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世界發生大蕭條。羅斯福提出新政，擴張政府預算，不僅解決了田納西流域的水患，也因為公共支出而刺激了國家消費，使得美國走出了蕭條的陰影。羅斯福成功的經驗，成為世界各國政府爾後參考仿效的對象，而其中最為我們熟知的，就是一九七三年之後石油危機導致世界經濟危機，蔣經國提出的十大建設。
這一次美國信貸所導致的經濟危機，力度也許不如大蕭條，但解救的方式卻更為複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羅斯福的新政是在沒有通貨壓力的情況下生效的。十大建設之前的通貨膨脹雖然有百分之四三之譜，但當時國民經濟屬於低階段，政府支出拉拔的效果比較明顯。而今不僅台灣，即使全球所面臨的問題都是全新的：一方面衰退與通膨同時出現，另一方面過去的解救方案時空不同，人民也因此不信任。
振興經濟有政府的作用，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但回顧歷史，作用比較大的卻是熊彼得所說的「創造性破壞」。簡單地說，創造性破壞指的是創新做為經濟進步的基礎，而創新的產生往往伴隨著對現行體制的破壞、或傳統的中斷。
八○年代雷根主政，創造了美國的榮景。但經濟的擴張並沒有無限期地延續。到了八○年代末期美國出現信用合作社危機（S&L），七百四十七家信合社倒閉，房地產萎縮。不過到了九○年代中，資訊科技、尤其是網路發展，帶動世界經濟的前航。葛林斯潘在二○○○年的時候認為，九○年代標誌著顯著的生產力進步，而其原因在於資訊科技的創新改變了經濟結構。但到了今天，次貸危機證實，資訊科技也無法讓經濟持續繁榮。
這段歷史、還有包括第一次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經濟發展、甚至是公司成長，是一個斷續而非連續的過程，而拯救前次的衰退，靠的都是新價值與新科技的出現。這種揚棄舊有體制，而由新思維帶動下一波的飛躍，就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
然而這裡有兩個問題：為什麼科技革命或是價值革命會在某些經濟體發生，卻不在其他經濟體發生﹖就算有了科技進步，什麼樣的條件才可以讓科技發揮改變結構的作用，進而導致大規模的生產力提升﹖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很多，但「制度」絕對是重要的因素。例如，以微觀來看，美國和英國都是在專利權法獲得保障之後，發明才一日千里。以宏觀來看，沒有中產階級的崛起與王權受到限制、沒有自由市場的機制、沒有十三州互相的制衡，讓意識型態的包袱無法困擾新大陸，英國和美國是不可能成為創新的溫床的。而另一方面，當體制活化，科技也能夠發揮比較大的作用。舉例來說，同樣是資訊科技，體制靈活的經濟體就可以將它運用到決策層面，從而改變組織的根本結構、適應新的挑戰。反之，就最多只能把資訊科技擺在改進流程的層次上。同樣是顧客關係管理系統，體制靈活的經濟體就可以用來維繫品牌向心力，反之就最多只能成為分析顧客資料的工具。
因此，制度的良寙與否，決定了「創造性破壞」的平台是否存在。而這平台是不存在於台灣的。從創造性破壞的觀點來看，非常容易解釋—台灣的體制僵化，無法鼓勵創新。也因此，面對當前結構性崩潰的經濟危機，台灣大概真的只有等待國際經濟情況好轉，才能跟著得救。
但政府可以做的是乘機改變國家體質、優化制度。例如，台灣體制僵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央集權。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例子是中央集權國家導致根本的創新活動的。即使有，也終將落入折戟沉沙的命運。因此，是否可以考慮在中央與縣市政府之間另外架設行政單位，譬如是州、郡、甚至是省，並且讓該單位大部分取代現有中央政府職權。對於公務員薪級比敘、外國人才包括大陸移民政策、大學體系尤其是私立學校管理作風等等，都是可以鬆綁調整的。甚至趁現在世界各個公司市值降低，將外匯存底以主權基金的方式在全世界運作，也可考慮。
巴枯寧說，破壞的激情，就是一種創造性的激情。中國人說「不破不立」。當前經濟問題嚴峻，考驗著各個國家或公司制度的良寙以及顯現制度必須更改的迫切性，因為這涉及是否可以提供創造性破壞的溫床、面對危機的復甦能力、以及危機過後成長的動能。我們必須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