借方希望借十萬元，最高利息15%。此時有一個貸款者願意貸出三萬元，他願意得到13%的利息。在這樣的情形下，交易可以進行，貸方貸出三萬，而得到利息15%。

但假設借方信譽良好，得到許多人的慷慨相助，例如有三個人願意貸款，各出五萬，索求的利息分別是12%、11%、10%。那麼願意出11%和10%的人就可以承接此一貸款，而其他人則失標。

相信讀者一定會有個問題，如何保證借貸的信用。這個問題一樣可以問eBay，但eBay卻可以克服這個難題。同樣地，Prosper也有方法。運用方法，Prosper的倒帳率目前為止只有4%，和信用卡差不多。

Propser首先調查借款者的信用，並分為AA、A、B，直到HR等級。最高的三個等級倒帳風險在1.8%以上。Prosper並且接受借方授權，讓貸方調閱借方的信用報告，貸方可以據以衡量風險。

Prosper另外一個預防倒帳的方法是集體借款。這一招和尤努斯的微型貸款如出一轍。尤努斯的農村銀行（Grameen Bank）貸款時要求一群人作為擔保，如果借款者不還錢，整組人都不能再借。Prosper 將這套金字塔底層的方法運用在美國，一樣有效。不僅如此，擔保群組長的工作甚至成為另一樁利潤管道。

此外，Prosper也運用其他傳統方法避免倒帳風險，例如慎重篩選借款者、要求借款者公佈個人信用資料等。貸款者也可以將錢分散貸出，以分散風險。

如果倒帳真的發生，Prosper先尋求集體擔保組長，接著請求討債公司協助。如果一切方法都無效，就向信用調查單位報告，借款者未來將有可能無法再借到款。

Prosper 目前累積的交易量大約是一億三千萬美元，估計在二○一七年可達九十億。這些數字和實體銀行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但是它的成長潛力卻不可小覷。尤其我們看多了網路商店如何打敗實體商店，Prosper未來肯定會是實體銀行的強勁對手。

就如同Napster發展出Peer-to-Peer音樂分享，Prosper的借貸原則也是P2P。換言之，Prosper就是運用了網路第二版的概念，在銀行業創造出新的商業模型，讓每個人都可以不需透過金融機構，直接參與借貸。這個新的商業模型可以做到實體銀行無法做到的事。第一，它讓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銀行家，甚至是創投家。無論是銀行還是創投家，在過去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扮演的角色，但現在不一樣了。你可以自己根據信用報告作風險評估，依據創業企劃案做出投資決定。

在銀根緊縮的時代，P2P借貸提供另類貸款管道。當前不管美國還是台灣，向銀行借款簡直如同蜀道難。銀行如此的過度反應，只是讓資金流通減緩，其間接效果說不定是經濟衰退。P2P借貸正好填補了這個缺口。

它在金融業開創了前所未有的長尾效應。許多借貸並不是因為信用問題而無法交易，而是傳統銀行沒有能力評估投資風險。例如網路新興事業，即使到了今天，銀行對於貸款給網路公司還是畏首畏尾。但網路上P2P借貸，卻極有可能具備更好的能力評估新興事業的風險。凡此種種，空前地擴大了借貸交易。

它也讓農村銀行的經營模式透過網路普及。孟加拉的尤努斯因為其微型貸款經營得體，實質地照顧到了當地的貧民，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如今透過網路，P2P貸款不僅加強了銀行經營的流通性，也讓微型貸款的方式可以照顧到散落在各地需要金錢的人們。事實上，Prosper有一大部分比例是小型貸款，其中不乏傳統家庭代工、慈善事業。從借款面來看，Prosper運用和尤努斯一樣的方法降低倒帳風險；而從貸款面來看，卻有著比尤努斯更為有效的獲得資金的方式。

台灣最近在討論社會企業或企業社會責任，一方面談企業應該為社會盡什麼責任，一方面也強調運用企業經營的方法，有效地盡到社會責任，同時也創造新的商業模型。Prosper最大的意義就在這兒。它以一個新的開放式商業模型，不僅打破傳統銀行的經營方式，更為社會企業點出了一條融資的活路。
 

走出經濟陰霾—創造性破壞與制度改良

一九二九年，世界發生大蕭條。羅斯福提出新政，擴張政府預算，不僅解決了田納西流域的水患，也因為公共支出而刺激了國家消費，使得美國走出了蕭條的陰影。羅斯福成功的經驗，成為世界各國政府爾後參考仿效的對象，而其中最為我們熟知的，就是一九七三年之後石油危機導致世界經濟危機，蔣經國提出的十大建設。 這一次美國信貸所導致的經濟危機，力度也許不如大蕭條，但解救的方式卻更為複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羅斯福的新政是在沒有通貨壓力的情況下生效的。十大建設之前的通貨膨脹雖然有百分之四三之譜，但當時國民經濟屬於低階段，政府支出拉拔的效果比較明顯。而今不僅台灣，即使全球所面臨的問題都是全新的：一方面衰退與通膨同時出現，另一方面過去的解救方案時空不同，人民也因此不信任。 

