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發明當中的印刷術就是一個顯例。中國的印刷術源遠流長，但是從來沒有形成一個產業，但古騰堡發明的印刷術卻促成了美洲大發現以及宗教改革。後者可以説是歐洲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此外火藥的命運也類似印刷術：中國的火藥固然讓朱元璋成功打敗蒙古人，但也一樣沒有形成產業。
這兩項發明在中國沒能形成產業有個共同的致命點，就是沒能造成關鍵突破。印刷術的關鍵突破是印刷模板的複製，而火藥的關鍵突破則是槍支的精確度。這兩項在中國都闕如。那又是爲什麽沒能突破呢？
我們知道，需要為發明之母。如果一個社會對於創新沒有需求，那麽創新自然沒有理由無端產生。中國正是這樣的社會。中國社會是穩定的農業社會，這個社會生存的首要目標是穩定，而不是發展。政府首要的目標是滿足大多數人既有的需要，而不是創造需要。這樣的社會自然不會將創新擺在第一要務。
但是中國歷史上也不是沒有超越發明層次的創新（四大發明是發明，而不是創新）。宋朝的汝窯就是最好的例子。二〇一二年四月四日蘇富比的春季交易會上，一件名為「北宋汝窯天青釉葵花洗」的瓷器作品是眾多買家與新聞界的焦點。蘇富比自行估價，它的價值應該在六千萬到八千萬港元之間。出乎意外地，它最終以兩億港元成交。 全世界僅存的汝窯瓷不出七十件。她成色雨過天青，質地晶瑩剔透；文人雅士觀之，想像到「雨過天青雲破處」；收藏家觀之，則感受到清漣濯出，不脫流俗的價值。
既然汝窯如此珍貴，後人為什麼不複製？理由十分簡單：無法複製。我們僅僅知道，汝窯瓷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矽），也知道因為燒成的溫度不同、胚胎與釉的密度與承受壓力的不同，導致變紋與變色，成為汝窯瓷的特色。除此之外，便一無所知。那麽爲什麽從宋朝盛世之後，汝窯的技術就失傳了呢？這也是一個社會需求的問題。汝窯的需求來自於帝王公卿，並不是民間自發性的需求。中國民間的需求依然不出小農經濟。也就是說，只要需求不是自下而上，就算是有著短暫的創新，不消多時也會灰飛煙滅。
為了遠大的理想，無論是宗教改革、發現新航線、還是僅僅是為了累積財富、分散風險（例如股份制），西方的需求都有著民間力量作為支撐。所以創新得到重視、知識獲得發揚。反觀中國，「穩定壓倒一切」、「皇權壓倒一切」，創新與知識根本就是緣木求魚。甚至在文化的本質上，充滿了反智。例如《莊子•天下》就說：「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顧炎武也說：「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創新與機變幾乎是同義語。將「變」冠上負面的價值判斷，這樣的社會怎麽可能形成創新。所以黃仁宇在他的《萬曆十五年》也說：「我們的司法制度極爲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爲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在這種具體情況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書》的教導，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餘數自己的私心，尊重別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濟。」
《世說新語》當中就有司馬睿問年輕的司馬紹「太陽遠還是長安遠」的故事。這個故事也有她的現代版本：外太空看似遙遠，但神舟五號已經登天、天宫一號也與神舟九號對接。所以其實不遠。長安表面上不遠，但「舉目不見長安」。創新亦復如是：政策定調好像就可以上手，但沒有社會基礎，比登天還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