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從電視看經濟分析師陶冬先生對台灣前途的預測，他認為台灣無論要成為亞洲營運中心或金融中心的可能性都不大。陶冬先生在實務界有長足的經驗，多次論斷都成為事實，看法自然值得注意。
然而另一方面，約略同時的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簡稱BERI）2008年第二次的「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卻指出台灣的投資環境評比為全球第五，甚至超過前次。這兩種不同的論斷，究竟孰是孰非﹖
從陶先生的觀點來看，台灣何止成不了營運或金融中心，即使討論熱烈的博弈，恐怕都落人之後，不必淌水了。而若有跡象的文化創意，倘若沒有大手筆地經營，將是從零到有的艱苦過程。
然而從台灣民主政治日趨成熟、政策不斷開放的趨勢來看，台灣卻又充滿機會。因此，台灣適合外商投資。
綜合來看這兩個看似矛盾的論斷，表示台灣基本上具備了向上提升的契機，可是如何提升，卻莫衷一是。如果不能向上，自然沒有足夠的理由讓人覺得必須投資台灣。
面對國際的競爭，世界無數國家、城市不斷打造成為金融中心、營運中心、文化創意中心等等，不一而足。這表現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就是國家發展不能和稀泥，而是要能掌握關鍵產業，造成引爆效果。如果陶冬先生所認為的種種中心都不可行，那還有什麼可以成為台灣的關鍵產業呢﹖答案其實可能出乎意料，就是台灣的高等教育。
台灣教育問題重重，但問題是出在台灣畫地自限，政策守舊，教師沒有誘因。以軍事社會主義原則管理尖端知識族群，結果不言可喻。然而，倘若我們對照波特的國家競爭模型，不難發現，台灣的高等教育無論其充沛的人才（Factor Condition）與社會的需求（Home Demand），平均而言，都在亞洲絕對首屈一指。
至於波特模型中的廠商策略、結構、競爭，與相關產業支援兩方面，問題在於政府。如果少了教育部的集權管制與公務單位會計制度的掣肘，學校可以自由發展其國內與國際策略，波特模型的鑽石四角將圓滿具足。
一個「大有為」的中央政府，往往認為鬆綁就代表混亂。這在幼稚的經濟體，如越南、中國大陸或許說得通，但如果是一個民主社會，擁有無限的民間力量，可以發揮制衡作用或起碼提供透明的資訊，這方面是多慮了。
也有人拿台灣與香港的高等教育作比較，認為台灣沒有競爭力。如果我們是看尖端的學術研究，不要說台灣、即使美國平均而言也未必可與香港相埒。但這並不表示台灣以高等教育做為一種產業，其競爭力是比較差的。不管是市場規模與人才數量，台灣當然優先。
台灣的高教產業也會受到大陸與美國的競爭。大陸市場廣大，但受限於體制問題，除了幾個指標性大學之外，以人才資源而言，實非台灣對手。至於美國，如果市場定位與定價模式正確，台灣和美國面對的市場可以分隔。
台灣以出口導向，成功經驗不在話下。但提到吸引外資，就是另外一個層級的問題了。傳統認為教育是國家根本大業；在統治者的心裡，教育是不能不控制的對象。以控制為尚，競爭與國際排名自然是次要考慮。但國與國面臨不進則退的競爭之時，台灣高等教育做為吸引外資、提振經濟的手段，是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