振興經濟有政府的作用，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但回顧歷史，作用比較大的卻是熊彼得所說的「創造性破壞」。簡單地說，創造性破壞指的是創新做為經濟進步的基礎，而創新的產生往往伴隨著對現行體制的破壞、或傳統的中斷。

八○年代雷根主政，創造了美國的榮景。但經濟的擴張並沒有無限期地延續。到了八○年代末期美國出現信用合作社危機（S&L），七百四十七家信合社倒閉，房地產萎縮。不過到了九○年代中，資訊科技、尤其是網路發展，帶動世界經濟的前航。葛林斯潘在二○○○年的時候認為，九○年代標誌著顯著的生產力進步，而其原因在於資訊科技的創新改變了經濟結構。但到了今天，次貸危機證實，資訊科技也無法讓經濟持續繁榮。

這段歷史、還有包括第一次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經濟發展、甚至是公司成長，是一個斷續而非連續的過程，而拯救前次的衰退，靠的都是新價值與新科技的出現。這種揚棄舊有體制，而由新思維帶動下一波的飛躍，就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

然而這裡有兩個問題：為什麼科技革命或是價值革命會在某些經濟體發生，卻不在其他經濟體發生﹖就算有了科技進步，什麼樣的條件才可以讓科技發揮改變結構的作用，進而導致大規模的生產力提升﹖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很多，但「制度」絕對是重要的因素。例如，以微觀來看，美國和英國都是在專利權法獲得保障之後，發明才一日千里。以宏觀來看，沒有中產階級的崛起與王權受到限制、沒有自由市場的機制、沒有十三州互相的制衡，讓意識型態的包袱無法困擾新大陸，英國和美國是不可能成為創新的溫床的。而另一方面，當體制活化，科技也能夠發揮比較大的作用。舉例來說，同樣是資訊科技，體制靈活的經濟體就可以將它運用到決策層面，從而改變組織的根本結構、適應新的挑戰。反之，就最多只能把資訊科技擺在改進流程的層次上。同樣是顧客關係管理系統，體制靈活的經濟體就可以用來維繫品牌向心力，反之就最多只能成為分析顧客資料的工具。

因此，制度的良寙與否，決定了「創造性破壞」的平台是否存在。而這平台是不存在於台灣的。從創造性破壞的觀點來看，非常容易解釋—台灣的體制僵化，無法鼓勵創新。也因此，面對當前結構性崩潰的經濟危機，台灣大概真的只有等待國際經濟情況好轉，才能跟著得救。

但政府可以做的是乘機改變國家體質、優化制度。例如，台灣體制僵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央集權。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例子是中央集權國家導致根本的創新活動的。即使有，也終將落入折戟沉沙的命運。因此，是否可以考慮在中央與縣市政府之間另外架設行政單位，譬如是州、郡、甚至是省，並且讓該單位大部分取代現有中央政府職權。對於公務員薪級比敘、外國人才包括大陸移民政策、大學體系尤其是私立學校管理作風等等，都是可以鬆綁調整的。甚至趁現在世界各個公司市值降低，將外匯存底以主權基金的方式在全世界運作，也可考慮。

巴枯寧說，破壞的激情，就是一種創造性的激情。中國人說「不破不立」。當前經濟問題嚴峻，考驗著各個國家或公司制度的良寙以及顯現制度必須更改的迫切性，因為這涉及是否可以提供創造性破壞的溫床、面對危機的復甦能力、以及危機過後成長的動能。我們必須重視。
 

海耶克與維基百科

唐太宗說，取法於上，僅得為中；取法於中，故為其下。牛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登高遠望。在實驗室工作，靠的是志慮忠純；但實驗室的成果要開歷史之先河，必得極高明而致廣大。在管理上，我們強調「戰略制高點」。

了解這個道理，我們對維基百科就更能咀嚼出個中滋味了。

隨著網路科技以及網路第二版科技的發展，以全世界為平台的巨群協作（Mass Collaboration），其發展自然是指日可待。不過，誰才能夠掌握先機呢？自然是那些能夠從大處著眼、縱觀全局的人。維基百科的創始人金波．威爾斯（Jimmy "Jimbo" Wales）就是其中之一。

二○○七年六月，金波接受「理性」（Reason）雜誌訪問時指出，「不了解海耶克，就不了解我的想法。」誰是海耶克？他的思想為什麼對當前網路世界有著深重的影響？

諾貝爾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最重要的貢獻，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分析並且捍衛自由市場。在當時，中央集權主義當道，假資本主義之名，行法西斯之實。以自由平等為口號，導致政府介入、干預個人自由。

在「知識之經世致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一書中，海耶克認為，市場機制使得個人知識能夠在社會中分享流通，甚至協調。如此自動的自我組織功能，促使了社會成員能夠達到各式各樣的目標。例如依靠價格機制，公平買賣得以成真。

