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dot com 時代，有些顧問公司提出「新經濟」的主張，認為在資訊科技的驅動下，經濟將持續向上。商業周刊的主編 Steven Shepard 以及 MIT 的布來約夫森（Erik Brynjolfsson）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提倡者。在當時，這種說法甚囂塵上，甚至無人可逆。諾貝爾經濟學獎梭羅（Robert Solow）、克魯曼（Paul Krugman）、史第格利茲（Joseph Eugene Stiglitz），以及摩根史坦利的羅奇（Stephen Roach）等人的反對意見，就遭人棄如蔽屣了。
不過風水輪流轉。時至今日，大概很少人繼續相信「新經濟」了。金融海嘯造成金融界人心惶惶。而伴隨而來的科技界冰河時期，更讓人不知大地何時回春。
科技界冰河來臨，固然有國際金融的因素，但歸根結底，也還是有人才的供需問題。這就不得不提到台灣人才教育市場化了。
在台灣，資訊管理是第一大系，理工人才也年復一年增加。美國在 dot com 的高峰期，資訊管理也是最熱門的科系。以加州州立大學為例，從原本乏人問津，暴增到一年兩百個學生。然而，到了二○○五年，人數只剩下五分之一左右。許多知名大學，包括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原本在 dot com 時代興致勃勃地規劃技術管理碩士，Techno MBA，預計至少可以有個兩百人入學，到今天，這些學程都成了子虛烏有。
這極端的演變反映了兩點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第一，在美國，資訊管理或類似的學門，其實早就隨著科技泡沫的破滅而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但正當美國的入學人數以及學程存廢依據市場需求而淡入淡出，台灣卻大張旗鼓，義無反顧地擴增資管及相關科系。從金融風暴的今天看來，這其實是舉全國之力，在滿足美國因為擴張信用以及外包而造成的假性需求。
第二，美國任何科系的學生人數是每年在變的。可以從個位數到兩百人，然後再回到二十人。以上述資管為例，這雲霄飛車般的變化前後不過十年。這表示，美國學生是在進入大學之後才開始選擇科系。學生選擇科系固然有自己理想上的堅持，但大多數確實也是根據個人對就業市場的調查，完全出於現實的考量。
這種自由選系的方式從學生個人的角度而言，是讓學生在了解大學環境之後、在心智初步成熟之後，能夠做出比較理性的判斷。而從社會的角度而言，就是一個水閥的作用。市場需求大，就依據「選擇的自由」，增加人才供給。反之亦然。如此這般，使得就業市場得到合理的調整。
對個人而言，低學費政策下的大學教育可以說是生活的體驗。但對政府而言，沉重的預算讓政府必須將教育視為嚴肅的投資事業。尤其從計劃開始到實際招生、再等到學生畢業，極有可能的情形是，當初規劃時所面臨的市場需求早已不在，所訓練出來的學生無法趕上國家需求，反而成為待業的青年、或研究所的新兵。
面對高科技界的冰河時期，我們所訓練出來的新血不知將何去何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