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的轉型，學生運動無疑有著關鍵的作用。但台灣有可能會形成新的學生運動，創造另一次政治變革嗎﹖
學生享有社會的同情、容忍，當社會對於學生訴求產生共鳴，學生運動當然比一般社會運動更能夠星火燎原。尤其當政府公權力動搖、投鼠忌器、處事無能，學運更能遍地開花。
然而問題就在於，如果社會的同情或容忍早被濫用、議題沒有共識、社會未必關心、甚至正常政治機制早就在做，學運成事不易。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台灣當前社會並不是沒有激發學運能量的因子，簡單說，一為經濟，二為行政體制。
以經濟而言，隨著國際經濟情勢的惡化不見底，政府無法提出有效的手段，也不能激勵人民信心，社會對政府的無奈自必加重。當前年輕人的出路問題已經浮現，這絕對比集會遊行法更能夠打動學生的心。北京八九民運的實際成因即是如此。
以政治而言，台灣政治體制問題叢生，絕非集遊法簡單一事而已。台灣行政架構是小國但卻極端中央集權，人民對於政府力量無所不在，已經深有所感。二十年前，學生感到在校園內被鉗制；而今校園廣泛地面對社會，學生對政治與社會力量有形與無形的鉗制，絕非無動於衷。
任何運動的成功繫於能量的累積。當政府強勢，加上意識型態的無形緊箍咒、缺乏有效領導、以及左派方式的打壓，即使遍地紅花，學運也難。然而，當這些因子消失，學運的火種自然可以點燃。此時，學運絕對不可能只是單一事件，前次學運將是下次學運的能量累積。而當議題轉向為嚴峻的經濟問題、甚至直接挑戰逐漸為全民認同的政府無能，學運將再創造新一代的政治明星，並非夢想。
反過來看，如果徹底分權，情況將是如何呢﹖試想，如果今天台灣北中南三地集遊法寬鬆不一，各種社會運動的能量，是否會因此沖銷﹖集遊法是否從政治議題還原成行政議題﹖老子哲學、賈誼策論，無疑是當前政治的第一良方。
