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很幸運，他的變法得到秦孝公百分之百的支持。如果沒有秦孝公，商鞅可能在歷史上沒沒無聞。但即使商鞅有著秦孝公的後盾，他還是要面對貴族的反撲與民眾的遲疑。商鞅的變法核心就是消除貴族勢力，所以他要讓貴族沒有反撲，難於上青天。他最多只能繞過貴族，減少貴族反撲所帶來的阻力。
除了貴族勢力以外，老百姓的不信任也是商鞅變法的阻力。秦孝公也深怕民眾的反對。首先，商鞅說服秦孝公要能斬釘截鐵：「做大事時若遲疑不決，就難以功成名就。並且有高人一等辦法的能人，常常不為當世的人所認同；有獨到見解的人，常會被一般人認為很傲慢。愚笨的人不能將事情做成功，有智慧的人在事機尚未萌芽之際就動手準備，所以事半功倍。和一般人商量國家大事只是徒勞無功，但是成功之後，大家都樂於分享成功的果實。所以說有最高德行的人和一般俗人想法不同，成大功的人也不會和一般沒見識的大眾謀劃大事（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所以有智慧的領導者要是有可以強大國家的方法，雖然沒舊法可循，也會去做。若是有利於民的事，也不必一定要遵守傳統禮俗規章。」
不過秦國贊成漸進改革的貴族甘龍卻不這麼認為。甘龍說：「有智慧的人不必變法就能把國家治理好。順著人民的習性去教導他們，不費太多勞力就能成功。依照現有制度和法令去管理，官員們都熟悉政令，而民眾也比較安心。」
商鞅的反駁是：「常人對舊的習俗比較安心，學者常陷溺於他所曾聽聞的知識而不能超越。要這些人做守法的官員還可以，但是沒法和他們談改革現行法治的事。夏、商、周三代用不同禮俗而都稱王，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這五霸用不同的治理方法也都能稱霸。智者創作法律制度，而愚者就受這些法制的管束；賢者更改禮俗儀式，一般人就受此禮俗的約束。」
另一個貴族杜摯接著站出來表示反對。他說：「利益沒有百倍，不應該變法；功效不到十倍，不改變器物。效法古人不會有過錯，遵循現有禮俗不會出偏差。」商鞅說：「治理這國家不止一個方法和道理，只要有利於國家，也不必一定要效法古人。商湯和周武王不遵循古人的陳跡而稱王，夏朝和殷朝不改易禮俗也還是亡國了。反對古老的法律制度不一定錯，而遵循既有禮俗約束的人也不見得好到那裡。」
這場論戰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場影響日後兩千多年的論戰，因為商鞅的變法不僅讓秦國從一個邊陲窮國成為國富民強的大國，從而足以統一全國，也奠定了中國日後基本的政治制度。
從文字上來看，讀者可能會覺得雙方各自有理，但是如果知道當時歷史背景的話，就可以看出商鞅的立場具有決定性的價值。首先，我們都知道所謂的「戰國七雄」，但可能不知道的是同屬七雄的秦國，在戰國初期還是個半蠻夷之邦，與中原諸國的文明程度不可同日而語。歷史學家錢穆就認為，秦國是在秦孝公商鞅之後才加入中原團體。要讓秦國躋身富強之列，變法是唯一途徑。
其次，當時下層社會已經開始變遷，小農經濟逐漸發芽。秦國之外的其他六國或多或少都已經實行改革。貴族逐漸墮落，平民階級反而承繼了春秋貴族的傳統。商鞅的改革是讓新的社會階層有了發展上的制度保障，是讓制度與社會發展能夠有理性地互相結合。
第三，商鞅的改革許多是延續孝公之前的獻公。例如，秦獻公就已經將一些邊關地區劃為郡縣，由中央直接管轄，而不是經過貴族的控制。秦獻公也廢除了殉葬制度，等於是代表文明進步的王權戰勝了守舊的貴族。從這點看，商鞅的價值未必是提出了新的想法，而是如何讓仍然是旁枝末節的變革思想，成為未來制度的主軸。
在得到秦孝公百分百的支持之後，商鞅要做的是如何讓老百姓信任。他所做的就是歷史上出名的「移木立信」的故事：
商鞅預備在秦國進行變法，變法的法令雖然已經準備好了，但是因為怕人民不相信政府這次改革的決心，所以沒有馬上公佈。他派人在國都的南門樹立了一個三丈長的木頭，宣布能將它搬到北門的人，便能得到十兩黃金的賞賜。大家看了都覺得奇怪，認為政府何時曾給百姓提供過這麼好的獎勵，而且政府以往經常說話不算話，這個件事一定有詐，所以沒有人敢去搬這個木頭。於是商鞅再下令說：「能搬此木頭到北門的人，有五十兩黃金的獎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位力氣大的勇士便出來把這木頭搬到北門，商鞅馬上發給他五十兩黃金，表明政府公布的法令一定說到做到，決不欺騙百姓。
有了人民的信任，最後商鞅才正式下達變法的命令，從此之後官方命令一出，人民就十分相信而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