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的事件不禁讓人發現，缺乏有效的陽光法案、財產來源不明罪，台灣的法律體制有極大的漏洞。但這不過反映我國體制問題的一點芽尖而已。陽光法案非得通過不可，通過之後還有太多事要做。
台灣從威權獨裁到民主開放，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上，自然有顯著的意義；然而，若說我們的政治進步碰觸到了民主的核心，從最近的事件就知道，恐怕絕非如此。問題的關鍵在於，讓社會經濟發展順利，需要一套合乎理性的政治體制。台灣的民主化促進了權力的洗盤，但卻不見民主核心價值貫徹在實質的行政體制。相反地，許多事件證明，它反而強化了體制的不合理性。
民主的真諦為何，大概人言人殊，但我們至少可以肯定，選舉絕對不等於民主。此外，一個成熟的民主體制，都有兩個特徵，一是「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二是專業體系，而非關係體系。 台灣民主的弊端就在於，選票成為權力的來源之後，反而弱化了制衡的力量；透過無須代價的權力與金錢，同時強化了關係網，使關係為上、專業為下。這就讓我們的民主制度成為妨礙社會經濟發展的、沒有效率的體制。
我們看歐美的歷史，盧梭認為人生而自由，洛克提出自然權利，表面上看來，民主的發展是人類爭取權利的過程。這是理想層面。實際的情況卻是，成功的民主制度，如美國與英國，甚至日本，都濫觴於上下或上中層社會階級的妥協與牽制。若說今天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在保障每個人的基本人權，不如說它之所以成功，有一大部分是因為架構了一套層層相扣的制衡機制，使得每個人的既得利益無法侵犯到其他人的既得利益，從而為正常的社會經濟發展鋪路。
至於關係網，並非華人獨有，實際是中外皆然，這點我們看甘迺迪家族、布希家族、義大利黑手黨就知道，例子不勝枚舉。而當社會出現漏洞，龐大的關係網能鑽就鑽，將它們的網無限擴大。從甘迺迪家族賣私酒、洛克菲勒家族獨佔石油產業與通路、到現在布希家族的政商結合，沒有一個不是當體制顯現漏洞、或以意識型態駕凌，盡其可能地見縫插針、甚至破壞體制。某個關係網破壞性地發展，一直要到其他集團或階級無法容忍為止，而那個時候也正是新的時代來臨。有人說歐美重視專業不重視關係，從社會發展的觀點來看，是各個關係網發展到了勢均力敵的地步，無法發揮獨佔作用，專業自然勝出。
台灣人民的力量固然改變了威權體制，但如此力量古今中外皆然，都不足以彌補體制改變所造成的權力真空，於是下一個權力掌握者當然見縫插針。法國大革命如此，英國克倫威爾革命如此，中國共產革命如此，一樣是不勝枚舉，台灣民主改革不也如此﹖有人拿當前和過去相比，感慨古今皆然、於今尤烈。其實之所以會烈，主要原因正是轉型末期，權力掌握者自然會焦慮地搶搭最後一班車，開明時代的道德規範起不了作用，加上台灣貌似民主但缺乏制衡、以關係為本的社會政治體制，很難不創造出一齣精采劇本。但這也表示，當一切現形，即使漏洞百出的法律無法制裁，也未必沒有樂觀的契機；原因就在於這個社會發現了體制上的漏洞，加上各個集團和階級不滿利益失衡，於是制衡呼聲與力量出現，社會就有機會進入新的平衡。
我們如果了解民主化過程中的社經發展，就可以明白，絕對的權力固然使人絕對腐化，但這並不只是悲觀的人性敘述，而是有跡可循。既然有跡可循，就有辦法解決。例如，在短程計劃上，制定不溯及既往、非報復性的陽光法案；作法上，與其讓企業自首，不如鼓勵企業連署，公投制定陽光法案與財產來源不明罪。長程的根本之道則是建立一套全方位的制衡機制；例如，行政權力過度膨脹，縮小政府職權與職能著無庸議；總統權力及於司法、檢察、調查，我們至少可以仿效美國，讓前二單位多數首長由民選產生。這樣才是將制衡融入民主選舉之中，而不是像台灣當前，是在濫權與奪權之間震盪，形成獨特的準帝制的民主制度。馬總統寧遭非議，也堅持以行動表示對體制的尊重。倘若能掌握當前時機，創造新的體制，自然更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