推而廣之，維基百科也是運用了海耶克的基本學理。海耶克認為，多數知識是片斷的、是散落各處、不定時發生、而且隨時更新的。既然知識的特性是如此散漫，以中央集權體系來管理，自然捉襟見肘。反過來，分權方式才能夠配合知識的特性，整合知識、傳播知識。有效率地得到知識，做出精確判斷，是資本主義運行的關鍵。因此，以分權為肌理的市場機制才能夠讓資本主義健全發展。

維基百科就是海耶克經濟學理論的實踐。從海耶克的角度來看，市場就是一個讓所有人享受知識的平台，而知識的來源五湖四海，每個人擁有的也是智慧汪洋的海角一隅。而集權政府介入，就破壞了市場機制，無知就取代了知識。

當網路崛起，知識的層面比從前更為廣大，而政府在網路的干預，更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做為以巨群協作為知識來源的維基百科，自然應運而生。

有人問威爾斯，人們貢獻維基百科的動機何在，是不是利他主義。他的回答斬釘截鐵：不是。貢獻知識本身就是賞心樂事，何須利他主義來吹皺一池春水？運動員提供娛樂、甚至凝聚愛國情操，何利他之有？我們到球場上強身健體，需要利他主義策勵嗎？

事實上，威爾斯的另外一句名言，就是「利他主義是邪惡的。」

強調世界大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結果卻是中央集權；堅信利他主義為邪惡，卻造就了維基百科。毛澤東說，歷史的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移轉。如今是否該考慮：歷史的發展，是以人的意志為反轉。

自私無罪，貪婪有理

有一張珍古德（Jane Goodall）接受波拉（Pola）親吻的照片 。珍古德是研究黑猩猩的權威，而波拉是一歲大的黑猩猩。珍古德年輕時氣質照人，如今依舊典雅端莊，畢生卻奉獻給了類人。而小猩猩的可愛自然也不在話下。

不過如果因為照片而認為黑猩猩真的可愛，那就掉入聰明的黑猩猩所設下的美麗陷阱了。黑猩猩的社會恐怖不堪，舉凡強暴、亂倫、殺人、吃人、遺棄，無惡不作，令人髮指。它們的敗跡劣行只為一件事：繁衍自己的、而不是同類的子孫。

而黑猩猩這些駭人聽聞的凶行，許多是抱著黑猩猩的珍古德研究觀察所得。

自從有了露西（Lucy）以來 ，人類演化了三百多萬年。然而，人類的許多行為卻未必完全離開波拉以及它的同類。對黑猩猩的了解，促進了對人類自身的了解。難怪代爾．彼得森（Dale Peterson）寫珍古德傳記，副題就是「重新定義人類的女人」（The "Woman" Who Redefined "Man"） 。

一九七六年，朵肯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主旨是，不僅人類希望多子多孫，基因若不自私，也將遭到天誅地滅。該書還根據數學模型，證明利他行為也出於自私，因為利他提高了基因繁衍後代的機率。

朵肯斯「利他源於利己」的科學實證，後來在科普作家瑞德里「德性的起源」一書反覆論述；他藉由進化論告訴大家，德性其來有自，是人類個體生存的依據，而個體的生存全然出於自私。

翻開人類歷史，不也就和黑猩猩一般，是一部為了私利的「相斫書」嗎？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似乎三皇五帝盡是聖人天下。不過考古發現卻告訴我們完全相反的實情：殷人不僅淫亂，而且殘忍。而周因於殷，秦漢隋唐因之，歷久彌新，只是技巧進步、外加遊戲規則與權力鬥爭而已。至於西方歷史，只要看到龐貝古城的壁畫如何穢亂春宮，就知「西方的月亮比中國圓」了 。

科學家研究這些社會宗教與進化議題，帶給我們什麼啟示？是這些人狂妄自大、褻瀆神靈、妖言惑眾、離經叛道嗎？如果是，那麼我們寧願不要科學。科學、尤其是進化論的價值，在於帶給人類對未來的省思。我們要思索的是，如果萬物不是道生所說的皆有佛性，而是皆有私心，那麼怎樣做，才可以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呢？

其實答案就在珍古德的照片裡。黑猩猩社會的殘酷，是珍古德的研究成果之一，但這絲毫不影響她對黑猩猩的感情。為什麼？因為尊重動物做為動物本來的面目、尊重人做為人本來的面目，就是尊重物性與人性，而這自然也包括人性的自私與貪婪。

管理就是如此。當組織因為害怕員工跳槽、不忠心，而吝於給予他們自我提升的機會；當國家機器認為人民公僕就應該遵奉「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而不能給予適當的激勵；當我們一味指責年輕人缺乏當初我們有的進取精神，而忽略了更根本的社會資源日趨匱乏與不正義的問題，我們卻是在否定基本人性、訴諸空洞的道德要求、走向人性的反面。結果將是管理的非人性化，導致競爭力的衰敗。

葛林斯潘說，經濟學是人性的科學，因為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就是人性的自私。但經濟學卻指出，善用人性的陰暗面，反而能彰顯人的善性、創造社會幸福。

也許我們的老祖宗所說的，「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並不是要為後代子孫扣上一道道德緊箍咒；而是指點出，只有符合人性、肯定自私的管理原則，才能真正興盛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